龔鵬程:新媒體時代的孔子符號學 (1)

新媒體,泛指利用數字技術,通過互聯網、寬帶局域網、無線通信網、衛星,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提供信息的傳播形態。其特點可概括為:交互性與即時性、海量性與共享性、多媒體與超文本、個性化與社群化。亦即能對大眾同時提供個性化的內容,傳播者和接受者可以對等交流,相互間又可以同時進行個性化交流。

我這篇文章由澳門、臺灣等地的銅像為切入點,說明孔子像這個新時代的文化符號,如何漸漸進入新媒體傳播領域,並討論它所涉及的後殖民情境與媒體化的文化認同問題。

 

一、政治風雲中的符號:澳門銅像及其文藝化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開始占居澳門,但明清政府並沒有喪失澳門的統治權。1846年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do Amaral)被葡國派至澳門擔任總督,強行征稅、撤銷海關行臺、驅逐清政府駐澳官員,並下令修築通往關閘一帶的馬路,遷移華人墳墓,以圖往北擴大地界,情況才產生了變化。

結果,他於1849年8月22日在關閘附近被殺,並割去頭顱和獨臂。澳葡當局立即向廣東政府抗議, 要求緝兇、歸還他的頭臂。接著又派兵進攻關閘,俘獲了三名汛兵,並攻占北山嶺拉塔石炮臺,造成武力擴界事實。此後, 雙方就暗殺案的歸責、亞馬留頭臂的歸還和三名汛兵的釋放問題爭執了四個多月。最終,雙方各退一步,廣東緝兇正法、交還亞馬留頭手,澳葡當局放回汛兵,事情才告一段落。

事後,葡萄牙實際上掌握了澳門的行政管治權,而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則在法律上確認了既成之事實。

1940年,葡萄牙舉行建國八百周年慶典,亞馬留銅像也在澳門揭幕。

到了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國務院港澳辦不準未來澳門特區有象征和表揚葡國殖民主義的建築物存在。所以澳葡政府只得把銅像拆了,運回葡國。

由於該事件及銅像在澳門史上具高度象征意義,所以此後即滋生了許多文藝作品。如鄧曉炯的小說《刺客》(2005年)、陳志峰的小說《獨臂將軍》(2005年)、莫兆忠編導、澳門表演藝術團體足跡(StepOut)演出的劇作《望廈1849》(2009年)及《龍田戲班興亡錄》(2010年)。大陸學者劉登翰、顏純鉤創作的電影劇本《世紀之約》(2000年),多位大陸作家編劇、香港及大陸導演聯合執導並於中央電視臺播放的電視劇《鐵血蓮花》(2004年),澳門作家穆欣欣編劇、大陸京昆武生翁國生執導、澳門基金會和江蘇省演藝集團京劇院共同打造的京劇《鏡海魂》(2014年於南京、天津演出,2015年於澳門演出)等等都是。

原屬政治性符號的亞馬留銅像,乃如此開始被人們從文化意義和歷史記憶上反省、解讀。

 

二、銅像國、銅像教:臺灣銅像的瓦解與再生

 

臺灣的情況與澳門不同。澳門是銅像拆卸後,才有了這許多文藝作品反省批判之。臺灣的文學思考,則在拆除行動之前。

1985年張系國就寫了短篇小說《銅像城》。這是他後來長篇科幻鉅作《城》三部曲<五玉碟>、<龍城飛將>、<一羽毛>的濫觴。這個短篇即是開端的楔子。

小說講:呼回世界的索倫城,銅像矗立在城中心,高逾百丈,占地十畝。城的四周是廣闊的草原。

最初的銅像只有十丈,但因戰勝者老是將舊銅像與敗黨的盔甲共同熔成新的銅像,所以銅像愈鑄愈大。到索倫城第廿九次易手時,已成了高達五十丈的龐然巨物。

銅像還要再鑄嗎?贊成和反對的,爭執不下。最後的辦法,是不重鑄,而在原有的銅像外邊添加一層外殼。這樣不僅新銅像比舊像更高大,且舊像不必搗毀,節省許多物力。

加添了五十四層外殼後,終於成了百丈高的巨像。銅像本身,也逐漸起了變化。歷代添加的外殼,原本是不同朝代人物的肖像。這一層層外殼壓縮黏連到一塊,面貌甚為奇特,竟像是魔鬼的臉孔。又由於銅像埋葬了歷代無數冤魂,民間開始繪聲繪影,流傳許多說法。漸漸竟出現了以銅像為唯一真神的“銅像教”,人們開始膜拜銅像,政府則嚴厲禁止傳教活動和膜拜儀式。

其後銅像繼續生長。孩童成群結隊戴著銅像徽章,在城中遊行。婦女掛著鑲有銅像的項煉,到銅像前祈禱。哲學家撰寫論文,討論銅像是否即宇宙唯一真神。因對教義解釋的不同,各銅像教流派之間不時爆發流血沖突。……

整篇小說,談的是銅像崇拜。1992年我寫的《走出銅像國》一書似乎也呼應其說。當時兩德統一在即,東德街市上多是拆卸或棄置的銅像,滿是光環的馬派學術與政治宗師,忽成廢銅爛鐵,令人好生感慨呀!

不久,可嗟嘆的事輪到臺灣了。國民黨敗選,交出政權。民進黨恣意報復而自詡為“轉型正義”,拆蔣中正銅像即為其中之一。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均甚積極,興奮著呢!

後來是因此舉激發強烈的藍綠對抗,造成社會動蕩;而且高雄市長陳菊在拆銅像後中風,民進黨在全臺拆銅像的行動,才暫停了氣焰。

但詭譎的是:有一部分被拆的銅像,卻轉到大陸來了。

例如2014年12月8日中國時報就報導,拆了的蔣公銅像已運到大陸,次年3月將矗立在浙江奉化溪口一個名叫“民國大雜院”的景區內。

我國本無鑄造人像來崇拜的風俗,佛教傳進來以後才有。故《宋書·隱逸傳·戴颙》說:“自漢世始有佛像……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

可是有鑄就有毀。一種原因是露財揖盜,如《舊唐書·食貨志上》說:“長安城中競為盜鑄,寺觀鐘及銅象,多壞為錢。”另一種原因則是政治情勢變幻,原先用來尊崇者,瞬間變成廢物或厭物,被人拉雜摧燒之。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記事》載“大慈寺有蜀後主王衍銅像,程公堂權帥,毀以鑄鐘”,即屬於此。

反之,成功者就要樹像,用來顯示他的榮光。郭孝成《陜西光復記》:“此日金戈飛舞,他年銅像嵯峨”,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銅像成為最明顯的物質性符號、政治晴雨表。蔣公銅像由豎而毀,再由臺灣轉到大陸再生,正可印證此理。

但我們對此尚不遑咨嗟,因為還有另一樁銅像身世值得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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