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我擔任過民進黨的“國際事務部主任＂。 當時政府中的蔣孝嚴部長首開先例，會在外賓來訪的場合，同時邀請反對黨人士參加餐會。

有一次，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代表到台灣訪問，我也獲邀擔任陪客。一 大張長桌，坐在我左邊的是政府部門專員，右邊則是一個身材魁梧但個性內向的共和黨代表。

我努力開啟了幾個政治話題，那個代表都只給我禮貌卻冷淡的響應。我 只好問他來自哪一州，他回答：“印第安納州。＂我很自然地順口說出：“啊，賴瑞．博德（Larry Bird）的家鄉。＂他立刻眼睛一亮，“你知道博德？＂

（Feature Photo： Art & Artist by Dragan Todorovic，http://500px.com/dragantodorovic）

我講起博德當年在印第安納大學領軍和UCLA爭戰的往事，博德加入波士頓塞爾蒂克隊（凱爾特人隊）後的豐功偉績，講到博德退休前最後一次帶塞爾蒂克隊打NBA季後賽的悲壯經過……

那一餐飯時間突然過得特別快。告別時，身邊那位印第安納州代表還堅持第二天早上一定要到辦公室來找我，把沒聊完的話題繼續聊下去。

這是我在美國留學時培養出來的習慣與本事。在美國經常要參加各種派對，派對裡一定會碰到各種不認識的人，派對上沒有其他節目，惟一要做、惟一能做的事，就是聊天。可是，初次見面的陌生人之間，該聊甚麼？

最容易找到共同話題的，就是運動。大部份人都看球賽，都有支持的球隊，也都有崇拜的球星。一談起球，馬上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除了球賽，另外最值得一試的，是正在上演的電影、戲劇，美術館正在舉行的展覽，或是幾天內剛剛演出過的音樂會。很高比例的人參加了這些文化活動；更高比例的人就算沒去參加，也都聽說、瞭解這些活動的信息，一聊就可以聊上一陣子。

華人圈沒有這種派對文化。事實上，我們的聊天能力正在快速衰退中。我們聚會最常見的形式，是大家一起吃飯喝酒、一起看電視、一起到KTV唱歌，這些形式有個共同點——都不需要跟別人聊天。

飯局上有人談生意，咖啡廳裡熟朋友可以交換心情與八卦消息，但這些都和派對聊天不一樣。派對聊天是沒有特定目的的，而且派對上很多時間是跟從來沒見過的人聊天。

問問對方從哪裡來，聊聊自己的家鄉，風土、美食、景點、趣事。不幸地，我們很容易遇到差不多出身經歷的人，而且大家對家鄉的認識往往也很皮毛，缺乏歷史，缺乏故事，當然也就沒法讓話題持續。

兩相比較，比出了與美國的巨大差異——豐富的文化生活。甚麼是文化？文化沒那麼了不起，文化也沒那麼稀罕困難，文化在生活裡，就是我們自己可以無目的地感受享受，而且會很樂意拿來跟別人聊天份享的活動。

文化不是為了甚麼目的才去參與的，文化本身就是目的。為了享受聽音樂的快樂，所以我們進音樂廳去；為了享受看到美術品的那一剎那激引出的視覺感受，所以進美術館去。

文化是和人分享的最佳話題，一是因為文化依賴真實感受，可以把感受跟別人交換；二是因為文化是感動是享受，所以不會引起彼此的爭執衝突；三是因為文化有多層豐富內容可供挖掘牽連，能夠讓人興味盎然地一直聊下去。

人與人之間聊不起來，一部份源於文化生活的貧乏。在我們的社會中，碰到陌生人，談書談音樂會談美術展覽，誰理你啊？所以我們只好設計各種方式，讓不熟悉的人可以表面上聚在一起，實質上沒有甚麼生命交流；可是萬一這樣的形式維持不住，真要聊起來往往就“險象環生＂了。

一不小心，話題就朝別人的隱私上走去。問人家的婚姻，問人家的小孩，問人家的工作甚至薪水領了多少。這種遊走在隱私邊緣的話題，可能會讓人感到不舒服，而且很少對參與談話的人有甚麼正面影響吧！

再不然，就只能以消費別人的隱私作話題。哪個明星的婚姻，哪個高官的緋聞，不干談話者任何事，但大家可以放心評頭論足。講的內容通常沒有一點和事實相關，久而久之，習慣如此談話的人也就鬆懈了任何對事實的信念與堅持。

現代人不可能真正獨居，不可能不和別人互動，也就不可能不找話題跟別人說話，缺乏文化生活，這個社會很多人就無法以文化感受與享受作為自然話題，他們要麼就必須找出辦法逃避真正有意義的談話，要麼就必須依賴其他話題來撐起互動。

一個社會為甚麼會有那麼多八卦謠言？歸根結底，跟大家生活裡少有可供談論的文化活動不無關係吧！（收藏自 2013-04-23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楊照‧台灣《新新聞雜誌》副社長兼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