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變革和人才流動的年代。然而，在同一崗位工作生活二十年的人是很理解我此時的想法的。

　　十五歲以前我一直住在紐約的羅切斯特市，那段時間，我在三所小學、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上過學。高中的最後兩年是在邁阿密灘(美國佛羅里達州東南部城市)度過的，後來，在一所規模較大的州立大學學習了四年，並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緊接著又就讀於另外一所同等規模的大學，四年後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在這八所學校裡，我待的時間都不超過四年。這已是我的第三份主要工作了，前兩份工作，每份我只干了三年，然後就自動辭職去嘗試挑戰新東西。現在，我在這個職位上已干了兩年了，現正積極考慮下一步要做什麼。

　　所有這一切都是兩年、三年或四年一個輪迴，這兒沒有根基，哪兒也沒根基。然而向上流動傾向(指向經濟地位或社會地位較高層次流動)一直是生活的主旋律。下一份工作該是什麼，又有什麼好處，我現在考慮更多的是未來而不是現在……

　　在學校時，我是一名優秀生，我的優秀大學生聯誼會會員身份提醒我做事向來是循規蹈矩的。現在，像其他人一樣，我也意識到所學課本內容大部分都已忘掉了，但老師的教誨則銘記在心。小學教育為你升入初中做準備，初中教育為你升入高中做準備，高中教育為你升入大學做準備，大學教育為你升入研究生院做準備，研究生教育為你找工作做準備。如果你第一份工作做得很努力，那麼，第二份工作會給你帶來更高的聲望、更大的權利和更優厚的報酬；如果，你第二份工作做得很努力……這種成功而又有意義的生活輪迴循環往復。沒有比馬歇爾·麥克魯翰的「媒體就是信息」更精闢的例證了。

　　有時，我感到失去了部分自我。每到一處我都要接觸很多生人，但是，每當我想到我們這種建立在迄今為止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上的關係是不會長久的時候，我就很難全身心地為他人著想。我告訴自己下一站或許不會永久定居，但至少會更長一些。下一站將是我扎根發展的地方，這聽起來就像一名信誓旦旦的法律學生在宣誓一樣：無論做什麼事我一定要做到循規蹈矩，直到我成為

　　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去改變整個世界。

　　每年我都會盡力設法回佛羅里達去看望我的父親、妹妹、祖父母、侄子、侄女、叔叔、嬸嬸，以及從大學入學時就最要好的兩個朋友。52個星期只有兩個星期才能與我的大家庭團聚，畢竟這是不變的事實。另外，每年總要與我研究生院的朋友通信聯絡幾次，我們現在散居在北美各地。但是最近四年，在他們度假時，我也曾經見過他們幾個一兩次。

　　再說，如果我不搬家，總有人會搬。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和我以前許多學生成了要好的朋友，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是以兩年、三年或四年為一個輪迴的，他們現在也都散居在北美各地。

　　不用說，我無法確定我是否真的想改變我的生活方式。我只不過有一種優點，據報道，這也是絕大多數美國人所不具備的品質，那就是：我熱愛自己的工作。每次變動工作都是那麼令人振奮，同時也使我變得更加成熟。我雖然遠離我的大家庭，但是我有很多時間去陪伴我的小家庭，使我與妻子、三個孩子的關係更為融洽。我一路廣交朋友，儘管不願離開他們，但是我還是願意看到每一次的搬遷和新結交的朋友所帶給我們的變化和成長。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學習過程，通過在美國各地的生活經歷，我逐漸認識並欣賞這個國家的多元文化。同時，至少通過理智的思考，我自認為多少屬於一個思想自由的人(尤指宗教上的)——一名敢於冒險，敢於陳述自己觀點，即使因此而失去工作也決不退縮的人。說真的，我為此而感到自豪和驕傲。

　　我所面臨的困境頗為清楚。我是選擇能夠給我帶來職業和個人滿足感、以流動性為特點的生活方式，還是選擇能提供固定住所而使我產生滿足感並想方設法獲取其他滿足感的更為穩定的生活方式呢?寫到這裡，我注意到其中根深蒂固的偏見是抹也抹不去的，當我寫「住所」一詞時，我甚至有些退縮。畢竟，對我來說，保護和住所帶有消極否定之義，而力量、權利和名譽才是積極肯定的。我不敢肯定這些觀點是否相互排斥，我知道這種聯繫是令人質疑的，但我需要重新評價我的價值體系以作出有效的判斷。

　　我認為這個世界是由「他們一夥人」和「我們一夥人」組成的，「他們一夥人」不主張冒險，每週干四十個小時乏味的工作，喜歡喝大量啤酒，看「Let′s make a deal」之類的電視節目；「我們一夥人」喜歡冒險，自由發表意見，搬家，喝酒，吃奶酪，看新聞雜誌。

　　這期間，我也和許多「他們一夥人」做朋友，他們承認羨慕我對待生活的方式，現在我不知道是否也羨慕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我猜想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裡，或許再經過幾次搬遷後，我才會開始正視這一深深埋在心中的困難抉擇，然而，在一定時候，我會選擇，至少努力嘗試著把我們的新房子和新社團看成「家」。從長遠來看，我仍會選擇在一個地方待上三四年，但是，至少我會允許自己去想：這裡土壤肥沃，可以在此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