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何以會失敗，曾引起中外學者的爭論。５０年前，還有人張揚他為“初期社會主義者”。其實這個比擬不合實際，而且王莽的敗亡，有他親身實歷的前後史跡足以解釋，用不著我們提供沒有發生的情事作假說。

王莽新政涉及雖多，其要點不難縷列。其一是稱天下之田為王田，亦即土地國有，各家室占領的面積及使用奴隸人數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買賣。其二則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經商，也用金銀布匹大錢五銖錢下至龜貝造成一個彼此能互相更換的貨幣制度。一為農業政策，一為商業政策，也符合傳統所謂“食貨”的範疇。其理想則是農民都有田種，貨物既流通，價格也公平，高利貸則絕跡。

這種理想，牽涉國家社會的根本，目標遠大。可是根據這改革者自己所發詔書的揭示，漢初以來假設全民平等的賦稅制度，因為“豪民侵淩，分田劫假”已經名不副實。新莽由於財政困難，公卿以下月祿才得帛一匹，“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這時候還以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紙文書頒布，則天下怡然景從，也未免太樂觀了。

西漢與東漢之交，兩件事情值得註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間士族大姓興起。二是官僚機構膨脹，據估計中央地方官吏逾１３萬人。光武帝劉秀崛起於民間，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為後者所羈絆；王莽則反是。他不能與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詔書和他們作對。他雖改長安為新安，仍是與積習難返的官僚機構結不解緣。均田則應在農村著手，政府經商也要組織普通商人作第二線及第三線的支持。他對這些事全未著意。

今日我們讀《漢書》裏面的王莽傳，不能忽視此人書呆子的“氣派”。比如他用“五威將”巡行各處，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各人“背負鶯鳥之毛”。他又分大郡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匈奴單於被他改為“降伏單於”，所轄國土人民也被分為十五部。高句驪則降為“下句驪”。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時總是接受外間至大的壓力，也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然則，他也有很多我們在今日視作離奇的辦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兜須用在真人實事上，以一種象征性的指示當作實際的設施，註重視覺聽覺上的對稱均衡，不註重組織的具體聯系，這些都與傳統中國思想史有關。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術供應不及時的產物。因為統治這龐大帝國，包羅萬象，即使博士顧問，也必須保證對萬緒千頭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權之萬能。於是只有將原始片面的見解牽扯著籠罩著去推衍出來一個內中凡事都能互相關聯而有規律性的宇宙。

在漢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對武帝策問時就已提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的解說。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陰陽五行的淵藪。凡是春夏秋冬，東西南北中也都與木火土金水有關，也與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災異，幾乎闖下大禍，幸經武帝赦免。可是陰陽五行的假科學經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為眾所周知的真理。因為“火居南方而主夏氣”，又與軍事相配，所以《漢書》五行誌指出漢武帝幾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間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書裏沒有講明究系因天旱而動幹戈，或是因為起兵戎而有旱災，或者兩者都因“夏氣”旺盛之故。同書天文誌也指明“經常星宿”（常見的星和星的集團）“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從西漢到東漢，這種信仰只有變本加厲。《後漢書》的儀禮誌更記載冬至日來臨之前夜，京城百官都於夜漏未盡五刻時（約等於現在晨六時）穿黑衣服，迎氣於“黑郊”，行禮畢，改穿紅色袍服。乃是因為冬至那天晝夜最短夜最長，以後白晝漸長，黑夜趨短，也就是陰去陽來，朝廷也要集體的相時而動，才能“承天理物”。也還要在那一天權量水之輕重，確定晷影之長短，並且調整樂器。這也就是乘著“節氣”之氣，對凡與數目字有關的工具，給予一番飭備。

凡是一種動作，都有陰陽的關系在內，凡是數種事物，既有自然賦予的一定序列，則可以用數目字解釋，並不與現代科學沖突。就是擁護王莽的劉歆，解釋下雨為陰氣不能上達，陽氣又無可下透，也可以說是用一種美感的方式闡述一種物理現象。所以李約瑟說中國哲學家猜測自然的奧妙與希臘思想家不相上下。我們則覺得希臘思想家還只認為自然法規須待斷的發現，才能不斷的展開。漢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則以為人類應有的知識都已在掌握中，並且自然的現象，正常與非正常，都與人事有關，凡人一眼即可看穿。這當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區別。而中國思想家最大的負擔，則是他們所揭開的知識很難與朝政分離。

光武帝劉秀也重圖讖。他和鄭興討論郊祀，有下面這段記載：

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這也證明專制君主需要一種意識形態做他的張本，臣下很難抗拒，因為不支持它，就是反對他。鄭興只好服輸，自己承認學術淺陋，不如聖見高明，才得脫身。

在同樣的情形下，我們也可猜想以當日文字傳遞的艱難（紙張僅於公元１０５年前後出現），加以政府收攬讀書人之廣泛，凡與當局意識形態格不相與的知識就很難普及。東漢之張衡作渾天儀，又於公元１３２年作地動儀，能不待各處報告，預知何方地震。他的渾天說，稱天如雞卵，地如卵黃，日行一度，共３６５又４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圓周率為３．１６２２。可是他為宦官所讒，自己也不如意，還不敢向皇帝直說，“及後之著作，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萬言，皆傳於後世”，有霄壤之別。比張衡還要早約５０年的王充，對當日迷信作有系統的批判，所著《論衡》二十余萬言，但是他人為“異人”，書為“異書”。《後漢書》裏寫他的傳記，只聊聊數十行，除了說他所著書，“始若詭異，終有實理”之外，無一字一句抄錄。可見得以知識本身為目的的知識，總有與時尚不合的趨勢。

從這些觀點出發，我們回頭看王莽：《隋書》經籍誌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從此也看出新莽與光武帝劉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帶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們的帝業，並無基本的差別。可是除此之外，劉秀註重實際的組織，有步驟的達到他的目的。王莽則眼高手低，只能宣揚天下大局應當如是，做事經常文不對題，可能被他自己的宣傳所蒙蔽。作他的傳記者只要把他的詔書書前後摘錄，也可以給人看出這位改革專家，實際上仍是一個大書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