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觀察，爭論中大凡主張現存經典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理論，多半傾向於強調文學經典的根據源自於美學價值，因此經典說到底是一個美學問題。前面我們所討論的理論即如是。比如恪守文學經典重要性和權威性的布魯姆，就非常強調經典的審美特性；再比如弗勒，他強調經典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文類問題，而文類的社會文化變動說穿了，乃是一個審美選擇的問題。

既然是一個美學問題，那麽，經典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就一定依賴於經典文本自身，或是創造經典的作家和詩人。往深處說，這個判斷又呈現為兩個相關問題的理論表述。從前一方面來看，經典是依賴於文本自身的審美品質而獲得經典地位的，這個判斷似很接近人們的常識和經驗。


當我們說到經典時，就是確指某種特定的創造性的作品實體，它們不同於其他作品是因為它們自身的審美特質，這些特質已經成為公認的美學標準或權威。從經典概念的宗教意義向世俗的文學意義的延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前面分析的啟蒙運動文學和美學的立法工作，強調的也是這個意思。布魯姆說得好: “美學權威和美學力量，都是對能量的一種比喻或象征，這些能量本質上是孤獨的而不是社會性的。”(26)因此，文學史的建構在這個意義上，就是一種經典作品及其美學價值判斷工作。

從後一方面來看，經典與偉大詩人、作家密切相關，他們是經典作品的創造主體，正像浪漫主義美學，把詩人比作立法者或英雄一樣，偉大的作家就是偉大經典的偉大創造者，也是經典所具有那些權威、標準和價值的來源。


無論是把作品還是詩人、作家視為經典的根據，其實都暗含了一個判斷，那就是經典的產生是文學界內部，合乎美學規律的合法化過程，既不是偶然隨意的，也不是毫無根據的。霍爾伯格在其主編的頗有影響的《經典》一書的導言中特別指出，一些經典問題的研究者發現，詩人通過某種超越來創造出一種藝術，而這種藝術會把此前的某種藝術的權威性加以體制化，霍爾伯格認為這種觀點是有關經典形成討論中，最值得關注的一種說法(27)。

依據這些研究，霍爾伯格堅信，確立或挑戰經典的評論工作，長期以來一直是詩人和藝術家的工作，並不是職業批評家和大學教授們這些新來者的職能。這種情況在那些身兼詩人和批評家雙重角色的人那里看得最為清楚，他們一方面是經典的創造者，同時又成為經典的闡釋者。


無論中外文學史，偉大的作家和詩人都出色地在歷史中，完成了經典創造和經典闡釋的雙重任務，所以經典的形成是一個文學發展演變的內在過程，它具有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這個說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也可以通過現代美學的自主性概念來加以說明。按照現代美學的基本看法，藝術有其截然不同於其他人類文化形式的特性。

另一方面，大凡對現存西方經典提出質疑、批判的學者，通常是把經典看作社會群體意識形態的建構，看作是一種文化政治的表征。就像霍爾伯格在談論經典爭議時所指出的那樣:

經典中的利益問題的確是對文學研究，和藝術生產體制進行廣泛考察的一部分。“政治”、“經濟”、“社會的”、“權威”、“權力”——這些術語頻繁出現在這些論文之中；我們最好奇的是，藝術看來更具社會性而非私人性的那些要點。更特別的是，經典的形成是熱衷藝術研究的那些體制力量的一個尺度。(28)

這麽來看，文學經典的確是特定社會群體，維護自己文化利益的手段，是確保自己獲有文化表征權利的一個工具。這就意味著文學經典與其被視作純然無功利的審美判斷的產物，不如更準確地說，是一個社會群體利益爭奪的戰場。如果用福柯的理論來闡釋，這個問題就變得一目了然！

經典作為一種文學史的編碼，不過是福柯所說的某種有關文學的“話語形成”。福柯發現，在任何社會中，話語的形成總是和權力的運作相伴，因此權力和知識的共生，是話語形成的幕後力量。每一個社會總有佔據支配地位的主導話語，它一定會通過一系列複雜的話語形成的規則來實施編碼。

他特別指出常見的話語形成運作機制，諸如言語慣例、話語圈和信仰群體等。正是通過這些機制，實現了特定話語的形成，及其權威性和支配性，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對其他話語的排斥。


(25)RobertvonHallberg,ed.,Canons(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1-2.

(27)RobertvonHallberg,ed.,Canons(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2.

(28)Ib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