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現在我必須引導專心致志的朋友登上一個獨立憑眺的高地，在那裏他只有少許夥伴，我要勉勵他道，讓我們緊跟我們光輝的向導希臘人。為了澄清我們的美學認識，我們迄今已經向他們借來了兩位神靈形象，其中每位統轄著一個單獨的藝術領域，而且憑借希臘悲劇，我們預感到了它們的互相接觸和鼓舞。在我們看來，這兩種藝術原動力引人註目地彼此扯裂，導致了希臘悲劇的衰亡。希臘民族性格的蛻化變質與希臘悲劇的衰亡鍥合如一，促使我們嚴肅地深思，藝術與民族、神話與風俗、悲劇與國家在其根柢上是如何必然和緊密地連理共生。悲劇的衰亡同時即是神話的衰亡。在此之前，希臘人本能地要把一切經歷立即同他們的神話聯系起來，甚至僅僅通過這種聯系來理解它們。

在他們看來，當前的時刻借此也必定立即subspecieaeterni(歸入永恒範疇)，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超時間的。國家以及藝術都沈浸在這超時間之流中，以求免除眼前的負擔和渴望而得安寧。一個民族(以及一個人)的價值，僅僅取決於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給自己的經歷打上永恒的印記，因為借此它才仿佛超凡脫俗，顯示了它對時間的相對性，對生命的真正意義即形而上意義的無意識的內在信念。如果一個民族開始歷史地理解自己，拆除自己周圍的神話屏障，就會發生相反的情形。與此相聯系的往往是一種斷然的世俗傾向，與民族早期生活的無意識形而上學相背離，並產生種種倫理後果。

希臘藝術，特別是希臘悲劇，首先阻止了神話的毀滅，所以必須把它們一起毀掉，才能脫離故土，毫無羈絆地生活在思想、風俗和行為的荒原上。即使這時，那種形而上沖動仍然試圖在勃興的科學蘇格拉底主義中，為自己創造一種哪怕是削弱了的神化形式。但是，在低級階段上，這種沖動僅僅導致一種狂熱的搜尋，而後者又漸漸消失在由各處聚攏來的神話和迷信的魔窟裏了。希臘人仍然不甘心於處在這魔窟中，直到他們學會像格拉庫盧斯那樣用希臘的樂天和希臘的輕浮掩飾那種狂熱，或者用隨便哪種陰郁的東方迷信完全麻醉自己。

在難以描述的長期中斷之後，亞歷山大羅馬時代終於在十五世紀覆蘇，自那時起，我們又觸目驚心地接近了這種狀態。達於高潮的同樣旺盛的求知欲，同樣不知饜足的發明樂趣，同樣可怕的世俗傾向，加上一種無家可歸的流浪，一種擠入別人宴席的貪饞，一種對於現代的輕浮崇拜，或者對於“當下”的麻木不仁的背離，把一切都subspeciesaeculi(歸入世俗範疇)：所有這些提供了同樣的朕兆，使人想到這種文化的核心中包含的同樣缺點，想到神話的毀滅。連續不斷地移植外來神話，卻要不讓這種移植無可救藥地傷害樹木本身，看來簡直是不可能的。

樹木也許曾經相當強壯，足以通過艱難鬥爭重新排除外來因素，但往往必定衰敗雕零，或因病態茂盛而耗竭。我們如此珍重德國民族性格的精純強健的核心，所以我們敢於期望它排除粗暴移入的外來因素，也敢於相信德國精神的自我反省乃是可能的。

也許有人會認為，德國精神必須從排除羅馬因素開始其鬥爭。他也許可以在最近這場戰爭的得勝驍勇和沐血光榮中，看到對此的表面準備和鼓舞。然而，一種內在沖動卻要在競賽中力爭始終無愧於這條路上的崇高先驅者，無愧於路德以及我們偉大的藝術家們和詩人們。但是他決不可相信，沒有他的家神，沒有他的神話家園，沒有一切德國事物的“覆歸”，就能進行這樣一場鬥爭！如果德國人畏怯地環顧四周，想為自己尋找一位引他重返久已喪失的家鄉的向導，因為他幾乎不再認識回鄉的路徑——那麽，他只須傾聽酒神靈禽的歡快召喚，它正在他頭頂上翺翔，願意為他指點歸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