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的普遍使用並未如親眼見證鐵路取代驛車的那一代人所預言的，帶來一個幸福與繁榮的新世紀。人們提出了幾項補救辦法，可收效甚微。

奴隸解放的社會背景

1831年，就在第一個修正法案通過前夕，英國傑出的立法家，當代最富實效的政治改革家傑里米·本瑟姆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要想自己過得舒適就必須讓別人過得舒適，要讓別人過得舒適就必須表現出對他們的熱愛，要想表現出對他們的熱愛就必須真正去愛他們。”傑里米是一位誠實的人，他說出了自己認為是真實的東西。他的觀點得到了許多國人的讚同。他們覺得有責任使那些不幸的鄰居們也得到幸福，準備傾盡全力去幫助 他們。是啊，到必須采取行動的時候了！

“自由經濟”（蒂爾戈的“自由競爭”）的理想在那個工業力量仍被中世紀的條條框框縛住手腳的時代，本是必要的。可將“行為自由”視為經濟生活的最高準則，導致了非常可怕的情形。工廠的工時長短僅以工人們的體力為限。只要一位女工仍能坐在紡織機前，未因疲勞而暈過去，廠主便可以要求她繼續工作。五、六歲的兒童被送到棉紡廠勞動，以免他們遭遇街頭的危險或沾染上遊手好閑的習性。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強迫窮人的子女去工廠做工，否則將用鐵鏈鎖在機器上以示懲罰。作為辛苦勞動的回報，他們可以得到足夠的粗食劣菜和豬圈般的過夜之所。常常，他們因極度勞累而在工作時打起噸來。為讓他們保持清醒，監工們拿著鞭子四處巡視，遇到有必要讓他們打起精神來干活時，便抽打他們的指關節。當然，這樣的惡劣環境造成了成千上萬兒童的死亡。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而雇主也是人，當然有著人人都有的同情心，他們也真誠地希望能取消“童工”制度。可既然人是“自由”的，兒童們同樣也可以“自由”地工作。並且，如果瓊斯先生的工廠不用五、六歲的童工，他的競爭對手斯通先生就會將多余的小男孩統統招到自己的工廠，瓊斯先生便會遭到破產的打擊。因此，在國會頒布法令禁止所有雇主使用童工之前，瓊斯先生是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停用童工的。

可如今的國會已不再是老派土地貴族們（他們倨傲地打量著暴發戶廠主們，以公開的蔑視之情回敬他們滿滿當當的錢袋）的天下了，而轉由來自工業中心的代表們把持。只要法律仍然禁止工人組織工會，情形便不可能出現絲毫好轉。當然，那個時代的智者與道德家們並非對種種可怕的情景視若無睹，他們只是沒有辦法。機器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征服了世界，要讓它真正變成人類的仆人而非主宰，還需要漫長的時間和許多高尚男女們的共同努力。

歐洲的廢奴運動

很奇怪的是，對這個遍布世界各國的野蠻雇傭制度發起的第一次沖擊，為的倒是非洲和美洲的黑奴。奴隸制最初是由西班牙人引入美洲大陸的。當時，他們曾嘗試過用印第安人作田莊和礦山的勞工。可一旦脫離了野外的自由生活，印第安人便一個接一個地病倒死去。為使印第安人免遭整體滅絕的危險，一位好心的傳教士建議從非洲運送黑人來做工。黑人身強體健，經得起惡劣的待遇。並且，與白人的朝夕相處還可以給他們一個認識基督的機會，使他們能夠拯救自己的靈魂。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考慮，這對仁慈的白人和他們無知愚昧的黑人兄弟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安排。可隨著機器的大規模使用，棉花的需求量日益增長，黑人們被迫比以往更辛苦地勞動。像可憐印第安人一樣，他們開始紛紛慘死在監工的虐待之下。

有關這些殘暴行徑的消息傳回歐洲，在許多國家激起了廢奴運動。在英國，威廉·維爾伯福斯和卡紮里·麥考利（他的兒子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讀過他的英國史，你就能體會到歷史原可以寫得如此妙趣橫生）組織起一個禁止奴隸制度的團體。首先，他們設法通過一項法律，使“奴隸貿易”變成非法。接著在 1840年後，所有英屬殖民地都杜絕了奴隸制的存在。在法國，1848年革命使各屬地的奴隸制成為歷史。葡萄牙人於1858年通過了一項法律，承諾在20年內給予所有奴隸自由。荷蘭在1863年正式廢除了奴隸制。同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也將被強行剝奪了兩個多世紀的自由歸還了他的農奴。

美國的南北戰爭

在美國，奴隸問題引發嚴重危機，並最終導致了一場漫長艱苦的內戰。雖然《獨立宣言》開宗明義，寫下了“人人生而平等一的原則，可這條原則對那些長著黑色皮膚、在南部各州種植園內做牛做馬的人們卻是個例外。隨時間推移，北方人對奴隸制的反感與日俱增，而南方人則聲稱，若取消奴隸勞動，他們便難以繼續維持棉花種植業。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眾議院和參議院一直為此問題在激烈爭論著。

北方堅持自己的觀點，南方毫不退讓。當情況發展到無法妥協時，南方各州便威脅要退出聯邦。這是美利堅合眾國歷史上一個異常危險的時刻，有許多事情都可能發生，而它們之所以並未發生，主要歸功於一個異常傑出且富於仁愛之心的偉人。

1860年11月6日，自學成才的伊利諾斯州律師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美國總統。林肯屬於強烈反對奴隸制的共和黨人，深明人類奴役的罪惡性質。他精明的常識告訴他，北美大陸絕對容不下兩個敵對國家的存在。當南方的一些州退出合眾國，組織起“美國南部聯盟”時，林肯毅然接受了挑戰。北方各州開始征召志願軍，幾十萬熱血青年響應政府號召，應征人伍。隨之而來殘酷戰爭一直持續了4年。南方戰爭準備充分。南軍在李將軍和傑克遜將軍的出色指揮下，不斷擊敗北軍。爾後，新英格蘭與西部的雄厚工業實力開始發揮決定性影響。一位籍籍無名的北方軍官一鳴驚人，成為了這場偉大廢奴戰爭中的查理·馬特爾。此人就是格蘭特將軍。他向南軍發起了暴雨般地持續攻勢，不給對手的絲毫喘息之機。在他的重拳之下，南方苦心經營的防線接二連三地土崩瓦解。1863年初，林肯發表了《解放奴隸宣言》，使所有奴隸重獲自由。1865年4月，李將軍率最後一支驍勇善戰的南軍在阿波馬克托斯向格蘭特投降。幾天後，林肯總統在劇院被一名瘋子刺殺。不過他的事業已經完成。除仍在西班牙統治之下的古巴以外，奴隸制在文明世界的各個角落都不復存在了。

新思想的嘗試

可正當黑人們享受著日益增長的自由時，歐洲的“自由” 工人卻在“自由經濟”的束縛下喘息。事實上，工人大眾（即所謂的無產階級）在極其悲慘的處境中竟沒有整體滅絕，這在許多當代作家和觀察家眼里不啻於一個奇跡。他們住著貧民窟骯臟陰暗的房子，吃著難以下咽的粗劣食物。他們接受一丁點兒僅能應付工作的教育。一旦發生死亡或意外事故，他們的家人將失去所有依靠。可是釀酒業（憑借它們對立法機構施加的極大影響力）卻在一個勁地向他們提供源源不斷地廉價威

士忌和杜松子酒，鼓勵他們借酒消愁。

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發生的巨大進步，並非出於一人之力。兩代人的傑出智慧被凝聚起來，投入到將世界從機器的突然君臨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里解救出來的努力中。他們並不想摧毀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這樣做無疑是愚蠢的，因為對部分人積累的財富，若合理運用，完全能使它有益於全人類。不過，對那種認為在擁有產業和財富、可以隨意將工廠關閉而不致挨餓的廠主與不計工資多少都必須接受工作、否則便面臨全家受餓的勞工之間能存在真正平等的觀點，他們也是竭力加以反對的。

他們努力引進了一系列法律，規範工人與工廠主的關系。各國的改革者不斷地取得了勝利。到今天，大多數勞動者已能得到充分的保護：他們的工作時間被減至平均每天8小時的上佳水平；他們的子女被送進學校接受教育，不再像以前一樣去礦坑和梳棉車間做工了。

然而，還有些人面對黑煙滾滾的高大煙囪，傾聽火車夜以繼日地轟鳴，看著被各種剩余物資塞滿的倉庫，不禁陷入了沈思。他們想問問，這種巨大的能量究竟要把人類引向何方，它的終極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麽？他們記得，人類曾經在完全沒有貿易和工業竟爭的環境中生活了幾十萬年。難道就不能改變現存秩序，取消那種以人類幸福為代價而追逐利潤的競爭制度嗎？

這種觀念——即對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模糊憧憬，在許多國家都有產生。在英國，擁有多家紡織廠的羅伯特·歐文建立起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社區”，並取得了初步成功。不過當歐文死後，他的“新拉納克”社區的繁榮便就此告終。法國新聞記者路易斯·布蘭克也曾嘗試在全法國組織“社會主義車間”，可效果很不理想。事實上，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僅憑在常規的工業社會之外組織與世隔絕的小社團，是永遠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提出切實可行的補救措施之前，有必要先研究支撐整個工業體系和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律。

繼羅伯特·歐文、路易斯·布蘭克、弗朗西斯·傅立葉這些實用社會主義者之後，是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這樣的理論社會主義研究家。兩人之中，馬克思名氣更大。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曾與家人長期定居德國。馬克思在聽說歐文與布蘭克所做的社會實驗後，開始對勞動、工資及失業等問題產生出濃厚的興趣。可他的自由主義思想遭到了德國警察當局的仇視，他被迫逃往布魯塞爾，後輾轉到倫敦，在那里做了《紐約論壇報》的一名記者，過著貧窮拮據的生活。

當時，很少有人對他的經濟學著作予以足夠重視。不過在1864年，馬克思組織了第一個國際勞工聯合組織。三年之後，他又出版了著名的《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認為，人類的全部歷史就是“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漫長鬥爭史。機器的引進及大規模使用創造出一個新的社會階級，即資本家。他們利用自己的剩余財富購買工具，再雇傭工人進行勞動以創造更多的財富，再用這些財富修建更多的工廠，如此循環，永無盡頭。同時，據馬克思的觀點，第三等級（資產階級）將越來越富，而第四等級（無產階級）將越來越窮。因此他大膽預言，這種資本的惡性循環發展到某一天，世界的所有財富將被一個人占有，而其他人都將淪為他的雇工，仰仗他大發善心過活。

為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馬克思號召所有國家的工人聯合起來，為爭取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而鬥爭。在1848年，即最後一場偉大的歐洲革命發生那一年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曾詳細列舉了這些措施。

這些觀點當然受到官方的深惡痛絕。許多國家（尤其是普魯士）制定了嚴厲的法律，來對付社會主義者。它們授命警察驅散社會主義者的集會，逮捕演說分子。可迫害與鎮壓並不能帶來絲毫益處。對一樁勢單力孤的事業來說，殉道者反而會成為最好的宣傳。在歐洲各地，信仰社會主義的人數越來越多。而且不久人們便清楚了，社會主義者並不打算發動一場暴力革命，不過是利用他們在各國議會里日漸成長的勢力來促進勞工階級的利益。社會主義者甚至擔任起內閣大臣，與進步的天主教徒及新教徒一起合作，共同消除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危害，把由機器的引進和財富的增長所帶來的利潤更合理地加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