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新興的民族國家和王朝是如何使自己發財致富的？

我們已經看見在16、17世紀里，那些我們至今生活其中的現代國家是如何發展成形的。它們的起源在各個方面來說都是截然不同的，有的是某個國王精心努力的成果，有的則源於偶然，另有一些則是因有利的地理邊界造就的。不過一旦建立起來，它們都無一例外地努力加強自己的內部管理，並試圖對國際事務施加最大限度的影響。當然，所有這些都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中世紀的國家缺乏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它們的生存無法依賴於一個富有的國庫。國王從皇家領地上取得歲收，而為國王和國家的神聖勞役，則由封建主們自己出錢。在現代的中央集權國家里，情況卻要覆雜得多。老派且不計酬勞的高尚的騎士精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國家雇傭的政府官員。要維持陸軍、海軍和國內的行政管理體系，其花費往往以百萬計。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這筆錢該從何而來呢？

在中世紀，黃金和白銀是稀有商品。正如我此前給你講過的，中世紀普通人通常一生都未看見過金幣是什麽模樣，只有居住在大城市的居民才對銀幣司空見慣。美洲的發現以及隨之對秘魯銀礦的開放改變了這一切。貿易中心從地中海地區轉移到大西洋沿岸。老的意大利“商業城市”如熱那亞、威尼斯，喪失了它們經濟上的重要性。新的“商業國家”興起了，黃金和白銀不再成為普通人眼中的神秘之物。

通過西班牙、葡萄牙、英國、荷蘭，貴金屬開始源源不斷地流人歐洲。16世紀擁有一批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他們提出了一個“國富”理論。在他們看來，這個理論不僅完全正確，並且對他們各自的國家都具有最大利益。他們認為，黃金和白銀是實際的財富。因此，國庫和銀行里擁有最多金銀現金的國家便是最富有的國家。而錢可以武裝甚至購買軍隊，因此最富的國家當然就是最強大的國家，可以統治世界。

我們把這種理論稱為“重商主義”。它得到了當時歐洲各國毫無保留的接受，就像早期的天主教徒接受奇跡的存在或現在的美國人相信關稅的魔力一樣。在現實中，重商主義按以下程序操作：為得到最大限度的貴金屬儲備，一個國家必須在出口貿易上爭取盡可能多的贏余。如果你對鄰邦的出口超出鄰邦對你的出口，它就會欠你的錢，不得不將它的黃金付給你抵償債務。因此，你獲利而它損失。作為這種信念的結果，17世紀的幾乎每一個國家都采取下列經濟政策：

1、盡可能多地獲取大量貴重金屬（金、銀）
2、鼓勵對外貿易優先於發展國內貿易
3、盡量支持那些將原材料加工成可供出口的制造品的工廠
4、鼓勵生育，因為工廠需要大量的勞工，而一個農業社會不能提供足夠的勞動力。
5、國家監督貿易與生產的過程，隨時有必要，隨時加以干涉。

在16世紀，查理五世接受了這種“重商主義”理論（當時還是一種全新的觀念），並把它引人到自己統治的歐洲廣大地域。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也效仿這種做法。法國的波旁王朝，尤其路易十四是這一教條的狂熱擁護者。他的財政大臣柯爾伯特成為了重商主義的“先知”與指路燈，全歐洲都滿懷景仰地尋求他的點撥。

在克倫威爾執政時代，整個對外政策其實就是對重商主義不折不扣地貫徹。它實際上是針對英國的富有對手荷蘭而定的。因為承運大部分歐洲日常商品的荷蘭船主們具有某種自由貿易的傾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摧毀。

很容易理解，這樣一種體系對歐洲的海外殖民地會造成多麽大的災難性的影響。處於重商主義籠罩下的殖民地，無非是黃金、白銀、香料的源源不斷地出產地，只能為著宗主國的利益而實施開發。亞洲、美洲、非洲的貴金屬以及這些熱帶國家的原材料，完全被碰巧占據它們的歐洲國家所壟斷。外人不得進人這些管轄地，也不允許當地人和懸掛外國國旗的商船進行貿易。

毫無疑問，重商主義刺激了某些從未有過制造業的國家的工業發展。它幫助這些國家建起道路，開挖運河，為運輸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它迫使工人掌握更熟練的技巧，讓商人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同時削弱了貴族地主的勢力。

不過在另一方面，它也導致了巨大的災難。它使得殖民地居民成為了最無恥、最殘酷剝削的犧牲品。它使宗主國的普通人民面臨更可怕的生存環境。它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世界變成一個充滿火藥味的大兵營，將地球分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領土和屬地，每一塊都只盯著自己的直接利益，隨時想方設法要摧毀鄰居們的勢力，將它們的金銀攫為己有。它使得擁有財富成為一件無比重要的事情，將“有錢”變成了每一個普通人至高無上、汲汲以求的德性。經濟制度也像外科手術和婦女時裝一樣隨時勢變遷。到19世紀的時候，重商主義終於被拋棄，人們開始擁護一個開放而競爭的自由經濟體系。至少我了解的情況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