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第四條導火索：政治和社會制度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制度能夠改革社會的弊端。

各種社會學說都有同樣的看法：

改進制度與統治可以為國家帶來進步，社會變革可以用各種命令來實現。現在我們要說明的是，這些看法乃是一系列嚴重的謬見。因為制度與制度之間，根本不存在好和壞的區別。

我們知道，制度是觀念、感情和習俗的產物。

我們又知道，觀念、感情和習俗是相當穩定的東西，絕不隨著改寫法典而被一並改寫。

這樣一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它就無法隨意選擇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隨意選擇自己頭發和眼睛的顏色一樣。

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產物，這就決定了它絕對不可能創造某個時代，只能被這個時代所創造。

每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民族性格，對各民族的統治，不是根據他們一時的奇思怪想，而是他們的民族性格決定了他們要怎樣被統治。一種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改造它也同樣如此。

現在我們知道了，世界上既不存在一個絕對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個絕對的壞制度。而各種制度也沒有固有的優點，就它們本身而言，它們無所謂好壞。

正因為如此，在特定的時刻對一個民族有益的制度，對另一個民族也許是極為有害的。打個比方來說，我們經常會有這樣的想法：共和制要比君主制來得民主，因此共和國的人民也就要比君主國的人民幸福。可實際上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英國，這個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至今還生活在君主制的統治之下。反倒是拉丁美洲與非洲那些所謂的民主共和國，常常表現出十分囂張的專制壓迫主義。盡管這些國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國的憲法，可決定著各民族命運的是它們的性格，而不是它們的政府。

這樣看來，把時間浪費在炮制各種煞有介事的憲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戲，是無知的修辭學家毫無用處的勞動。能夠決定制度是否完善的因素，除了實用和時間之外，別無他物。

因此，我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像英國人一樣，束手讓這兩個因素來發揮作用。

當眾多的拉美國家從西班牙的統治下獨立出來後，它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國，一擁而上發瘋般制定憲法文本，而結果卻變得十分糟糕。

這樣看來，政治家們在調整制度的時候，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一：以實用為制定依據，而不是想當然的推理，更不是機械地照搬。

二：不要考慮是否嚴謹對稱，而是考慮它是否行之有效、方便實用。

三：除非感到有所不滿，絕對不加以變革。

四：除非能夠消除這種不滿，絕對不進行革新。

五：除了針對具體情況必須制定的一些條款之外，絕對不制定任何範圍更大的條款。

在英國，從約翰國王直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這五大原則一直支配著議會，讓它的行動有章可循，從容不迫。

法國人的情況恰好與此相反，這個由不同民族構成的國家，用了整整一千年的時間來維護集權制，然而當法國民眾感覺到不滿時，他們選擇了粗暴的方式。

當一場目的在於摧毀過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進行過後，人們驚訝地發現，這樣大革命的結果就是毀滅了一套集權制，繼而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權制，甚至使它進一步強化，更具備壓迫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該承認，集權制乃是法國民眾迫切需要的產物，就該承認它是這個民族的生存條件，承認這種制度最適合法國民眾。

從以上所述得出的結論是，制度無法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尋找。

我們看到，美國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榮，而另一些國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國，在極為相似的制度下，卻生活在可悲的混亂狀態之中。這時我們就應當承認，制度與一個民族的偉大和另一個民族的衰敗都是毫不相幹的。各民族是受它們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與這種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過是一件借來的外套，一種暫時的偽裝。

盡管道理是這樣的，但民眾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們將不滿歸結於某種制度，又將希望寄托於某種制度，就像對待聖人的遺骨一樣對待未實行的制度，賦予這些制度以創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就這樣，各種幻想和新詞匯反復地對群眾的頭腦造成沖擊，尤其是後者，它們對於民眾的影響力，和它們的荒誕同樣強大。

正因為如此，為強行建立某些制度而進行的血腥戰爭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發生，而且還會繼續發生下去，看不到一絲停止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