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文化學研究的基本觀點，西方人比較中國人而言，他們遵循直線思維路徑，中國人說他們是不會轉彎的簡單腦子，他們從古至今都按照形式邏輯的思維方式來推理，基本的就是“形式同一律”。舉一個細節可見：如果發現所有證據里面有一個細節不吻合，即使其他證據都吻合，他也不會允許通過，他不會去考慮是否真實，他們認為形式和程序不正確，目的和價值觀也不會正確，手段不道德，目的也不會合乎道德。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匪夷所思的。

人類認知失調的調適方向無非是自我與超我的兩面，人們都會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作為規矩中人一般會以自我服從超我，代表外在社會價值觀的超我，西方人的文化邏輯如上所述；那麽中國人的文化邏輯呢？我想到了以下幾條：

1.在千百年的歷史文化慣例里，中國人已經養成了通過整體主義思維進行“認知調適”的心理調整能力，所以有超強的解決價值觀沖突的調適通感，很容易就能夠打通互相沖突的價值觀之間的通道，使它們相安無事。整體主義文化價值觀也可以稱為中國式集體主義：包括天下大一統、家國一體（國家主義）、中央權威、人民群眾、集體組織等等。

2.中國人具有強大的實用功利主義文化價值觀，這是決定一切事情著陸的出發點和歸宿地，使一切價值觀沖突都得到解構，唯有看得見的利益和好處，抽象的道理、邏輯和道德都不必信仰，中國人是世界上最現實主義的族群。

3.倫理道德是中國人最熟悉使用的具有籠罩性的文化邏輯利器，包括人情、習俗、潛規則、人際關系無所不歸於道德律令中，只要上升到人情道德層面，則所有具體事情都必須服從。

4.中國人不讚成誠實是首要的道德律，到什麽山唱什麽歌，見什麽人說什麽話，做什麽事情將會有什麽道理，一切都根據具體情境來決定，這叫整體主義思維下的誠信的靈活性，自圓其說。

5.中國人從來就沒有也不需要形式邏輯來限制自我靈活的小聰明，有形式邏輯管著的頭腦才可以實行法治制度，潛規則要有無邏輯來匹配，遵守邏輯同一律不是中國的菜。

中國人更多地屬於以情感為基礎形成態度的族群。一種文化如果科學素質不能成為普通人的習慣思維方式，同時遇事不夠認真和嚴謹，且以人情潛規則為主要社會影響力的話，會以站隊、劃界、歸類和圈子從眾等社會化的態度來控制自我，這就是集體主義文化的影響力。阿倫森指出：“在西方文化下，人們的態度可能更多基於對個性與自我提高的關注，而在亞洲文化下，人們的態度則更多基於對自己在社會團體中地位的關注。”（《社會心理學》，P159）

在郭斌的例子里，他發出這條微博、包括他做出“放水”的行為，是對自己內心里中國人認同的政治態度的表態回應，是對自己到日本去這種行為的消解。但是需要看到在這種態度背後的實用主義價值觀：什麽利益我都想要得到，包括仇敵日本的好處，但是道德的面子我也要。海外華人作家為了得到祖國尊重和享受貴賓待遇，可以放棄堅持文學研究的虛無縹緲的價值觀。我們的文化需要個人經常進行認知失調的調適，需要個人時刻依附於集體的價值觀，從眾。即使郭斌在日本，也不會根據事實認知和邏輯分析來形成個人獨立的態度，所以不可能有自由的思想。

總之，在一個整體主義文化邏輯的大道理下，通過靈活的自圓其說的表態性姿勢，中國人總是能夠順利地解決自己的價值觀沖突問題，不會為了形式同一律而產生糾結。阿倫森說：“在降低認知失調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地說服自己是正確的，最後走向了非理性的行為和適應不良。”而且，“降低認知失調的過程總是無意識的。”（《社會心理學》，P125）

在這樣的文化心性下，是否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一種“不存在價值觀沖突的文化邏輯”，因為它有一個整體主義的價值觀籠罩一切，其他價值觀都可以委屈求全而得到圓融調適，消解掉它們之間的沖突性。（愛思想網站2016-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