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實際上等到了五代十國時期，59年的戰亂，把貴族基本上掃蕩一遍，到了宋代就是世俗社會，所以到了宋代已經沒有遊俠了，尤其是宋代重文而不重武的政策，導致武風下沈，水滸傳寫得大部分都是遊民階層，只有魯智深一個人夠得俠，為他的反潮流的，那是特殊的，不是普遍性，絕大部分打抱不平以自己為出發點，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或者是物質上或者精神上的，還是以物質上的需求為最多。實際上《水滸傳》寫的是遊民說給遊民聽的故事，寫得是遊民的奮鬥、發展的成功與失敗的故事。這是遊民的第一個特征。

第二，主動進擊精神。宗法遊民是萎縮的，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是宗法社會出來了，秀才造反三年不行，秀才都是不行，具有主動進擊精神應該是遊民。水滸傳主題歌寫得不錯，該出手時就出手，老百姓不敢，你有個家當的人在街上打架，就和光腳不怕穿鞋的道理一樣，他敢刀子、板磚就敢奔著你腦袋上，你就不敢，一動手就想著，家裏老婆孩子、工作單位，一系列的私心雜念，他什麼都不怕。遊民社會垂直流動中，得利最多，變化最大，他有主動進擊性，其他社會不行。中國老說農民起義多，必須有遊民作為領導和骨幹力量造反活動才能有規模，才能成個事，就是搞一個盜匪集團也得有一個遊民作為骨幹，這就是主動進擊精神，這是其他階層所不具備的。

水滸傳最典型就是李逵，典型的遊民，他在農村裏得罪了田主，小說中把田主寫得非常好的，他哥哥因為他犯了事，他哥哥被抓，結果田主為他哥哥花了錢，買通了，結果這個人後來被判刑，進入城市，後來又參加了造反活動，他的性格先打後商量。我有一次在現代文學館講水滸傳就講到李逵，有很多人喜歡李逵，我說從書上可能喜歡，您身邊上坐著要是李逵，你就受不了。因為他不講理，王小波講過知識分子最怕遇到的就是不講理的時代，你想講理他不跟你講道理。他們批水滸有赤子之心，這句話特別荒唐，為什麼我們感覺到小孩可愛，因為小孩沒有傷害力，用小手打你臉一下，你還咯咯地笑，李逵那種巴掌打你一下，你就受不了，小孩是非意識比較差，天真浪漫，沒有是非意識，及時攻擊，沒有傷害力，只是覺得好玩好笑，李逵沒有是非心，對你亂攻擊，你受不了，李逵這種人典型的遊民代表，主動的進擊精神，不管誰見了面大斧拍頭砍去，過去拿李逵當革命人物讚賞，如果革命人物都是這樣子的話，我認為還是不革命為好。

第三，幫派意識非常強。只講敵我不講是非，因為中國是宗法社會，註重親族關系，先秦有非我族類和我想法不同，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應該說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為本來小農和宗法社會造成的野蠻性，塗了很多的亮色，對野蠻性有了制約和約束。遊民為什麼能造成這樣子？因為脫離了宗法之後，因為儒家文化就是宗法文化，儒家文化在現代社會主流不能占有主流地位，就因為宗法制度整個是沒有的，以宗法制度和小農經濟為背景，文化沒有完全能夠獨立出社會結構、經濟結構這麼一種獨立的文化，純獨立的文化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說儒家文化是宗法制度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表現。

但是宗法文化的確對於宗法和小農狹隘性、野蠻性有一定的制約作用，遊民從宗法脫離出來，這種制約就擺脫出來，把最惡劣的部分發展到極端。只講敵我不講是非，只講利益不講是非原則就是遊民文化很重要的特征。看水滸傳就可以看出來，凡是梁山做事全對，打劫、殺人其他小盜做的就不行。別的人貪汙就是貪汙，逼上梁山，林沖的確被高俅等統治人物逼上，很多人被梁山逼上梁山的，沒有是非觀念。這是傳統文化裏面非常糟糕的一面。你說了一個話，你提了一個意見，先不說意見對不對，先問你你是哪撥的。一個訪問學者說中國文化，改革開放之前老百姓經常說得話，百姓怕上綱，幹部怕上線，老百姓隨便說一句話，違反階級鬥爭大綱或者違反主流社會最重要的那種政治觀念，這句話就不得了。我也被整過，但是怕上線，什麼叫上線，怕走錯路線，你是哪來的。後來陶鑄曾經是第四把手，毛、林、周，下面就是陶鑄，打倒他的時候，後來大家夥問毛主席，毛說：我知道，他是鄧小平推薦來的，後來就打倒了。幹部害怕上線，你哪來的，不在乎這話對不對？我們看水滸傳就是這樣子。我們有很多同志很多讀者在看水滸傳，我不是否定水滸傳，水滸傳是偉大的文學作品，仍然是那個時代的文化高峰，但是所體現的是什麼，對民間後來的影響是什麼，當然有好多正面的東西，但是負面的東西也不可忽視。

第四個特征，失去了角色意識。因為從宗法出來了，從宗法脫離出來了，宗法社會老說父慈子孝，做父親得慈愛，做兒子得孝，做丈夫得有負責精神，做妻子得講貞潔，這都是角色位置的道德要求，遊民從角色中脫離出來了，沒有了角色意識。所以說，我們現在看來儒家思想有很多負面的東西，如果中國傳統社會中如果不以儒家作為主導思想，而提倡法家主導觀念的話，中國古代社會可能更黑暗，儒家畢竟有能夠制約宗法社會和小農社會向惡性發展的一方面的東西，我們應該很歷史地看待儒家。遊民從這兒脫離出來，遊民意識負面東西比較多，就是因為古代最先進的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用通俗的話說，在其他的文化意識和思想意識傳入中國之前，儒家的思想意識應該說就是最先進的，當然歷代有不同的反儒，當然反儒都是在儒家內部對於儒家的不合理之處做的修整，而不是整體地反對儒家，應該說是最先進的，可是遊民從這兒解脫出來了，所以就不具備這種角色意識，就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意識中最黑暗的東西。比如對待親情的態度，儒家特別註重家族關系，五倫：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儒家思想也不能適應現代社會，因為現代社會更多關系是第六倫的關系，偶然遇到的人不是朋友，也不是君臣，也不是兄弟，我遇到你一次，下一次再也遇不到，偶然遇到的人儒家沒有，老杜寫得詩裏面有一些講到如何對待偶然見到的人，這種思想沒有傳揚，第六倫的關系儒家沒有講到。儒家講五倫的問題特別註重親族關系，主體是親族關系，親族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就是父慈子孝，遊民最後造反的時候就要完全背離。比如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舉了一個故事，沒有寫到水滸傳和三國志演義，通俗文化唱本寫了這樣一個故事，劉關張三個人起誓造反上青城山，上山之前，劉備對關公和張飛說了，我跟你們不同，我沒家沒業，我可以一身輕，你們有家有室怎麼辦，必須得把家室殺了，不忍心殺自己的家室，關公到了涿州把張飛一家殺了，張飛到了蒲州殺關公一家的時候，關公的妻子正懷著孩子，張飛雖然比較粗，但心比較軟，你說我一個人等於殺兩個人，所以張飛就把他給放走了。後來產了一個孩子叫關索，後來關索找他爸爸算帳，因為他們不是宗法人，所以拋棄宗法註重親族關系的想法，而且這種現象寫得不是不存在的歷史事實，我們從宋史中可以看到，福州造反一個姓龐的，在造反之前都把家室殺了，這不是個別現象，這不是小說中編造出來的，而是現實中的確存在的，這就說明遊民脫離宗法之後，宗法所秉承那種宗法意識在他們身上消失了，儒家的教導也不存在了。

另外一個例子是對婦女的態度。水滸傳是很突出的，歷來都解釋不清楚這個問題，最近有人說，可能施耐庵遇到過挺壞的女人，所以他才這樣寫女人。實際不僅是施耐庵，《三國演義》也這樣寫，寫到劉安的時候，招待劉備的時候把老婆殺了，因為沒肉，把老婆殺了，貢獻給劉備。而且劉備的妻子死了之後，關公從朝營送到古城，劉備見到之後，何必送呢，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實際上這恰恰反映了遊民對於婦女的態度，因為沒有家室，沒有接觸過，對於婦女除了敵視之外，還產生恐懼。寫到阿Q，那種對婦女的態度和水滸傳是一樣的，都是遊民，差不多那個歲數的女的有一種追求，因為不了解，有一種敵視，只要那個年齡的女沒有一個不是浪蕩的女子，潘金蓮等一系列，只要是那個歲數，人家說施耐庵在男女問題上出過問題。三國演義這些東西都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阿Q正傳寫過遊民的本質，水滸傳和阿Q一樣，裝出英雄的本相就是拒絕，就是殺戮，實際上那種思想基礎是完全一樣的，儒家的思想不同，雖然於丹亂講，是孔子對婦女的歧視。有人老為這句話辯護，孔子只不過說的是敘述句，不是價值判斷，那裏表現了孔子起碼對那個時代的女人的看法，但是儒家對於女子來說，宗法制度上是不歧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