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看見我一得閑就愛寫寫吧，他便問我能不能替當地的華人報紙，寫點東西去賣，因為好些編輯都是他的朋友，倘如寫得並不過分壞的話，當能大量容納一些。為了要“抵抗” 恐慌的生活，我就勉強寫了一篇小說，投到《仰光日報》去。編者陳蘭星君在未登出之前，聽說作者是這麽一個的我，便由他私自先給了二十個盧比來。於是，從此開始，我在零售勞力之外，又添上了販賣腦力的生涯了。

但那時，我對文藝的觀念不好：以為這是無足重輕的，也不願怎樣苦苦地去研究。

說到把文藝看重起來，則是同電影接觸之後的事了。有一次，在仰光  Sule  Pagoda  Road (當地華僑稱為白塔路) 的  Globe戲院內，看見一張好萊塢的片子。記起來，內容大概是這樣的： 新聞記者愛一名舞女，在美國經過一些慘痛的波折，都未達到成功。隨後舞女到中國賣藝，新聞記者打聽得這個消息，便遠遠地尾著追來。恰碰著辛亥革命之秋，正是中國大亂動的年頭， 這一對年輕的戀人剛要會在一塊兒，互道思念之苦的時候，突然在人間失蹤，關進黑暗的獄里去了。然而，事情又湊巧得很， 兩人居住的囚室，只僅僅隔了一層墻壁，彼此可以聽著聲音， 而且，兩人的手只要各從室門的洞上伸了出來，就能夠互相熱烈地握著。但是，老使他們倆都感著痛苦而又傷心的，便是現已攢在一塊了，卻還不能面對面地相看一眼!  關於犯罪的事實， 且單舉舞女的來說吧。她在一位滿清大員的府上賣藝，適值當地民軍起事，將那大官殺在後花園里，舞女恰來碰見了這樣流血的慘劇，人幾乎嚇昏了。那時，大概又是正當清廷和民軍議和的消息傳來了吧，民軍的領袖便趁此機會，把殺死滿清大員的罪名，輕輕地加在舞女的身上，且要處以大辟的慘刑。

當舞女將要拉出去砍頭的那一天，新聞記者似乎買通了看守逃出監獄，便飛奔到電報局去：向美國發出求救的急電。於是，太平洋上的大美國軍艦馬上乘風破浪地，向中國馳來，且放出飛機，挾著炸彈，飛往求救的地方。正值撕衣上綁的舞女跪在斷頭臺上，讓萬眾參觀，給兩位屠牛大漢揮刀要砍的時候， 大美國的飛機到了，轟然一聲，炸彈從空投下。這一來，全戲院的觀眾，歐洲人，緬甸人，印度人，以至中國人，竟連素來切齒帝國主義的我，也一致辟辟拍拍大拍起手來。而大美帝國主義要把支那民族的卑劣和野蠻 Telling  The  World (這影片的劇名) 的勛業，也於此大告成功了。因為，我相信，世界上不了解中國民族的人們，得了這麽一個暗示之後，對於帝國主義在支那轟炸的英雄舉動，一定是要加以讃美的了。

雖然，從此認清了文藝並不是茶餘飯後的消遣品，但要把一生的精力全灌注在──或部分地灌注在那文藝身上，似乎還沒有這麽打算過。

隨後，放逐回國來了。一天，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獨行的時候。一頭碰見了幾年不通消息的好友，沙汀。那時，他雖然尚未動筆創作，但已經苦心自修文藝好幾年了，聽見我有那麽多那麽奇的經歷，且將過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勸我無論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藝。並把當時窮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著，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無憂無慮地從事研究，寫作。又在研究和寫作的路上，熱心地給了我無窮的指示。記得那些日子的晚上，當我已經倦了，頭偏向另一邊的時候，他卻還更加熱烈地說了起來，一面伸出手來，搖動著我的膝頭，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談論下去。我自己呢，當然感動得不得不努力了。那時也發下決心，打算把我身經的，看見的，聽過的，──一切弱小者被壓迫而掙扎起來的悲劇，切切實實地繪了出來，也要像大美帝國主義那些藝術家們一樣  Telling  The World  的。這本處女作，就藝術上講，也許是說不上的。但我的決心和努力，總算在開始萌芽了，然而，這嫩弱的芽子，倘使沒有朋友從旁灌溉，也絕不會從這荒漠的土中冒出芽尖的， 而我自己不知道現在會漂泊到世界上的那一個角落去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