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是字面的意思：舊事。故事，對於宋朝的官僚士大夫來講，是僅次於祖宗法的存在。在崇尚典籍、尊重文化的時代，在法先王向後看的傳統壓倒一切的時代，應用故事，會使士大夫的施事進言顯得典雅博學，有據有力。

首先正音，我講的“故事”，“事”字不讀輕聲，而是讀第四聲。次以釋義，這個“故事”不是通常所說的意思，即不是《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的“真實的或虛構的用做講述對象的事情”，而是字面的意思：舊事。但這個舊事在古代有著特別的意思。

祖宗法是本朝所行先例，故事是以前所行先例。二者有重合之處，又不盡相同。以圓形來表示，故事是大圓，祖宗法則是大圓中處於中心位置的小圓。

祖宗法由於是本朝先帝時期的行事與立法，便戴上了神聖的光環。同時，又由於時代切近，與現實切合者多，實用價值大，所以在光環之下，備受重視。在形態上，盡管不屬於權力，卻體現了一種難以抗拒的權威。

然而，祖宗法並不能包治百病，因為只有祖宗朝既行之事，方可查檢比照，難以包羅萬象，涵蓋一切。

當祖宗法所無之時，具體操作的官僚士大夫首先想到的，也不是創例出新，而是法先王，將目光超越本朝，投向歷史全域，來為眼前的問題尋找相應的法理依據。這就是應用故事。

狹義的宋代祖宗法，只涵蓋太祖、太宗兩朝，至多加上真宗朝。廣義的祖宗法，則泛指當朝以前的所有先帝時期的行事。可供官僚士大夫們引經據典的祖宗法，要遠遠少於上千年積蓄的故事。而故事則是內容豐富，從無匱乏。

因此，故事就成了官僚士大夫的卷帙浩瀚的百科全書，就成了得心應手的武庫糧倉，現成的先例應有盡有。熟讀典籍的官僚應用故事，直如囊中取物。

故事，對於宋朝的官僚士大夫來講，是僅次於祖宗法的存在。講求故事，會近追隋唐，遠溯秦漢，在方方面面，把故事運用得淋漓盡致。

在《宋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講求故事的事例。

《真宗紀》於天禧五年十月壬子載：“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慶會，皇太子押班。”這是皇帝把故事作為執行禮儀制度法理依據的事例。

《李昉傳》載：“會邊警益急，詔文武群臣各進策備禦，昉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為言。時論稱之。”這是宰相處理國防事務時引據故事的事例。

《蘇頌傳》載：“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己意，反復言之。”這是士大夫以故事教育君主，而君主又主動接受故事教育的事例。

《選舉志》載：“鹹平間，秘書丞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官自代。”經過縝密檢討後，舉官自代於天水一朝遂成定制。這是故事在制度建設層面的貢獻。

南宋初年，面對財政困難，樓炤建議“參仿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事見《樓炤傳》。這是故事在財政領域應用的事例。

至於在法律方面，應用故事則俯拾皆是。一部《宋刑統》，就是唐律的翻版。引起我寫這篇短文的，正是《宋會要輯稿·刑法》中的一段記載。知制誥柴成務對死囚復審提出異議，“事下大理寺詳定”。大理寺在討論後提出報告：

檢會《刑統》，唐長慶元年十一月五日敕，應犯罪臨決稱冤，已經三度斷結，不在重推之限。自今以後有此色，不問台與府縣及外州縣，但通計都經三度推勘，每度推官不同，囚徒皆有伏狀，及經三度斷結，更有論訴，一切不在重推問之限。其中縱有進狀敕下，如已經三度結斷者，亦許執奏。如告本推官典受賂，推勘不平，及稱冤，事狀有據驗者，即與重推。如所告及稱冤無理者，除本犯死刑外，余罪於本條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實者，亦於本罪外加罪一等。如囚徒冤屈不虛者，其第三度推事官典本法外加等貶責，第二度、第一度官典節級科處。今詳《刑統》內雖有此條，承前官吏因循，不能申明，自今請依成務起請施行。

大理寺的報告首先從《宋刑統》中全文引述了唐朝敕文，然後才據之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是宋代官僚依據唐朝法律文書的一個極為普通的事例。

不過，故事是個雜貨鋪。士大夫援引故事，是為了達到自己目的而拿出佐證。朝廷紛紜或政治鬥爭的背景之下，作為例證所提出的故事，有時會遭到抵制。比如，在北宋，仁宗在呂夷簡的慫恿下要廢掉郭皇後，遭到范仲淹等一大批言官的強烈反對。這時，呂夷簡就擡出了故事，說：“廢後有漢唐故事。”結果遭到了孔道輔的駁斥：“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有力的反駁讓呂夷簡語塞。事見《孔道輔傳》。

還有士大夫出於結黨營私而引用故事，而被皇帝本人抵制的例子。《張洎傳》載：“尤善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政為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復轍？卿言過也。洎慚而退。”作為文人的張洎，巴結宦官也要引用故事。

蘇軾在討論科舉制度的上奏中，對有人“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彌”進行了批駁。此見於《選舉志》的記載。

也有皇帝引用故事，卻遭遇士大夫抵制的情況。有件事情，蘇軾正是當事人。《蘇軾傳》載：

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記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這段記載很值得玩味。英宗還是在皇子時代便已久仰蘇軾大名，即位之後，就想引用唐朝故事，直接提拔蘇軾為知制誥，擔任他的秘書官。在宋代，知制誥再進一步就是翰林學士，是精英中的精英，宰相與執政大臣多由此出。不過，皇帝引用故事的提案，卻遭到宰相韓琦的反對。他認為這樣提拔過快。猶今日所言，是坐直升飛機。韓琦說，這樣不但不會給其他士人做出榜樣，反倒還會害了他。英宗達不到這個目的，又提議讓蘇軾擔任記注，韓琦又反對，說這跟擔任知制誥差不多，不如給個帖職。即使是這樣提議，韓琦也還是附加了條件的，讓蘇軾參加考試。英宗很擔心蘇軾考不好，但韓琦卻固執地堅持。英宗只得依從宰相韓琦。結果，蘇軾考得還真不怎麽好，得了個三等，勉強過關當了直史館。後來，蘇軾還自我解嘲地對人說，宰相韓琦這是為我好。

從上述宰相與皇帝的博弈中，可以窺見在一定時期內中央政治權力消長之一斑。處於弱勢的皇帝，即使是搬出故事，也難達目的。

援引故事，古為今用，這是擁有知識優勢的士大夫的擅長。在崇尚典籍、尊重文化的時代，在法先王向後看的傳統壓倒一切的時代，應用故事，會使士大夫的施事進言顯得典雅博學，有據有力。這便形成一種別致的壓迫，使人難以不從不聽。即便不從不聽，也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

不過，故事的應用也具有多目的、多背景。在很多狀況下，也成為了政治角力、權力博弈的工具，發生著正面或是負面的影響。應用故事傳統讓古代的史學變得格外發達，《資治通鑒》就是故事集大成的范本。不過，故事不光只起到鏡子的作用，而具有工具效能。

為何故事可以超越王朝？為何故事讓隔世君臣奉為法寶？

這背後可以揭示出的秘密是，悠悠千年，無論如何江山鼎革換代改朝，無論如何“城頭變幻大王旗”，帝國只有一個，直到20世紀初葉，都未曾消失。盡管有變異，而更多的則是遺傳。

政策的延續性，不僅讓官僚認同，也讓老百姓深信不疑，而不管皇帝趙錢孫李姓甚名誰。舉個明顯的例子。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發布挾書令，嗣後焚書坑儒。到了公元前191年，漢王朝已經矗立了13年，才將挾書令廢止。在這道前朝政令廢除之前，民間深藏的“詩書百家語”一直不敢拿出，埋在地下，砌在夾壁墻中。政令廢除，古書紛出，才有了千年不息的今古文之爭。

超越了王朝，政策的延續，讓故事一直不故，推陳出新，就像一種西藥名字：長效磺胺。（作者為四川大學講座教授、日本學習院大學研究員。本文原載《文匯學人》2015年11月27日刊，原題《宋朝如何運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