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水同志的新作《先秦詩文史》使我大吃一驚，我還沒有看到過國內出版的印刷、裝幀如此精美的斷代文學史。僅書中一百多幀彩色圖版就令人目不暇接，值得反复觀覽。許多插圖是新出土的文物，而且極少見，作者把它拿來附在書中，再加上一段小品文式的說明，既賞心悅目，又開闊眼界，真是雙美。

例如論《莊子》內篇《齊物論》引證麗姬故事時，附“提梁虎形銅竈”圖。說明：“春秋時器。山西太原金勝村晉國趙卿墓出土。全器由竈體、四節煙筒以及釜與甑組合而成。為便搪泥，竈的內壁特地做出許多小刺。此竈既可以拆卸，則也不妨用於行旅。晉卿的炊爨之具精巧如此，麗姬之‘與王同匡床，食豢雛’，宜乎悔其當初之泣也。”熟悉名物（特別是先秦名物）是揚之水同志的專長，這一點我們從她的另一部著作《詩經名物新證》中可以體會到。不過在“新證”中，作者是用地下出土和地上流傳的器物來證實《詩經》中所出現的各類有實體可指的“名詞”，而此書中的插圖則是用以展示先秦詩文產生時代文化氛圍和社會面貌，使讀者對先秦社會文化有個具體的感受。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史界就討論重寫文學史的問題，那時學術界特別關註20世紀這一百年的文學史。其實我認為更應關注的是先秦文學史，因為先秦不僅是中國文學長河的上遊，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文化的淵源。我們常說我們中華民族不是靠血緣、也不是靠宗教凝聚的，而是靠文化凝聚的。所謂“《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中國則中國之”（元吳萊《與傅嘉父書論杞》）。這種文化認同，對於今人似乎很難理解，但這確是歷史事實，中華民族特別是其中人口最多的漢族形成正是由不同血緣的宗族、部族、種族逐步文化認同的結果。而這個中國文化的源頭在先秦就已經基本形成，以後只是損益而已。所以說先秦文化是後世民族整合的出發點。

對於這一點《先秦詩文史》中有明確的意識。在第二章《郁郁乎文》中引錢穆的話說：“要考察到中國古代人的家族道德與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詳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詩經》和一部《左傳》。《詩經》保留了當時人的內心情感，《左傳》則保留了當時人的具體生活。”雖然《左傳》申述的道德觀念已經與《詩經》有了距離（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但《左傳》作為敘述性質的作品其所展示的社會生活（也就是禮樂文化）自然與道德評價不同。作者指出“由西周而春秋，是禮樂制度由制定而發展而成熟而衰落的時期。《左傳》或錄其當時，禮與政治，禮與生活，禮與人的命運，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中便一一表現得盡致”。這是生活基礎，以後的兩千年，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儒道兩家思想文化在更深的層次上影響了後世。所以清理這些就決不是什麽區分“精華糟粕”等簡單的貼標簽法就能說清楚的了。

揚之水在談到儒道的代表人物孔子莊子對後世文學（實際上不止於文學）的影響時說：“孔子是把個人放在一個歷史社會的秩序裏，莊子則是把個人放在宇宙的生命的秩序裏。孔子系心於日用倫常中的人生，莊子關懷著天地大化中的人生。孔子是為人之道，莊子乃為生之道。孔子奠定根基，所以是深厚。莊子拓展了視野，所以特別有著精神的偉大。”這段話概括了儒道兩家思想的主要趨向，它們分別關註人生兩個重要問題，而且都給了比較完滿的解答（只是在農業文明下的完滿解答），使得生命有所依托。因此，能夠為中國古代社會文人士大夫普遍接受，從而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基礎。

對於先秦詩文的分析，本書也擺脫了歷來文學史家敘述和評價古代作品時內容、思想性、藝術性、影響等四大塊的做法，更多的是忠實記錄下自己讀這些作品的感受和想法。例如書中在論及《莊子•齊物論》時，說“它卻能夠憑著流水一樣的語言，把枯勁之辯思來隨文生情，汩汩滔滔依水勢而起伏流淌，因此談理靈活，筆致波峭，行文則顯隱緩急，各臻其妙。”在概括《詩經》時書中說道：“以內容論，大致可以說《風》多寫個人，《雅》《頌》多關國事；《風》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頌》則重在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即前者是抒寫情意，後者是講道理。抒寫情意固然最易引起人心之感動，而道理講得好，清朗透徹的智思，同樣感發志意，令人移情，何況二者之間並沒有一個截然的分別。”從中可以看出揚之水對於自西周以來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風習及其評價都有自己的意見，遺憾的是作者沒有在這方面加以展開（這本來也是傳統文學史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也許在這方面她考慮的還不太成熟吧。（收藏自 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