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認識張宏斌，張宏斌是坐在我家西墻南邊的椅子上，我坐在北邊椅子上，我們中間是一尊巨大的木雕的佛祖。左右小個子，就那麽坐著，醜陋如兩個羅漢。對面的墻上有一副對聯：相坐亦無言，不來忽憶君。感覺裏我們已經熟了上百年。

我們最先說起的是矮個人的好處，從拿破侖、康德，到鄧小平、魯迅，說到了陽谷縣的那一位，兩人哈哈大笑。我們不忌諱我們的短，他就一口氣背誦了《水滸》上的那一段描寫。我說你記憶力這般好，他說你要不要我背誦你的書？竟一仰頭背誦了我一本書的三頁。我極驚奇，卻連忙制止：此書不宜背誦！問他看過幾遍就記住了，他說三遍。我說你還能背誦什麽，他說看過三遍的東西都能記住。就又背誦起《紅樓夢》的所有詩詞，讓賈寶玉和金陵十二釵全都到我家辦詩會了。

但我請張宏斌來，並不是因為他是記憶的天才，他的本行是醫生，要為我的一個親戚的兒子治癲癇病的。我差點迷醉於他的記憶力的天賦而忘卻了他是醫生。他看了看親戚的那個患病的兒子，笑了笑，說：“藥苦，你吃不吃？”兒子說：“我愛吃糖！”大家都樂起來。我將那小子拉過來，在他汗津津的背上掛，搓下汙垢卷兒讓他看，幾個大人立即向我翻白眼，以為當著醫生丟了面子。

張宏斌留下了幾袋丸藥，開始詳細吩咐，什麽時候吃什麽大丸，什麽時候吃什麽小丸，極講究節氣前後的時間。我要付他的錢，他不收，提出能送一二本我的書。我的書都在床下塞著，他似乎不解：我把配制的藥丸是藏在架子上的瓷罐裏的，你怎麽把書扔在床底？我說：“你那藥是治病的。”他說：“書卻救人啊！”我笑了笑，救誰呢？一本送了他，一本簽上“自存自救”，放到了我的床頭櫃裏。

他的這些藥丸極其管用，親戚的兒子服後病遂消解，數年間不再復犯。

醫生我是尊敬的，而這樣的奇人更令我佩服，以後我們就作了朋友。他住在歧山縣，常常夜半來電話，濃重的歧山口音傳染了我，我動不動也將“入”念成“日”，一次作協研究要求入會的業餘作者，討論半天意見不統一，我一急說道：有什麽不高興的麽，人家要“日”，就讓人家“日”嘛！

他常常被西安的病人請了來，每次來都來我家，我沒有好酒，卻拿明前茶，請，請上坐，就坐在佛祖旁的椅子上。我們就開始說《紅樓夢》，說中醫，說癲癇，說憂郁症，說精神分裂，這些現代生活垢生出的文明病。

張宏斌說，醫生最大的壞處是：不能見了別人就邀請人家常去他那兒。這是對的，監獄管理員邀請不得人，火葬場也邀請不得人。中國人有這麽個忌諱。但我給張宏斌介紹了許多有病的人和沒病的人，還有許多名人和官人。誰的頭都不是鐵箍了的，名人和官人也是要患病的。作家可以拒絕，醫生卻要請的，沒病也要請，這如在家裏掛鐘馗像。

同張宏斌打交道的幾年裏，我也粗略識得什麽是癲癇和精神分裂病，什麽人易患這類病和什麽人已潛伏了這類病。並且，看他治病，悟出了一個道理：病要生自己的病，治病要自己拿主意。這話對一般人當然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對一些名人和官人卻至關重要，名人和官人沒病的時候是為大家而活著的，最複雜的事到他們那裏即得到最簡單的處理，一旦有病了，又往往也不是自己患病，變成大家的事，你提這樣的治療方案，他提那樣的治療方案，會診呀，研究呀，最簡單的事又變成了最複雜的事，結果小病耽誤成大病，大病耽誤成了不治之病。

張宏斌治病出了名，全國各地的病人都往歧山去，他收入當然滋潤，而且住房寬展，他說你出書困難了，我可以資助你，西安沒清靜地方寫作了到歧山來。我很感激他。年初，我對他說：你教我當醫生。他說：我正想請你教我寫文章哩。兩人在電話裏嗬嗬大笑：那就誰也不教誰了！

現在，我仍在西安，他還在歧山，十天半月一回見面，一個坐木雕佛祖的南邊，一個坐木雕佛祖的北邊，醜陋如兩個羅漢。

1997年1月20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