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怎麽描述我們呢？"五十九歲的沙克立克夫用懷疑的眼神問著。

"西方的記者，寫來寫去都是蘇聯的店鋪東西少得可憐，人們排長龍等著買香腸，蘇聯人衣著陳舊。他們不懂——"沙克立克夫慍怒地說，"蘇聯各個機關單位都有配給，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單位領取配給，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隊。我們並不缺糧食；西方記者把我們寫得很不堪……！"

我把這番話轉述給舍給聽。舍給是個廿九歲的作家。

"他是個混帳！"舍給憤怒地揮著手，"他想騙你！單位都有配給沒錯，可是夠嗎？你問他一個月配到幾斤香腸！有沒有咖啡？有沒有牛奶？有沒有乳酪？沒良心！睜著眼說瞎話。人家西方報道的是事實，事實有什麽好遮蓋的？"

"我們不是沒有食物，"我想起遠東研究所一位學者說的，"各地的糧食運往莫斯科，但進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擱淺了。為什麽呢？一群我們稱為-買賣黑手黨-的人，為了要破壞戈爾巴喬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腸囤積起來，不往城裏運。過幾天，香腸全臭了，於是整卡車整卡車地往河裏傾倒……"

"然後，"尤瑞很戲劇化地說，"人們突然在莫斯科河裏發現漂浮的香腸，事情才爆發出來。報紙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給不感興趣地說，"報紙是這麽說過，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難說。"

舍給對蘇聯的香腸沒有興趣，他只有一個夢想：到美國去。

"為什麽？"

"我不否認我也喜歡有較好的物質生活，不過最重要的，美國那樣的社會比較可以讓我專心而孤獨地生活。我只想看書、寫作、思考，其他什麽都不要，什麽都不想過問，只作我自己。在蘇聯，這辦不到。"

舍給不曾去過美國，卻講得一口美國英語；穿著一條帥氣的牛仔褲，還有一件令人眼花繚亂的太空外套。舉手投足都像一個美國的青年。

經過剛開幕兩個星期的麥當勞，看見排隊等著漢堡的長龍蜿蜿蜒蜒大約有兩三公裏長。

"瘋了！"舍給搖頭。

舍給是個結了婚的人，可是生活得像個單身漢，晚上不必回到妻子身邊吃飯、睡覺。沙夏也是，伊凡也是。

怎麽回事？

"很簡單，沒房子！"沙夏幹脆地說，"我和妻子申請了要買房子，但是得等好幾年。所以只好她住娘家，我住我父母家，因為她不肯搬來我家，我也不肯搬到她家。分開住，兩個人都自由舒服。"

"蘇聯的房荒很嚴重地在破壞婚姻這個制度，"莫斯科大學副教授譚傲霜說，"年輕夫婦要嘛分開住，感情就難免淡薄，要嘛就和公婆或嶽父母擠在一起，又難免兩代間的糾紛，婚姻往往很快就破裂。"

"既然很少在一起，各過各的生活，又不要小孩，為什麽要結婚呢？"我問沙夏。

"她要嘛！"

走在寬敞筆直的大街上，我想請朋友找個安靜的地方，坐下來歇歇，喝杯咖啡，好好聊聊。

"莫斯科沒有這樣的地方："朋友搖搖頭，"只有最近個體戶開了零星幾個咖啡店，很遠。"

社會主義的莫斯科，已經沒有了咖啡屋文化。你當然可以進入豪華優雅的作家協會餐廳，或者龐大刺眼的宇宙大館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前者需要身分，後者需要美金，都不是尋常百姓能夠涉足的地方。

人，要有余錢，要有余閑，還要有那麽一點渴望和同類輕松自在的接觸的心情，才會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會主義長久以來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補償。正因為沒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門打開。在許多西方社會，家，是一個隱秘的城堡，不輕易對人開放，只有親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經濟的貧或富、社會階級的高或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壞、家庭關系的和諧或沖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來，你的弱點和優點暴露無遺。

莫斯科人卻似乎不在意把自己袒露出來。他只和你萍水相逢，一面之交，但他熱誠地請你到他家去。他為你開香擯酒。給你最好的香腸乳酪，而你知道，每一樣東西都得來不易；他卻很快樂地為你揮霍著。

他的家很小，在莫斯科，你的居住空間要小於六平方米才有資格申請住房。因為小，所以人們在每個房間都擺上一張床，每個房間都是客廳兼書房兼臥房……多功能用法。你在房間之間走來走去，把這家人的一切都看在眼裏；他沒有秘密，他不在乎你發現了他的經濟狀況、他的社會階級、他的生活品味——他把自己敞開了來接受你。

我在莫斯科兩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兩年所看的還要多。瑞士人的房子那麽華麗，家具那麽考究，品味那麽昂貴，他的門卻是深鎖著的，鎖著孤寂的心靈。

俄羅斯人的家門是開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一九九○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