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與朱維錚教授共同編著的《維新舊夢錄》一書的序言。該書副標題為《戊戌前百年中國的“自改革”運動》，系十九世紀中國的時論選集，旨在通過不同時間、不同人物從不同視角呼籲清帝國實行“自改革”的代表性論著，展現晚清“變法維新”形成思潮和運動的迂回曲折的歷程。書前附有和朱維錚撰寫的導讀《晚清的“自改革”與維新夢》。分別由大陸的三聯書店和臺灣的商務印書館在兩岸出版，按照兩位編者的不同意見分別命名為《維新舊夢錄》和《未完成的革命》。鑒於兩岸出版環境的不同，本文在大陸版和臺灣版中略有不同。
 
 
　　1．十九世紀的世界？
 
 
　　那要看你說的是哪一個世界。十九世紀後半葉的維也納，在斯蒂芬·茨威格的回憶裏是一個明亮美好的世界：
 
 
　　……普遍的繁榮變得愈來愈明顯，愈來愈迅速，愈來愈豐富多采。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經不是昏暗的燈光，而是耀眼的電燈。從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鋪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彩……水已經不再需要從水井或從水渠裏去提取，爐竈升火也不再那麽費勁，到處講究衛生，已不再滿目骯臟……人們都變得愈來愈漂亮，愈來愈強壯，愈來愈健康。畸形殘廢、甲狀腺腫大，斷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益少見。


11月21日，仅一日之战，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便落入敌手。清军统领无法控制大军崩溃的局面。在日军的追击下，清军朝金州方向败走。供图：《清日战争》
 
 
　　……社會方面也在不斷前進；每年都賦予個人以新的權力，司法愈來愈溫和與人道……愈來愈廣泛的社會階層獲得了選舉權，從而有可能通過合法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社會學家和教授們競相為使無產者享有比較健康幸福的生活而出謀劃策，因此，這個世紀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你可以透過外國人的眼睛來看，譬如一個美國女傳教者在一八九五年看見的山西：
 
 
　　……街頭到處都是皮膚潰爛的人，大脖子的、肢體殘缺變形的、瞎了眼的，還有多得無可想象的乞丐……骯臟，令人作嘔……一個男人就在我們跟前把褲子脫下來大便，然後蹲在那兒抓身上的虱子……一路上看到的潰爛皮膚和殘疾令我們難過極了。
 
 
　　也可以透過中國人的眼睛來看，譬如梁啟超在一八九六年寫的：
 
 
　　……地利不辟，人滿為患。河北諸省，歲雖中收，猶道殣相望。京師一冬，死者千計。一有水旱，道路不通，運賑無術，任其項委，十室九空。濱海小民，無所得食，逃到南洋美洲諸地，鬻身為奴，猶被驅迫，喪斧以歸。馴者轉於溝壑，黠者流為盜賊。
 
 
　　……官制不善，習非所用，用非所習……一官數人，一人數官，牽制推諉，一事不舉……非鉆營奔競，不能療饑，俸廉微薄，供億繁浩，非貪汙惡鄙，無以自給。
 
 
　　或者如加拿大傳教士馬偕在一八七二年所投宿的臺灣最好的旅館：
 
 
　　大馬路上一排低矮的磚房：房間極小，小得只能塞下三張床，沒有任何桌椅。薄板床的腳是磚塊疊的；沒有彈簧墊或床單被套，只有幾張骯臟的草席，抽鴉片的苦力在上頭睡過多年。沒有窗。花生豆油點起的微光讓人看見地板是黑濕的泥土，墻，汙穢不堪且生了黴……鴉片味沖鼻，在門口汙泥裏打滾的豬發出臭味……這些豬走進走出，但這是我們走遍了全島所住過最好的旅館。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情緒。茨威格的十九世紀歐洲人樂觀而且自負，“懷著自由派的理想主義真誠地相信自己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梁啟超時代的中國人卻是惶惶不安的，“今有巨廈，更歷千歲，瓦墁毀壞，榱棟崩析；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每個人都有風雨欲來，大難臨頭的壓抑和緊張。
 
 
　　即便僅僅只是想寫本遊記，作者的序卻可以沈重得不勝負荷：“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煉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
 
 
　　雖然執筆在二十世紀初，劉鶚表達的卻是十九世紀末的時代情緒：“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大廈將傾，棋局已殘，除了感時憂國的痛哭之外，還有救亡圖存的奮起。既沈重，又激越。
 
 
　　二十世紀的樹種在十九世紀的土壤裏，離地面最遠的一片葉子也含著土壤的成份。如果斯蒂芬·茨威格的維也納是我的土壤，我不會是現在的我。年輕時留學美國，看見美國的年輕人擡頭挺胸、昂首闊步，輕輕松松地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我覺得不可思議：這樣沒有歷史負擔的人類，我不曾見過。我，還有我這一代人，心靈裏的沈重與激越，是否有一個來處？
 
 
　　2．不是說，所有針砭時事的文章在事過境遷之後都要失去它的魅力？那麽為什麽梁啟超的文章在一百年之後仍舊讓四十歲的我覺得震動？
 
 
　　他分析專制政體如何塑造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夫既競天擇之公例，惟適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數千年生息於專制空氣之下，茍欲進取，必以詐偽；茍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於此兩種性質之人，即其在社會上占最優勝之位置者也。
 
 
　　他呼籲體制改革迫在眉睫，否則將萬劫不復：吾國民茍非於此中消息參之至透、辨之至晰、憂之至深、救之至勇，則吾見我父老兄弟甥舅，不及五稔，皆轉於溝壑而已。嗚呼，吾口已幹，吾淚已竭，我父老兄弟甥舅，其亦有聞而動振於厥心者否耶？
 
 
　　他的剖析像一把寒光刺目的刀，他的呼籲像傷口上抹鹽時哼不出來的痛楚。
 
 
　　在二十世紀還年輕的時候，十九世紀的文章也曾感動過另一個四十歲的人；胡適在一九三○年說梁啟超的文字“我在二十五年後重讀，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感動的時期呢。”
 
 
　　“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是一九○五年，胡適十二歲，讀到三十二歲的作家梁啟超的大聲呼喊：
 
 
　　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
 
 
　　少年人熱血奔騰，“沖上前去，可不肯縮回來了。”
 
 
　　這個熱血少年在二十五年後變成北大教授，轉身對是一代的少年呼喊：
 
 
　　少年的朋友們，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個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同時，他對繼滿清政府而起的新的獨裁毫不留情：
 
 
　　……協作的結果，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一個學者編了一部歷史教科書，裏面對於三皇五帝表示了一點懷疑，便引起了國民政府諸公的義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張要罰商務印書館一百萬元！……至於輿論呢？我們花了錢買報紙看，卻不準看一點確實的新聞，不準讀一點負責任的評論：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四十歲的胡適之所以仍受梁啟超的文章感動，難道不是因為，盡管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他所面對的中國仍是一個專制貧窮的中國，他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啟超的痛苦，他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啟超的呼喊？
 
 
　　而我，正好在胡適所抨擊的那個體制下出生、成長。十二歲的胡適在上海讀書，用心背誦抄寫的是《新民說》、《天演論》、《群己權界論》。老師們出的作文題目是“論日本之所由強”和“言論自由”。六十年之後，十二歲的我在臺灣讀書，用心背誦抄寫的是“蔣公訓詞”。寫的作文題目是“民族救星”、“大有為的政府”、“忠勇為愛國之本”。“孝順為齊家之本”，沒有人告訴我，胡適在一九三○年曾經說：少年的朋友們，請仔細想想：你進學校是為什麽？你進一個政黨是為什麽？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為什麽？革命是為了什麽而革命？政府是為了什麽而存在？
 
 
　　也沒有人告訴我，在一九○○年梁啟超曾經說：
 
 
　　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
 
 
　　於是到了一九八五年，《野火集》的作者所呼喊的是：
 
 
　　……中國學生……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種心靈殘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無心——去禁止置疑、阻礙思考，就是制造心靈殘障……我們，是不是一個心靈殘障的民族？
 
 
　　一百年之後我仍受梁啟超的文章感動，盡管時光荏苒、百年浮沈，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啟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啟超的呼喊？我自以為是鋒利的筆刀，自以為最真誠的反抗，哪一樣不是前人的重復？
 
 
　　重復前人的痛苦，重復前人的努力，整個民族智慧就消耗在這一代又一代又一代的重復中。溫習中國近代史，翻過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不免生氣：他媽的，為什麽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滿嘴黑毛綠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
 
 
　　北京大學是一八九八年維新運動的產物。一九九八年，為慶祝北大百年校慶，北京學者李慎之寫著：
 
 
　　自由主義……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有全社會多數人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也就是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中國要達到這個目標，還有漫長而曲折的路要走。
 
 
　　唉！李慎之當然知道汪康年在一八九六年說過的話：
 
 
　　全國之民皆失自主之權，無相為之心。上下隔絕，彼此相離。民視君父如陌路，視同國若途人。夫民之弱與離，君所欲也。……積至今數千年，乃受其大禍。然則至今日，而欲力反數千年之積弊，以求與西人相角，亦惟曰復民權、崇公理而已。
 
 
　　“復民權、崇公理”，用今天的白話文來說，不就是“公民意識”、“法治社會”嗎？中間已經過了多少年？而前面“還有漫長而曲折的路要走？”　李慎之的心情，想必是憂郁的。
 
 
　　3．中國的知識分子又以什麽樣的心情看待一九九八年六月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北京之行呢？這個美國人，在他出發之前，許多中國人已經對他寄以厚望。
 
 
　　一八九八年，也有一個重要的外國人來到北京，叫伊藤博文。中國人對他也曾寄以厚望。《臺灣日日新報》以生動的文字報道了九月十九日伊藤和康有為的晤談。
 
 
　　康氏曰：“……君侯見太後時，請極言多國相迫，外患甚急，斷行改革，則中國尚能自立，不然，必難當各國分派，其禍患不可勝言。”
 
 
　　侯曰：“諾。”
 
 
　　康氏又曰：“君侯見太後時，請極言倡論改革多士，皆具忠心為國家謀幸福，無他意者……”
 
 
　　侯曰：“諾。”
 
 
　　康氏又曰：“君侯見太後時，請極言滿人漢人，同為清國赤子……滿漢界線，切不可分。”
 
 
　　……侯連答皆諾之。康氏色怡曰：“君侯能為太後逐一言此，則一席話足救我中國四億萬人，豈惟敝邦幸福，東方局面，地球轉運，實系在君侯焉。”
 
 
　　伊藤來不及見到太後，政變已發生。康有為成為中國頭號政治犯，通過英國人的主動援救而流亡日本。
 
 
　　李鴻章要求伊藤遣回康有為，伊藤回答：“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系無關政務，或可遵照爵相所諭。若幹涉國政，照萬國公法不能如是辦理，當亦貴爵相所相知。”
 
 
　　歷史情境的相似像電影的蒙太奇。政變發生，有決定留下來流血犧牲的，譬如譚嗣同；有決定出走流亡的，譬如康、梁。國際輿論不滿北京政府的鎮壓，紛紛插手。為了聲援黃遵憲，英國宣布“如中國國家欲將黃遵憲不問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則我國必出力援救以免其不測之禍。”幾個魯莽的美國人甚至試圖劫獄。
 
 
　　抵達彼岸的流亡人士起先受到外國媒體的包圍和愛國華僑的支持。時日稍久，部分流亡者彼此之間產生矛盾，相互攻擊，財務不清者有之，道德敗壞者有之。而在中國，原來喧騰一時的改革呼聲突然噤聲。
 
 
　　克林頓和伊藤博文難道不是扮演了同一個角色，在同一個舞臺，演出同一個腳本？
 
 
　　那個天真的美國人還果真大談自由民主，說美國人所相信的人權價值是普世價值；面對鏡頭的他風度翩翩，辯才無礙，渾身散發文明的自負與優越。
 
 
　　對，我真想狠狠踢他一腳，說：下來！這些話不需要你來對中國人說。
 
 
　　但是，我當然知道，該被踢一腳的當然不是他。我的一時沖動，只是由於想起譚嗣同臨刑前的話：“各國變法，無有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如果知道在他之後有多少血要流進中國的土地，一百年之後還在流，為同一個理由流，我確信，他會死不瞑目。
 
 
　　4．所以外國以人權為理由干涉中國內政也有一百年的歷史了。而圍繞著這種洋人“幹涉”的辯論，是不是不一樣了呢？
 
 
　　二十世紀九○年代的爭執是：人權是不是西方文化專屬特產，適不適合中國國情，有沒有所謂中國國情。
 
 
　　上海學者王元化在一九九五年的看法是：
 
 
　　我不贊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的返本論，尤其當有些人假借東方主義的理論，只承認文化傳統的特性，不承認各個民族由人類共性所形成的相等的價值準則，因而拒絕遵守國際公法和人性原則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更突出了。今天不應該再出現清軍在常勝軍協助下攻破太平軍駐守的蘇州，因殺降而遭到戈登將軍責問時，以“國情不同”為借口來搪塞的荒唐事了。
 
 
　　一九九八年我的一篇以德文發表的文章在歐洲引起一些註意：
 
 
　　個人、自由、人權，在西方文化裏也是經過長期的辯證和實驗才發展出來的東西，不是他們“固有”的財產……文化，根本沒有“固有”這回事……文化是一條活生生的、浩浩蕩蕩的大江大河，不斷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觀。文化一“固有”，就死了。……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嘗不是一個充滿辯證質疑、不斷推翻重建的過程？
 
 
　　梁啟超在一八九六年寫的《論不變法之害》，熟讀清史的王元化想必了然於心，我卻是第一次細讀，我的錯愕在王元化眼中一定顯得可笑。
 
 
　　梁啟超這篇氣勢磅礴的文章說了些什麽呢？第一，“上觀百世，下觀百世，經世大法，唯本朝為善變”。所謂傳統所謂國情，就是不斷地推翻重建。第二，“吾所謂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實為西人所改造”。民主科學現代化，只是在西方發生，改變了西方，而不是西方文化固有本質。第三，“天子失官，學在西彜”。如果民主科學在中國找不到，可以學。第四，更何況，中國傳統龐雜多元，不見得找不到；中國有神農後稷，有庠序學校，有議郎博士，有墨翟、亢倉、關尹。
 
 
　　結論呢，“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則變，不變亦變！”世界有某些共同的價值，往這些價值邁進，是抵擋不住的世界趨勢。
 
 
　　這篇文章在我讀來覺得驚心動魄，因為它所碰撞的幾個問題正好是一百年以後中國知識界最關切的大問題之一——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看看臺北中央研究院李明輝在一九九七年怎麽描述：
 
 
　　當代儒學所面對的時代問題主要是現代化問題……現代化不等於西化，但我們不能不承認：現代化的歷史動力主要是來自西方，因此，中國文化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自始便與“它該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的問題相關聯……在面對現代化的問題而進行自我轉化的過程中，當代儒學一方面致力於現代化的意義，一方面重新詮釋自己的傳統。這兩方面的工作是相互關聯，同步進行的，而且都必須透過對西方文化的吸納和消化來進行。
 
 
　　梁啟超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所勾勒出來的難道不就是我們轉進二十一世紀的此刻所面對的現代化以至於全球化的基本原則嗎？
 
 
　　而我自以為得意的文章，又說了什麽梁啟超不曾說過的話？王元化可也覺得憂郁？
 
 
　　5．我想，我落進了一個自己畫出來的圈套。感嘆後人沒有超過前人，就是假定歷史以直線往前邁向進步。譬如斯蒂芬·茨威格時代的維也納人。他們“覺得每隔十年便標誌更上一層樓的進步。”他們“始終不渝地深信容忍與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約束力。他們真心實意地以為，各國和各教派之間的界線和分歧將會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漸消失，因而整個人類也將享有最寶貴的財富——安寧與太平”。
 
 
　　這是茨威格十九世紀的父輩們所相信的進步主義。茨威格寫回憶錄是在一九四○年；這一年，身為猶太人，他，以及他的父輩，已經被逆轉的時代狂潮所粉碎。二十世紀的一代人，已經沒有人敢相信歷史是直線進步的：
 
 
　　我們今天的人已不得不使自己漸漸習慣於生活在一個沒有立足點，沒有權利，沒有自由，沒有太平的世界。我們早已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棄了我們父輩們以為人性會迅速和不斷提高的信念。鑒於一場猛一下就使我們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災難，在我們這些得到慘重教訓的人看來，那種輕率的樂觀主義是十分迂腐的。
 
 
　　一九四二年，憂傷的作家自殺身亡。
 
 
　　三十年代，楊杏佛曾經喟嘆：“爭取民權的保障是十八世紀的事情。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十世紀裏還是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作。”
 
 
　　這個說法，茨威格不會同意，希特勒統治下的托瑪斯·曼不會同意，東德昂納克統治下的藝術家們不會同意。歷史的重復、文明的倒退，在二十世紀裏有太多、太多的見證者。
 
 
　　最令人困惑的，是日本。從康梁時代到一百年後，中國人一直在贊美明治維新如何奠定了日本現代化的基礎。康有為讓光緒皇帝苦苦鉆研的兩本書之一，就是他所寫的《日本變政考》。中國百日維新的失敗像一塊破抹布，擦亮了明治維新這塊代表進步的銅牌。
 
 
　　明治維新真這麽光滑燦亮嗎？很少被提及的是，英、法、美、荷四國聯軍曾經炮轟下關，強迫通商；激烈的攘夷運動、連串的軍事鎮壓、激進派的暗殺行動、國粹派的反動，貫穿整個明治維新時期。
 
 
　　再說，日本軍國主義的種子難道不是種在明治維新的意識形態裏？福澤諭吉在他一八八五年的《脫亞論》中所提倡的進步論調就是要“擺脫亞洲的固陋，轉向西方的文明”，主張“我國不要猶豫等待鄰國的開明，共興亞洲，而應該脫離這一隊伍，與西方的文明共進退；對於中國和朝鮮，也應該像西方人對待中國和朝鮮那樣地來對付”。
 
 
　　不是基於這樣的“進步”理念才會有一八九四年的“清日戰爭”嗎？中國戰敗所給予日本的三億六千萬日元，是日本國家預算的五、六倍，大幅度促進了日本的工業發展；更重要的，其中超過五分之四被用在日後的擴充軍備上，甲午戰爭的勝利簡直就是明治維新獲得的獎牌，標誌著“進步”。
 
 
　　可是，一九四五年，當原子彈將日本國土燒成焦黑、大和人民屍橫遍野的那一刻，明治維新究竟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歷史，在那一刻，究竟是前進了還是後退了？
 
 
　　弗洛伊德大概是對的。他說我們的文明，或者說文化，只是非常薄非常薄的一層，隨時可能被惡的欲念沖破。
 
 
　　非常薄的一層什麽呢？我想，像手捧著的透明的細瓷吧，一不小心就要粉碎。一旦嘩啦碎在地上，我們又得從頭來起，匍匐在地，由掘泥開始。
 
 
　　6．如果瓷器不摔下來，如果文明能平靜地累積一段時候，有些理想卻也是可以實現的。陳少白在一百年前來臺灣成立興中會臺灣分會時，不會預料到這個島嶼將來的歷史地位。章太炎在戊戌政變後流亡臺灣，曾經寫到這個“東南富饒之地”有一天“必有超軼乎大陸者”；它不可能料到，以後臺灣“超軼乎大陸者”的會是什麽？
 
 
　　到一九五二年，胡適仍在抵擋國民黨的專制；唯一不同的是，三十年代的他咄咄逼人、氣勢萬鈞，五十年代的他——人老了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低調、迂回、欲言又止。但他仍舊呼喊：“人人應該把言論自由看作是最寶貴的東西，隨時隨地的努力爭取，隨時隨地的努力維持……”
 
 
　　這是胡適在紀念《自由中國》雜誌創刊三周年的致詞。八年後，雜誌被查禁，雷震下獄，判刑十年。看起來是件大事，因為胡適和雷震名氣太大。人們不太知道也不太記得，早在一九四九年，臺灣作家楊逵因寫過“和平宣言”而被判十二年監禁。“和平宣言”所要求的也不過是“請政府從速準備還政於民，確切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
 
 
　　一直到一九八七年，臺灣和大陸一前一後地走在百日維新以來同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上”。一九八七年以後，它卻折上了另一條路，一條嶄新的、沒有前人足跡的路。
 
 
　　在二十世紀末的臺灣——孫中山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所締建的“中華民國”，沒有人再談爭取自由，沒有人再談爭取人權，因為憲法保障的自由和人權都已獲得。梁啟超的作文題目總算過時了。在一九九八年，兩千一百萬臺灣人已經擁有與西方齊步的基本權利，譬如居住遷徙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秘密通訊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所謂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參政權、請願訴願權、國民教育權等等。另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還有社會福利保險、健康醫療、文化藝術發展和弱勢團體的特別保護。
 
 
　　這不是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所夢寐以求的“復民權、崇公理”嗎？梁啟超一代人影響胡適一代人；胡適一代人影響殷海光一代人；殷海光一代人之後有一波又一波的知識分子前赴後繼……這是捧著瓷器跑步的接力賽。瓷器一百年不落地而碎，它就嫣然放出光芒，證明一百年前張之洞的缺乏遠見：
 
 
　　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各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
 
 
　　但新得到的自由在臺灣人的手裏，像一條抓不住的泥鰍。
 
 
　　7．在臺灣這個實驗室裏，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國傳統摻雜混合而冒出來的奇形怪狀，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梁啟超在一九○三年就有所考慮：“然吾聞共和政體，以道德為之氣者也。”他指的是公民道德，也是我們今天所說公民社會裏的人民素質。“茍脫威力之制裁，而別無道德之制裁以統一之，則人各立於平等之地，人各濫用其無限之權，挾懷私具。”下一代的李大釗在一九二一年也大喊：“我們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們所顧全的秩序，是自由間的秩序。”
 
 
　　梁啟超和李大釗能想象到今天這種情況嗎？譬如說，在臺灣的民主社會裏，黑道用金錢與暴力，用裹脅與利誘，取得地方派系的合作，操縱選舉而進入議會，往往成為議長而控制議會。流氓轉化為民意代表，監督政府預算。而政府當然包括警察局。
 
 
　　於是荒謬的局面就出現了：魚肉良民的黑道角頭，代表“民意”高高在上，除暴安良的警察局長無限委屈地在下等候質詢，擔心他的預算被議會刪減。官兵和強盜，在完全民主合法的操作中，掉換了位置。
 
 
　　臺灣人對自由與秩序之間矛盾而復雜的關系，認識也很低，尤其以被選出來的民主政府為代表。譬如以偵防中共間諜為理由，調查局可以公然宣布將對自己國民設立“忠誠檔案”，采取監視。譬如以增加效率為理由，臺灣政府可以宣布要發行電子“國民卡”，將國民個人資料、照片、指紋以及控制網絡活動的電子簽章以數位方式記錄在卡片上。這種為了所謂行政效率而罔顧個人隱私權的作法，在任何法制先進的國家裏都會使得全國嘩然，激烈抗爭不止。在臺灣這個剛剛起步的社會裏，連一個稍微健全一點的監聽法規都還沒有成立，簡直就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抵抗政府，或者黑道及商業團體利用政府，在暗中侵犯人民通訊的自由。臺灣政府貿然宣布“國民卡”的發行，表示政府官員連自己可能侵犯人民自由的這個基本認識和自覺都沒有，實在令人不寒而栗。（註：經知識界及民間輿論大力抨擊之後，“國民卡”之實行已確定取消。）
 
 
　　當然，跨進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年輕人和我這一代人已經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們擡頭挺胸、昂首闊步，輕輕松松地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看起來背上沒有任何歷史負擔，不需要沈重，也無所謂激越。
 
 
　　我們只能希望，他們抱好手裏的瓷器，不要讓它摔下來粉碎；因為粉碎的時候，下一代又得匍匐在地，從掘泥開始。
 
 
　　只能謙卑地希望。
 
 
　　8．兩個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問題：西化的問題。十九世紀的改革家顯得急迫，但充滿自信，對於改革的目標堅信不移。王韜的筆調多麽典型： ……天時人事，皆由西北以至東南，故水必以輪舟，陸必以火車，捷必以電線，然後全地球可合為一家。中國一變之道，蓋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請驗諸百年之後。
 
 
　　好大的口氣啊，王韜。他似乎沒有深想：輪舟火車電線將造成產業結構改變，產業結構改變將造成社會結構改變，社會結構改變將瓦解原有的道德架構和文化秩序，道德架構和文化秩序瓦解之後如何重建？
 
 
　　這樣要求十九世紀的人當然是不公平的。王韜所面對的是一個牢套在中國舊傳統框框裏的社會，因此他要達到的只是打破那個框框；打破之後怎麽辦，是二十世紀的問題。
 
 
　　胡適說，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是十九世紀的百日維新；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說法，那麽百日維新之後有五四運動的全盤西化，之後有五十年代的全盤蘇化，之後有徐復觀等人掀起的新儒家運動，有錢穆所呼籲的舊文化運動……。每一個運動都在尋找答案：西化、蘇化、傳統化……。相對於十九世紀知識分子的篤定，二十世紀的人無寧是猶豫的、懷疑的、思索的。殷海光的心情是許多人的心情：我恰好成長在中國的大*時代，在這個*的時代，中國的文化傳統被連根的搖撼著，而外來的觀念與思想，又像狂風暴雨一般的沖激而來，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感受到種種思想學術的影響……無所適從。在這樣的顛簸中，每一個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於希望與失望、吶喊與仿徨、悲觀與樂觀、嘗試與獨斷之中。我個人正是在這樣一個大浪潮中間試著摸索自己道路前進的人。
 
 
　　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年的我自己，作為一個微小的典型，距離殷海光三十年，是這麽說的：
 
 
　　我生來不是一張白紙；在我心智的版圖上早就浮印著中國的輪廓。我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卻總是以這心中的輪廓去面對世界，正確地說，應該是西方世界，怎麽叫“面對”呢？面對不言而喻含著對抗的意思。一個歐洲人，絕對不會說，他一生下來就“面對”東方文化，因為他的文化兩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來只有自我意識，沒有對抗意識。
 
 
　　二十世紀的人猶豫、懷疑、思索，不是因為他知道得太少，而是因為他知道得太多；不是因為他西化太淺，而是因為他西化太深。王韜說，“請驗諸百年之後”，百年之後，中國——還有非洲、印度、伊斯蘭世界——的知識分子發現自己共同的處境：全球化的力量越大，本土化的欲望也越高；西化越深，回歸傳統的向往也越強。現代化全球化，與民族化本土化，兩邊使勁所拉出的張力，在二十世紀末，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一個極重要的課題。
 
 
　　如果說，一八九八年的文化精英所思考的是如何走向西方，那麽一九九八年的人文知識分子所猶豫、所懷疑、所思索的是：如何走向自己。
 
 
　　非常艱難，因為，在一百年努力西化的道途中，中國人拋掉了太多自己的東西。究竟拋掉了多少？張之洞的《書目問答》可能提供了一個指標。
 
 
　　這是張之洞在一八七五年為全國“初學者”所開的一個書單。從先秦到清代學術，甚至包括天文幾何等所謂新學，總共列了兩千兩百種書，兩千多位作者。《書目問答》流傳很廣，影響極大。透露給我們的等於是一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知識範疇”（common stock of knowledge）。在這個共同範疇內，從周秦諸子到程朱陸王之學到幹嘉漢學，都是文化人可以指涉運用、彼此溝通辯詰的知識符號。
 
 
　　一百年以後，錢穆驚慌萬分地說：今天我們對傳統的舊中國，已可說是完全無知識了。那麽對以後的新中國，我問諸位又有什麽理想抱負呢？那麽我想要發財，便贊成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我自問發不了財，便贊成共產主義的社會。怕只有這兩條路了，還有第三條路嗎？我們中國民族將來的出路究竟在哪裏？這樣一想很可怕的。
 
 
　　說得好，西化、蘇化之外，應該有另一條路。於是錢穆為一九七九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讀書人”，開出一個國學書單：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總共七本。
 
 
　　書單開出的同時，錢穆還趕忙強調：後三本，全是白話文！
 
 
　　二十世紀末海峽兩岸的知識分子當然也有一個“共同知識範疇”，但是不可否認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支離破碎的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支離破碎的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與東方主義；更別提支離破碎的達達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寫實主義。支離破碎來自西方文化的“狂風暴雨”，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之被“連根的搖撼著”。
 
 
　　張之洞的兩千兩百部必讀書和錢穆的七部必讀書放在一塊兒，再問：這一百年間中國人拋掉了多少自己的東西？這個過程，稱之為集體失憶、自我清減，也不算太過吧。
 
 
　　所以，可以回到十九世紀第一個提倡“自改革”的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概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
 
 
　　可是，這樣一個悖論不正給二十一世紀的思索者一個新的起點嗎？一個與梁啟超、王韜時代截然不同充滿挑戰的起點？
 
 
　　斯蒂芬·茨威格見證二十世紀大倒退、大黑暗的回憶錄，是這樣結束的：可是，不管怎麽說，每一個黑影畢竟還是光明的產兒，而且只有經歷過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戰爭、興盛和衰敗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過。
 
 
　　9．我在草原上看到一團風在白楊樹那邊呼嘯去來，翻起白楊的葉子像千千萬萬金屬薄片在顫動，簌簌作響。野花開滿了山坡，濃香引來白色的粉蝶飄忽上下。幾十只烏鴉從麥田裏驀然騰起，像一張張黑傘美麗地撐開。蕎麥桿子忍不住麥穗的飽滿沈重而塌陷。草原上的風獵獵吹著。偶然回頭，太陽已經姍姍下沈，沈在無邊無際的玉米田後面，漲起滿天霞色像三月的桃花爛漫，映紅了新熟的玉米。
 
 
　　我們的世紀啊。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