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轉向生命哲學的過程中，齊美爾對現代科學和哲學中理性與感性的分裂日漸反感，貨幣經濟的盛行又進一步加劇了日常生活的理性特徵，客觀文化的飛速發展與精明算計的行為風格相互促進。在齊美爾眼里，生命原本是感性和理性的有機統一，現代社會卻割裂了這個統一關係，就此而言，冒險內含的張力仿佛將生命原初的統一力量重新集於一身，由此生發出將生命提升至更豐沛狀態的可能。

這或許也是齊美爾從尼采那里獲得的最大啟示，盡管他並不贊同尼采為了提升生命不惜犧牲個體幸福的做法，但是不斷地超越生命的既有界限，將生命潛力發展到更完善的狀態也是齊美爾一直追求的，「人們盡可以拒絕達爾文的進化論形式；但生命卻按照其固有內涵，憑借其最內在的能量而擁有達到更完美的形式和更多的數量並跨越任何一個現在的可能性、追求和保證——這大概就是現代精神的巨大安慰和不可丟失性，這種不可丟失性通過尼采已經成為整個心靈領域的明燈。

這一基本主題使尼采思想中的反社會機制顯得微不足道，所以，他雖然有這種機制，但與叔本華相比依然是當今生活情感更加准確的體現」（西美爾，2009：14）。

(二) 從憂郁者的娛樂到強大者的抵抗

齊美爾主要從形而上的層面定義了冒險，並且針對的是與內容無關的形式，當形式落實到現實生活層面，就會涵蓋無數迥然有別的現象，例如情愛、賭博、藝術、哲學等。有些冒險僅是在單調的生活中尋覓無限的刺激，總是在渴求卻始終不滿足，一次次地追求更大的刺激，但一次比一次更失望，這就是城市里憂郁棲居者的無奈。齊美爾看到，在貨幣經濟時代，貨幣與商品的流動速度日益加快，城市日常生活的節奏日益緊張，城市人身處洶湧的人流和物流之中，疲於應付紛至沓來的感官印象，白天在激烈的工作競爭和害怕失去的恐懼中耗盡能量，夜晚再無精力欣賞偉大深邃的作品，只能通過無需太多精神能量投入的生理性刺激尋找快樂，而唯一能讓他們遲鈍的感官有所反應的就只剩下閃亮的燈光、輕快的音樂以及性的體驗。但在娛樂的眩暈中獲得的愉悅與麻痺是短暫的，憂郁的棲居者終究不能逃離他們的社會處境（西美爾，2017：154-159）。就此而言，諸如賭博、情愛之類的冒險都逃不出憂郁者娛樂的范圍。

弗里斯比在編輯《齊美爾論文化》一書時將「冒險」與「阿爾卑斯山的旅行」並置，共同列於「休閒文化」一章（Simmel，1997）。他意識到冒險和旅行都與日常生活存在脫節（Frisby，1997：17），因此認為冒險和旅行不同於其他僅僅「空洞填滿時間與意識」的休閒，而是對「日常生活單調性的一種美學逃離」（Frisby，1992：151）。盡管相對於憂郁者對日常生活的沉溺來說，「逃離」需要更多精神力量的投入，但是在弗里斯比眼里，這種逃離歸根到底是徒勞無功的，因為資本主義休閒旅游工業的市場策略滲透到了種種冒險旅游活動當中，甚至以人們對日常生活的逃離作為賣點，冒險也不可避免地淪為憂郁棲居者無傷大雅的娛樂形式。

除了情愛、賭博之類的活動外，齊美爾還明確指出冒險包括精神生命在藝術、哲學上的創造。但弗里斯比認為，現代社會只能創造出美的幻象，並沒有條件產生真正的美。這不僅是因為美學源於感性，強調質的差異，而貨幣經濟和商品交換只在乎數量差異，偏重理性；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美與「促進生命」的文化意義相關聯，美的幻象卻排斥這種意義。也就是說，真正的美和藝術以主體對客體的反應為出發點，包含著主客體的結合，但客觀文化的發展已經使主客體的結合變得十分困難，充斥日常生活的只是面向實用的應用藝術和缺乏特質的多種風格，貨幣經濟之下殘存的藝術品也淪為消費的對象和被欣賞的客體，難以像偉大的藝術品那樣，「激發我們心中的熱情，修復主觀文化和客觀文化、主體和客體之間不斷擴大的隔閡」（Frisby，1992：145）。貨幣越是主宰一切，貨幣經濟和商品交換越是自成一體，人力就越難以介入其中，現代人面對龐大的客觀文化體系就越是精神疲憊。當主觀精神不再有力量對外部世界做出反應時，主觀精神世界與客觀物世界之間的沖突與鴻溝便會越來越大，真正的藝術品和美學就無從誕生。因此，真正美學的追求變成了與現代日常的脫節。在弗里斯比（Frisby，1992：134）看來，這種脫節仍然是一種休閒式的逃避，最終避免不了貨幣經濟的滲透，他明確宣稱，「休閒從來都不是先天地與創造性、創造主體性（creative subjectivity）相關聯。『自由』時間不一定是『創造性』時間……休閒形式可能通常是商品化的，消費『行為』通常是被動的」。從弗里斯比的觀點出發，可以認為現代社會的冒險可能只是憂郁者膚淺的娛樂和逃離式的休閒。雖然弗里斯比認為齊美爾在以一種審美的眼光審視社會現象，是一個冒險者，但是這里的冒險指的不過是這種休閒式的不徹底逃離。

（作者簡介：潘利俠，天津理工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注釋與參考文獻從略，全文詳見《社會》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