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場面之美

袁宏道游記中除了對山水、女性的描寫，還出現了盛大的游人娛樂場景。明中後期手工業、商業快速發展，城市繁榮，人民思想的開放、活躍，催生他們對於更高層次生活品質的需求。此時，旅游活動成為一種新的風尚，有「名勝游」「周邊游」，或是在城市裡，或是附近的風景名勝區，張岱等人都記載過西湖、滿井的旅游盛況。

《虎丘記》一文，作者以市井之人的眼光來觀賞這一極具瑰麗色彩、喧闐之狀的盛景。《滿井游記》中直觀呈現了一幅春日美景圖，自然生靈的加入使得整個郊外都洋溢著春天的氣息與活力。

春盛之時游高梁橋，「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4]682；盛夏之時游陰澄湖，「游船綺錯，日不下百余艘。玉腕青眉，嬌歌緩板，來往羅泊中，亦勝游也」[4]168；游荷花蕩，「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4]170；游光福寺，「畫船簫鼓，往來湖上。堤上妖童麗人，歌板相屬」[4]170；游觀音山，「朱樓復閣之女，騷人逸士之流，狹斜平康之妓，社南社北之兒，花攢綺簇，雜踏山間。」[4]176這一系列游船不絕，人流不息、摩肩接踵，都給人帶來世俗生活中直接的感官沖擊。

在這些盛大的場面中，袁宏道還多次提到聲樂與器樂的演奏。音樂可以直接喚起人聽覺的審美愉快，白居易《琵琶行》中，整首曲子的彈奏既有唱者歌聲中悲涼情感的浸染，也有曲子旋律節奏變化形成的音樂的美感。而袁宏道游記中描繪的音樂常常是器樂與聲樂的結合，帶來了強大的藝術感染力。

《虎丘記》一文中，從最開始千人齊聲，相互以歌喉相爭，到其後一人獨自手持簫管，扣板而歌，嘹亮清透，使人魂銷。既體現出眾人聚集相唱的場面的宏大、歌聲空間感的覆蓋之盛，也體現出一人歌聲的清澈空靈。個人的聲樂沒有器樂的豐富多樣，且少了器樂的配合，因此會顯得些許單調，但在喜怒哀樂情感的表現力方面是器樂所達不到的。於是眾人沉浸在清冷的月輝、縹渺的歌聲中，聯想到人生的悲歡離合，潸然淚下。另有「簫鼓樓船」「嬌歌緩板」「簫管綺羅」，女子的歌聲與簫、鼓等樂器相得益彰，展現出濃濃的世俗風情。

三、袁宏道游記中聲色價值取向

過去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文學藝術不允許存在任何不符合封建倫理道德的思想感情。這既是對人性的壓抑，也阻礙了文學健康蓬勃地發展。孔子說從沒見過有喜愛道德就像喜愛女色一樣的人，對色持摒棄的態度。感性的美麗常常與災禍聯系在一起，這樣的觀點一直延續並發展了上千年。不可否認，聲色有它的罪惡，同樣，它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無可替代的價值。

明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經濟的發展，政治監控的鬆動，王陽明心學的傳承發展，迎來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思潮。在文學上表現為反復古思潮，催生了文學對「真」的要求。袁宏道正是在這種背景影響之下提出自己的文學主張，「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4]187體現在他的游記中，是真實情感的流露，是生命的藝術創造。

《敘陳正甫〈會心集〉》中「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4]463在袁宏道看來，世間的聲色是一種趣味。於是在他的游記中出現性靈化的山水、熱情浪漫的女性、宏大的世俗場面。他將早年對肉體的聲色之好升華為對自然、人間風情的聲色追求，撼動了傳統的思想觀念，為游記注入了新的價值取向與活力，對研究他及明代的文學思想也有很大的幫助。

四、結語

袁宏道的游記是中國古代游記散文中的精品，他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在詩詞散文中描繪自然的聲音與色彩並不是袁宏道的首創，而他的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明中後期特殊的社會背景、個人的思想影響下對「聲色」的描繪。這些都是此前的游記中鮮少涉及的題材，也是同時代作者在創作時有所欠缺的地方。他游記中展現出的對「聲色」的升華，是新的思想與風貌的呈現，也為游記文學注入了新的價值和審美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