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自由民是如何在本國的皇家議會中維護權利，發出自己的聲音的

中產階級

當人類歷史還處於遊牧階段，人們還是四處遷移的遊牧民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對整個社群的福祉和安全享有同等的權利與義務。

不過當他們定居下來，有的人變富，有的人變窮，政府便往往落人富人的掌管之中。因為富人不必為生計而艱苦勞作，能夠一心一意投身政治。

在以前的章節里，我已經講述過這種富人掌握統治權的情形，以及它是如何發生在古埃及、古美索不達米亞、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當歐洲從羅馬帝國的崩潰中恢覆過來，再度建立起正常的政治與生活秩序，這種情形在移居西歐的日爾曼部族中同樣發生了。西歐世界首先是由一位皇帝來統治的。皇帝的人選一般來自日爾曼民族大羅馬帝國中的7—8個最重要的國王。從理論上說，皇帝享有許多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大部分形同虛設。可以說，皇帝陛下最缺的就是實權。西歐的真正統治者是大大小小的國王，可他們的王位從來岌岌可危，成天忙於應付篡權奪位，分不出閑暇來好好治理自己的國家。至於日常的管理職責，則落入了數以千計的封建諸侯之手。他們的屬民要麽是自由農民，要麽是農奴。當時的城市很少，也就談不上有中產階級。

不過在公元13世紀期間，歷經整整1000年的缺席之後，作為商人的中產階級再度出現在歷史的舞台。這個階級勢力的興盛，如上一章所述，正好意味著封建城堡影響力的衰退。

到目前為止，統治王國的國王還僅僅把目光專注在貴族和主教們的需求之上，不過伴隨著十字軍東征而成長壯大的貿易與商業的世界現實，則迫使他承認中產階級的強有力的存在，否則便要承受國庫虧空之苦。其實，國王陛下（如果按照他們當初強忍的心願行事的話）情願向他們的豬和牛咨詢財政問題，也不願求教於城市的自由民。不過形勢所迫， 他們也沒有辦法。他們吞下這粒苦藥，因為它鍍了亮閃閃的金子。不過，其間也是發生過鬥爭的。


英國《大憲章》


在英格蘭，當獅心王查理不在任時（他去聖地抗擊異教徒去了，不過他十字軍旅程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奧地利的監獄里度過的），國家的管理權交到查理的兄弟約翰手里。約翰在帶兵打仗的事情上不如查理，但在拙劣治理國家方面，兩人倒大有一拼。剛擔任攝政王不久，約翰便喪失了諾曼底和大部分的法國屬地。這是約翰糟糕的政治生涯的開始。繼而，他又竭力使自己卷人和教皇英諾森三世的爭吵中。這位教皇是霍亨施陶芬家族著名的敵人，他像兩百年前格利高里七世對付德意志國王亨利四世的樣子，毫不留情地把約翰逐出教會。待到公元1213年，約翰不得不忍氣吞聲地表示懺悔，求得與教皇和解。其情形和亨利四世在1077年所做的如出一轍。

雖然屢戰屢敗，約翰卻一點不驚慌，反倒繼續濫用王權。最後，怨氣沖天的大臣們再也忍不下去，只好將這位君主禁閉起來，迫使他允諾好好治理國家，並永遠不再侵犯臣屬們自古擁有的特權。這一事件發生於公元1215年，在靠近倫尼米德村的泰晤士河上一個小島上。那份由約翰署名的文件被稱為“大憲章”。它所包含的內容沒什麽新意，只是以簡單明了的

話語重申了國王古老的職責，並一一例舉了他的大臣理應享有的各項權利。它對占當時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權利（如果有的話）少有涉及，不過對新興的商人階級則允諾了某些保障。它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憲章，因為它以前所未有的精確言辭，限定了國王享有的權力。不過總的說起來，憲章依舊是一份純粹中世紀的文件。它並未涉及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除非他們碰巧屬於某位大臣的財產，必須保護他們免遭皇室暴政之害，如同男爵的森林和牛應嚴加看守，以防皇家林務官過分的熱心。

不過幾年之後，我們開始在陛下的議會上聽到截然不同的論調。 


“議會”的誕生


無論從天性還是性格傾向上來說，約翰都是一個糟糕的家夥。他剛剛才莊嚴承諾要遵守大憲章，但話音未落，他又迅速破壞了其中的每一項條款。不過幸運的是，約翰不久就去世了，由他的兒子亨利三世繼位。在重重壓力之下，亨利不得不重新承認大憲章。與此同時，他的查理舅舅，忠誠的十字軍戰士，已經耗費了國家大筆的金錢。亨利不得不想辦法尋求一筆小小的借款，好償還精明的猶太放債人的債務。可作為皇家顧問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大主教們卻無法為國王提供這筆迫在眉睫的金銀。無奈之下，亨利只好下令，征召一些城市的代表來出席他的大議會例會。公元1265年，這些新興階級的代表做了自己的初次亮相。不過，他們只被允許作為財政專家出席會議，而不參與對國家事務的一般性討論。他們的建議也僅限於如何增加稅收方面。

不過，這些“平民”代表們逐漸地發揮了自己的影響力，有許多事情都征詢他們的意見。最終，這個由貴族、主教和城市代表組成的會議發展成固定的國會，用法語說就是“ou l'on parlait”，意思是“人民說話的地方”，重大的國家事務決定之前都要在此討論。

不過，這樣一個擁有一定執行權的咨詢會議並不像普遍認為的那樣，是一項源自英國的發明。而這種由“國王和他的議會”共同治理國家的政治制度，也絕非不列顛群島的專利，你在歐洲各國都能看到這樣的情形。在一些國家，比如法國，中世紀後皇權的迅速滋長大大限制了“國會”的影響力，把它降為毫無用處的擺設。公元1302年，城市的代表已經被允許出席法國議會，可直到五個世紀之後，這個“國會”才強大到能夠維護中產階級，即所謂的“第三等級”的權利。隨後，他們努力工作，拼命想把失去的時間彌補回來。經過法國大革命天翻地覆的動蕩，終於徹底取消了國王、神職人員及貴族的特權，使普通人民的代表成為了這片土地的真正統治者。在西班牙，“cortes”（即國王的議會）早在公元12世紀的前半期就已經向平民開放。在德意志帝國，一些重要的城市成功取得了“帝國城市”的地位，帝國議會必須傾聽其代表的意見。

當瑞典於1359年召開第一界全國議會時，民眾的代表就已赫然列席。在丹麥，公元1314年覆興了古老的全國大會，雖然貴族階層以犧牲國王和人民的利益，攫取了對國家事務的控制權，但城市的代表從未被完全剝奪權力。

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國家，有關代議制政府的故事更為有趣。比如冰島，負責處理全島事務的是由所有自由土地擁有者組成的大會。它從9世紀開始定期召開，並一直延續了1000年。

在瑞士，不同的自由市民努力捍衛他們的議會，防止鄰近地區一些封建主的掠奪，並最終取得了成功。

最後，再來看看低地國家。在荷蘭，早在13世紀，許多公國和州郡的議會便允許第三等級的代表出席。到公元16世紀，一些小省份聯合起來反抗他們的國王，在“市民議會”的一次莊嚴會議上，正式廢除了國王陛下，並將神職人員驅逐出議會，徹底打破了貴族權力。7個地區一起組成了新的尼德蘭聯合省共和國，自己享有完全的政府管理和行政權力。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里，城市議會的代表們自己統治國家，沒有國王，沒有主教， 也沒有貴族。城市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善良的自由民成為了這片土地的主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