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對立波詩歌的閱讀，也引發了我自己對現代漢語詩歌的一種思考。

如何處理現實，如何介入或者擔當，是現代漢語詩歌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海子這一詩歌界的精神象征以及這一象征後強大的詩言志、詩載道的現實主義傳統。就其最核心的內涵而言，這里的“現實”一詞置換成“政治”更為合適。置換之後，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麽在中國真正堅持這一傳統的詩歌文本無一不帶著傷痕、苦痛的特質，這是因為在中國抱著這種現實（政治）理念寫作的詩人從古至今都面臨著一個天然的障礙；文字的禁忌。今天，詩人們所遭遇的這一障礙也許空前強大。這使朝向現實（政治）的詩人必須學會象征和抽象，乃至無邊界的象征和抽象，盡量脫離其直接的指事性，如同無的放矢那樣書寫自己的愛與恨，書寫“時代的災變與深淵”。這種帶著鐐銬、在禁忌的縫隙中得以存活、保持高貴的詩歌，有時會毀於過度的象征與抽象，或者，不得不更內向，最終可以放大的是詩人對個體遭遇的耿耿於懷與懺悔，變成個體的“一場無法治愈的疾病”。當然，也有更多的詩人，僅限於對當下各種現象的羅列，名為批判實則是對當下的屈從。 

在現有的時代語境下，批判是可疑的，也是詩歌難以完成的使命，與其一意孤行要麽傷害詩人自身，要麽傷害詩歌文本，不如在禁忌之內，努力去完成現代漢語詩歌早該完成的一個任務：對現代漢語的改造以及對中國人心性的重塑。為了完成這個任務，現代漢語詩歌可以強調思，突出形而上學的超驗性，追求語言的歷險和抱負，以祛除現代漢語被政治意識形態過分侵蝕之後的空洞無物，擴張現代漢語的表現力和思考力，它與理性意識的滋生是同生共輔的。

立波的詩寫也有著政治以及與此相伴隨的倫理糾結，他的精神原點是八十年代，幾乎無意識地延續著那個時代的追問方式。正因如此，第一眼看見立波，我就從他身上辨認出了他詩歌的某些特質，他的沈郁與孤僻似的沈默，給人一種潛在的沖擊，他站在人群中，像一塊隕石。而他的詩歌，則不斷向我澄清著他的個人面貌，他的出生年代，他在青年時代所擁有的閱讀經歷和特殊的歷史記憶，在一些同年人選擇淡忘時，他盤桓其中，甘願讓自己的詩歌彌漫著回憶、銘記、悼念的悲劇氛圍。沿著這個方向，他選擇的是荊棘鳥似的發言方式：將尖利的枝刺入自己體內，朝向死亡，開始吟唱。 

這是他詩歌中苦痛意識的根源。在閱讀中，我也感受到了他對某些現實指向所作出的無奈的象征化與抽象化的處理。但是，立波淡化了批判的意圖，他傾向於銘記，傾向於“見證的寫作”，他設置一些路標，隱晦的記號，指向他要記錄的真實。對基督教的親近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心性的偏執，同樣，借助於基督教，他對待詞語，確立了一種形而上學的關照，他的詩歌常常無意識地暗合了現代語言哲學的維度。比如他說，“在反義詞里，取出詞的本質”；“從焚毀的詞匯表里救出的一個詞穿著霧靄的衣裳”；“那些火焰的舌頭像幽禁中的修辭”，這些詩句閃爍著《聖經》所賦予詞語的獨立價值和道性光芒，也讓我們想起德里達、福柯等現代哲學家對語言與物質世界對應關系的解構。這種形而上學的特質，使立波的詩歌在過於濃厚的傷痛意識與過於傳統的敘事模式中，仍然可以保持一種輕盈，形成玄遠的格調。 

理解當代詩人所承受的寫作禁忌並對之予以諒解的讀者會因時過境遷而永遠消失。但我相信，當立波詩歌所指向的特定時代內涵、特定的人與事在時間中喪失了其閱讀路標變得更加晦澀、模糊時，當詩人們可以無需被諒解、無需任何禁忌進行創作時，立波詩歌所具有的形而上學的審美價值會突出出來，這是他詩歌的成就所在，也是他比他的大多數同時代人要高明的地方。（2014/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