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白傳說故事的士文化心態

傳說故事中的李白形象是如何產生的？它究竟代表著什麽樣的文化內涵，能給我們什麽啟發呢？

在論述這些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在此著重強調前面已多次涉及到的三個不同的李白，即歷史人物的李白、其詩歌形象中的李白和傳說故事中的李白。所謂歷史人物的李白，是指那位生活在盛唐時代並與那時代和社會緊密相連的實實在在的李白。不過，由於歷史的久遠，這是一個已經很難十分客觀地描述出來的李白，但從理論上講他是客觀存在的。至於其詩歌形象中的李白，則是經過了那位歷史人物的李白在詩歌中塑造和再現的藝術形象，它既是歷史人物的自我，又不完全等同於自我，它是現實中的李白的本質的提煉和升華。當然，由於李白真率明朗的抒情特征和其獨特的浪漫主義創作方法所決定，詩歌形象中的李白和作為歷史人物的李白兩者在主要精神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而傳說故事中的李白，又是經過李白同代和後代人根據自己的尚好和理想再提煉和塑造的李白，這也是一個藝術形象的李白，不過它的創造者不再是李白自己。本文不擬就這三個李白展開具體的討論，只是指陳這一事實以便進行本節開頭所提出問題的論述。

首先，我們認為傳說故事中的李白，是歷史人物或詩歌中的李白的部分真實的反映。無論關於李白的傳說故事是純粹創造還是有意的誇大，在本質或精神上和現實中的李白總是密切相關的，或者反過來說，歷史人物的李白改作為詩歌形象的李白是傳說故事產生的基礎。如現實中的李白本來就是一位天賦非凡，神采飄逸，擺脫拘束的詩人，正因如此，即使是純屬仙化的傳說故事也能從現實中的李白身上找到原型依據。如他本來就好神仙之道，他曾說“十五學神仙，仙遊未曾歇”（《感興》八首之五）。而那詩中的李白形象更是神仙化了，如：“自是客星辭帝座，原非太白醉場州”《酬崔侍禦》“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票如來是後身”（《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這樣看來，傳說故事中塗抹給李白的濃厚的神仙色彩就決非望壁虛造了。試想，如果將這些故事附會在杜甫身上，那就會使人感到莫名驚詫。因為現實中的杜甫太缺乏神仙的因子。因此，毫無疑問，現實中的李白和其詩歌形象中的李白是傳說故事中的李白的原型和基礎。歷史傳說故事，總需要一定的歷史真實性，它要依附於一定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托體於曾經發生或揆諸情理可能發生的事實，而完全虛假、毫無根據的歷史傳說故事決不能取信於人並廣為流傳。

然而，如果就傳說故事和歷史人物、事件完全等同起來，那麽不僅有悖情理，而且前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一位名人說過，任何歷史都是當代人的歷史。從現代闡釋學的觀點看，後人對於歷史人物事件的認識、理解、闡釋，都不是簡單地對歷史現象的復原，而是滲入了解讀者的主體意識，而這種意識又和其當時所處的社會背景及自身的諸因素息息相關。從這一角度看，有關李白的傳說故事可以看成是這些傳說者對李白其人和其作的一種解讀，他們根據自身的歷史環境，傳統文化心理及自身的遭際心境，對李白作出新的認識和評價。根據接受美學的理論，關於李白的傳說故事也可以看成是傳播與制造者對李人其詩的一種創造性的理解和接受。從接受主體的角度看，人們對文藝現象的認同吸納也決不只是簡單被動地承受，而有接受者的主體意識活動參與其間；更何況傳說故事或多或少還帶有文學創作的成分，更是一種創造性的精神活動。這樣，這些傳播者或創作者就決不只是將歷史簡單地復原。所以無論從哪方面而言，關於李白的傳說故事決不是歷史人物的李白和其詩中藝術形象的李白的如實再現，而是注入了傳說故事的創造者、傳播者的主觀情愫，這些人按照自己的認識、理解、意願、理想、情趣，塑造出他們自己心目中的李白。從前兩節，顯然可見傳說故事中的李白是一位被理想化、浪漫化了的超凡形象。人們借此寄托自己的情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現自我並表現新的價值觀和審美情趣。那麽傳說故事中的李白究竟寄托了傳說者怎樣的思想感情呢？

首先，它反映了歷代士人反對權貴的不平心志。在長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大多數士人一直處於從屬和被壓抑的狀態，他們的人格尊嚴常常遭到權豪們的輕蔑，才華總被壓抑。“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等莖，蔭此百尺條”是歷代中國封建社會屢見不鮮的普遍現象。事實上從《詩經?小雅》的某些篇章開始，我們就不難感受到處於下層的有識之士的被壓抑的心態；戰國後期屈原和宋玉的作品，更是堅持崇高品格的正直之士遭受嫉恨打擊而傾訴不平的心聲；而自漢代開始，“感士不遇”更是抒發文士不平心態的突出主題，如司馬遷、董仲舒均有《士不遇賦》，以後阮藉的《詠懷》，左思的《詠史》，陶淵明的《感士不遇賦》，鮑照的《擬行路難》均是表現文士不平遭際的代表作。可以這樣說，“感士不遇”是中國文學傳統中長久不衰的主題之一。在這里我們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得知，中國的士人，特別是大多數下層的士人，一直處於一種憤懣不平的心理狀態中，而他們內心積澱的這種情緒需要得到渲泄，特別是需要找到一位敢於蔑視權貴的典型以便痛痛快快地抒發心中的積郁，而李白身上的傲岸氣質（如長揖韓荊州，《上李邕》一詩中以大鵬自喻、“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高唱等），他特殊的經歷（如不走科舉道路而以隱居成名得到皇帝的征詔）正好和歷代士人受壓抑而希望得到渲泄的心態相吻合，這樣人們就難免在李白身上大做文章，充分誇張宏揚李白的傲骨和蔑視權貴的精神。象醉倒金鑾、龍巾拭吐、力士脫靴、貴妃（或楊國忠）捧硯以及開元見宰相、過華陰縣等一系列故事，如此集中典型地突現李白反權貴的精神，決不是一個尋常的現象。從表面看，它們展現了李白輕王侯、淩權貴的豪邁精神，而就其深層看，它們是借李白之酒杯，澆歷代士人胸中之塊壘，塑造了一位“上為王師，下為伯友”，讓廣大士人在豪貴面前具有不可淩辱的氣概的理想主義的形象。只要稍稍留意歷代文人歌詠李白的詩章，他們對待李白的傲岸精神尤為津津樂道，就不難明白其中奧妙。其實，歷史上那個真實的李白，固然有淩厲權貴的一面，但也時時有“屈己於人”的表現（詳見拙文《論李白對權貴態度的兩重性》）。但人們既要寄托自己的理想，抒發歷史積澱下的士人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情，使不平的心態在虛構中得到滿足，也表達自己的審美情趣，這樣人們對李白反權貴的這一面在傳說故事中加以渲染誇張就絲毫不足為奇了。

第二，傳說故事中對李白豪邁不羈、超塵脫俗風采的描寫，集中體現了中國士人要求個性自由、擺脫禮教束縛的心態。如果說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士人思想自由、個性得以發展的黃金時期，那麽自秦始皇統一全國後中國便進入封建大一統的政治倫理統治時期。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實質上是維護其政治統治而采取的滅絕思想自由、壓制士人個性的舉措。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是對自由思想的壓抑，此後封建政治倫理統治日益加重。以後歷代的名教、道學、理學無疑也是統治階級箝制士人思想，泯滅個性的工具。對此不甘寂寞而具有強烈人格意識、要求保持個性特征的中下層士人以不同方式進行抗爭。魏晉時代敢於同名教抗衡的嵇康、阮藉、劉伶等人便是突出的代表。然而嵇康終遭殺身之禍，阮藉只能作途窮之哭，劉伶只是在酒醪中昏聵。無數事實證明，敢於蔑視禮法、思想自由、疏放個性的士人多不得善終。從漢末至南北朝，社會長期處於動亂變革時期，著名文士被加以各種罪名而遭殺戮者代不乏例，如僅直接或間接死於曹操之手的名士就有孔融、楊修、禰衡等人。唐代是一個政治和思想稍為開放的時代，特別是開元時期士人的個性得到了較為自由的發展。所謂“飲中八仙”，其中更多的是任誕自適的成分。而當時所出現的許多具有“顛”、“狂”色彩或氣質的文人故事，也無疑是士人個性得到解放的標志。從初唐王績“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丘”的感嘆到李白“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的高唱，都展示出士人新的精神境界，而這種境界正是中國歷代士人所向往追求的，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歷史的積澱畢竟太沈重。由於主客觀諸方面的限制，中國士人絕大多數無法達到這種境界，在李白以後的歷代依然如此，他們只能停留在心向往之的層次，而李白所處的時代和他本身所具有的豪放不羈、任性自適的氣質，正好為滿足士人這種渴求個性解放的追求提供了素材。范傳正對李白的灑脫生活有很好的描述：“……臥必酒雍，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養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歷代文人對此欽慕不已，反復渲染，正是反映了他們內心對自由個性的追求。那些仙化李白的傳說故事，也是追求超凡脫俗與自由境界的表現。其實現實中的李白無論怎樣瀟灑超脫，他總是難以擺脫現實的束縛。在窮困窘迫時，他不得不向人乞貸；在身陷囹圄時，他只好四處向人陳情訴冤，冀有力者援引以手。然而在傳說故事中李白完全被理想化、浪漫化，而這樣的李白，既能滿足士人擺脫拘束追求自由的心理狀態，又成為反對封建倫理的一種手段。

在中國的士人文化傳統中，如果說屈原是一位忠而見謗、堅持貞操的愛國士人典型，杜甫是一位憂國憂民、窮愁潦倒的士人形象，那麽李白則是一位蔑視權貴、追求個性自由的士人榜樣，而這正是傳說故事中的李白所顯示出的士人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