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學生開始都同意里德勛爵在上院做的結論，即：如果法律允許把戮扎屍體的人或槍擊假人的人認定犯有謀殺未遂罪的話，這種法律確實是愚蠢如驢的。我則故意唱反調，鼓動學生在刺殺屍體案和其他被學生認為是殺人未遂的假設性案件之間比較異同。

我們討論的假設情況中也用上了小說《豺狼的節日》（The Day of the Jackal）里的情節。在這部小說里暗殺者躲在暗處向戴高樂射擊，總統出人意外地在這千鈞一髮之時，鞠了一躬，這當兒兇手扣動扳機，子彈幾乎是擦耳而過。

另外一個假設情景是：謀殺者在飛機上安放了一個爆炸裝置，但該裝置出了機械故障而未爆炸。當課程結束時，很多學生都改變了看法，認為在不可能實現的企圖（屍體案和假人案）和意外情況破壞了這種企圖（鞠躬的總統和出故障的炸彈）之間並無原則上的區別。

在這些案例中，被告有謀殺的故意，竭盡全力去達到這個目的。我甚至提出論證說，從道德角度講，在竭盡全力去完成謀殺卻未能如願的被告，和成功了的被告之間，並無確鑿的站得住腳的區別。那麼難道應該由成功或失敗的偶然性來決定被告應受懲罰的程度嗎？

我上這種課時總感到興奮不已，但用形形色色的假想屍體和假人來描繪錯綜複雜的不可能實現的企圖總給人以遠離現實的感覺。對法學院用假設情節教學持批評態度的人正好用屍體案來說明法學院的模擬方法是多麼不現實，多麼稀奇古怪。

想想看，用這種方法教了10年書以後，有一天有人要求我出庭為一個真正的案子擔任被告辯護律師時，我該是多麼激動！這是美國法院遇到的第一個真正案例，被告被控用槍射擊另一個人，而那個人後來查明是一具屍體。

這件事發生在1975年10月，一個叫傑弗里科恩的律師問我是否有興趣為一個已被認定謀殺一具屍體犯罪的被告上訴，那個被告是他朋友的弟弟。

你開什麼玩笑！我大叫道，現實中根本沒有這種事，這是法學教授腦子裡才會發生的事。他明確告訴我這是真事。我告訴他，如果有關此案的材料中當真提出這個奇特的法律問題，我毫無疑問樂意為被告辯護。

這對我的刑法課程該是多好的一個實例啊！


傑弗里幾天後帶著法庭審訊的全部記錄飛到劍橋來，他跟我講了與本案有關人員的悲慘故事。（法學教授有時會因案情的曲折獨特而興奮不已，卻常常忘記那背後的人間悲劇。）

他朋友的弟弟馬爾德魯加什是個23歲的年輕人，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本森赫斯特區（與波洛公園區毗鄰而居）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父親和兩個哥哥都是會計師；姐姐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醫學院預科生。馬爾跟他的哥哥姐姐一樣上了大學。表面上看起來，這家人與這個地區其他中上階層的家庭沒有什麼兩樣。

可馬爾卻不一樣，他有嚴重的癲癇，經常發作，變得神志不清昏頭昏腦；他從少年時代起就一直被三災五難纏擾。1971年，當他在塞拉加斯大學讀書時曾因私藏一把訓練用手槍而被捕，他後來承認有輕微犯罪行為，換取了緩刑處分。

這是他在大學期間唯一一次觸犯法律，可是畢業以後他就連連碰壁1973年12月21日星期五之夜，馬爾和兩個朋友麥克蓋勒和喬布希一起外出飲酒作樂，麥克住在布魯克林佛拉特布希區的一所公寓地下室里，喬跟麥克住在一起已有好幾個月，他曾答應分擔房租和一應費用。

當晚麥克幾次向喬提起這筆費用，喬總是勃然大怒，說他什麼也不欠麥克，如果再提這事，我就跟你玩命。子夜時分，這三個人回到麥克的住處繼續喝酒。到3點鐘左右，喬和麥克之間的衝突驟然升級。

麥克再次向喬索要那筆100美元的房租，喬再一次威脅說，若麥克不閉嘴的話他就要動手了。麥克又說了一次。

突然，喬從口袋裡抽出一把長柄的0.38口徑的自動手槍對準麥克，麥克嚇得後退一步，但什麼也阻擋不了喬他朝麥克的心臟打了3槍。馬爾看著麥克倒在地上，血從胸口的槍洞中汩汩流出。

喬轉向馬爾，把槍口對準他，說：如果你不向他開槍，我就干掉你。喬這樣做是想讓馬爾也沾上手，這樣他們兩人就是一夥了，馬爾也就無法對喬進行指控。馬爾雖說也有槍，就插在他的靴子里，但他被喬嚇壞了。

經過一番猶豫，馬爾走到麥克平俯在地一動不動的身體旁，拔出0.22口徑的左輪手槍朝麥克頭上打了5槍，這是在喬的0.38口徑手槍子彈穿透麥克心臟幾分鐘之後。第二天清晨，有人發現麥克的遺體時，喬和馬爾正在去紐約州北部途中。他們在外面躲了幾天，馬爾癲癇發作了幾次后，在聖誕節后第二天回到父母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