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在美國教書的時候，常感到一類題材，不易處置，武則天也是其中之一。要是從傳統的道德立場攻擊她，則明知所謂“殺子屠兄弒君鴆母”半系牽強虛構。並且她在不同名義之下主持中國的政局半個世紀，其影響之所及與歷代帝王最有流風余韻的相比，並無遜色。所以事實決不會如此簡單，可以由我們以“好”“壞”概括之。而我所講授的，則又是中國史的綱要，也要與今人有關，因此更難。

武則天的父親武士獲隋末從唐高祖發難，曾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所以她也算出身名門，並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歲之間入宮為太宗才人。所謂才人半為侍女，半為皇帝宮中沒有實際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後，她就發付感業寺為尼，在這裏她邂逅了高宗李治。茲後她由高宗的昭儀進為宸妃，於公元６５５年立為皇後，據算應當已在３０歲左右。

　　她自與高宗見面之後即有控制他的力量，無可置疑。高宗有子８人，前４子出自後宮其他妃嬪，後４子則全系武後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孫之多，如太宗有子１２人，玄宗有子３０人，憲宗有子２０人，武則天必曾專寵於李治之後宮。

　　高宗於６８３年去世，武則天初立她的兒子李顯為皇帝，她自己仍臨朝稱制，不出兩月，她又廢李顯為廬陵王，而另立兒子李旦為帝，皇太後稱制如故。公元６９０年她更“革唐命”，改國號為“周”，自稱“聖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稱帝約１５年。到７０５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顯復辟，是為中宗。那年年底武則天才與世長辭，官方稱她享年八十一，有些人說她實際年齡為八十三。中宗復辟後５年據說為他的韋後所弒，但是韋氏想照樣以女主臨朝稱制的計劃則為李旦之部屬所推翻。李旦於公元７０９年復位，是為睿宗。只是如此一來，李顯與李旦，中宗與睿宗，俱是武則天的兒子，而且茲後唐朝其他１５個皇帝也全是她的孫輩和後裔。所以縱是武後的頭銜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國母。以一個篡位而顛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廟裏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國史的為難。他們既不敢褒也無法多貶，因此也更造成機會使好多人可以以傳聞混為史實了。

　　武則天還有二處引人註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６８６年在各處設銅軌接受密告。又任來俊臣為禦史中丞（臨察院副院長），他和他的特務人員拷訊的工具，慘極人寰，等於逼人自誣而就死地，經來審問的“百不全一”。

　　此外武則天的私生活據傳說可以與俄國的女少皇凱撒琳相埒。她在六十多歲時因寵愛薛懷義，教他入寺為僧，以出家人的名義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歲的時候又以美少年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錦繡服”和她及女兒太平公主燕居作樂。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彈劾他們，指出“陛下以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自謂履恩即系鬃發與趾澤間的情愛。武則天置而不問也不追究進諫人。還有一位右補闕朱敬則的疏則更是唐突，引用外間傳聞對武後的批評更為猥褻，她則批答：“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賞上疏人彩百緞。

　　有了這些不仁不正的行徑，武則天仍被德宗朝賢相陸贄稱譽。明朝以“非正規”態度評史的李贄和清朝以正規而又客觀態度評史的趙翼，都對武則天留有好評。

　　僅從短距離側視界觀察武則天，我們很難看出她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她在有些地方，也象王莽，即系根據《周禮》及其他原因和個人愛好，將政府機構和各種事物更換其外觀及名稱。洛陽實際是她的首都，她一大權獨攬之後又將之從“東都”改稱“神都”。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則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旗幟金色，她所禦的紫宸殿則施以淺紫色的賬幔，八品以下官員過去服青者此時服碧。如果這時候有人驟到洛陽，很可能被這金碧輝煌的神都所炫耀，也可能因為鸞臺鳳閣把一個大帝國的政府錯認為一個動物園。

　　可是任何人以為唐朝的太後變成了大周皇帝，僅在裝飾門面，在各種事物上加入比較鮮明的女性色彩和美術情調，則是絕對低估了武則天的“革命”。

　　中國史學者通常以為唐高宗李治軟弱無能，才引起這段“女患”。《舊唐書》雲“帝自顯慶以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後詳決”。現在看來，他所患的好像是高血壓，也妨礙其視力，有多年歷史。所以依賴武則天判斷書牘，又讓她“垂簾聽政”，在皇帝寶座之後得悉召對臣下的談吐，已分別開始於６５０及６６０年間施行，除此之外現存史料不能證實他在長期做傀儡皇帝，況且他的好動與好改變，與武後不相上下。武後執政期間改年號１６次，高宗就改了１４次。最後在位５年間每年年號不同，為從所未有。他曾決定率後禦駕親征高麗，因武後苦諫而罷。他又與武後相隨幸東都遊曲阜，封泰山。到臨死的那一天還準備登則天樓門，只因氣喘不能上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成宣讀大赦儀式。他又建造蓬萊宮、合璧宮、九成宮和鏡殿，都具有打破傳統的作風。他之準備封皇太孫，既無前例，他就稱“自我作古”，也就是說讓我來創造這段歷史成例。李治又曾說“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通常歷史家以武後之殿試是中國考試制之裏程碑，其實公元６５９年高宗李治“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有了這麼多的事跡，可見得他縱聽任武則天，讓她專擅，不能就算庸碌。而且高宗在位３４年，已經一再在臣下面前標榜他的皇後就是他的分身，他們兩人自稱“天皇天後”，時人謂之“二聖”。所以他生前已經替武則天留下了一個合法的地位。他一去世，遺詔所稱，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後進止”，已經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傑以後就仕武則天好幾十年，並未被視作為變節。

　　可是這種安排，到底不是舉朝上下所能稱心如意的接受。況且過去高宗自己被立為太宗李世民之嗣，就曾費過番周折。只因長孫無忌的竭力支持才能在困難中通過。長孫無忌是太宗文德皇後之兄，高宗之舅。唐朝初年曾策動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皇位，再度支持高宗嗣位後已是三代功臣，兩朝元老，為宰相３０年，又兼太尉，也儼然有漢朝外戚之任大司馬大將軍的聲望。只是他反對立武則天為後，被高宗臣下誣構，流竄黔州，後來又被逼自殺。有了諸如此類的事情作背影，武則天也知道自己過去幾十年的擅權，“黑陟殺生，決於其口”，現在要只身對付滿朝的明爭暗鬥，不能不采取主動的地位。

　　高宗去世之後不久，首先發生問題的，為兒子李顯。他雖被立為皇帝，未有實權。在這時候他封皇後（即後來生事的韋後）之父韋玄貞為侍中（侍從室主任）。但管重要任免的中書令不肯與。這不僅是官銜祿位問題，而是因為侍中是舉足輕重的官職，又派與於另外一位皇後的父親，勢必與太後沖突。這也基於中國傳統政治，真理由上而下，皇權既無法合理化，也不便分割之故。這事也確引起武則天對李顯不滿，而成為謫廢他為盧陵王的主因。不久即有徐敬業在揚州以兵反。敬業是攻高麗宿將徐茂功之孫，他這時被謫降，意態怏怏，也糾合一群對朝政不滿意的人在東部舉事，看樣子他沒有真正“勤王”的誠意，他的叛變不出三月而平。但是他的討武則天檄，為駱賓王所作，是駢文中的名著，經過廣泛的傳誦。內中提及“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已經把正反順逆的李唐和“偽武”之陣容劃分得清楚，很有宣傳的功效。文中又激勸唐朝舊臣用對主宗李治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則天。文稱：“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pou之土未幹，六尺之孤何托？”更有煽動性。如此就更使武則天只有更走極端。

　　她的政權，既為她本人及她親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親生兒子也是敵方爭取的對象，則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顯與韋後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來使出自武後，則很惶恐的以為是母後要賜他自盡。另一個兒子所謂章懷太子賢的，可能被她親信所殺，出自武則天的旨意與否無從查證。還有一個兒子早死，剩下一個兒子李旦，縱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以後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緊，也逼得很多李家親王造反，因之才將他們誅殺殆盡，只有一些年輕的孩子流竄嶺南才被幸免。這類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兇狠性格，另方面卻也是很多復雜因素一時猥集之所致。她的特務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時的產物，其目的也是要讓朝中人物於逆順之間分別去留，甚至對她盡忠為國的狄仁傑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的發展，很難在她武則天和唐朝的“順聖皇後”的人身經驗中找到前後一致的邏輯，而只能在這政治環境裏看出為一種超過人身經驗的運動，有其來龍去脈。

　　所以武則天也要去制造她的邏輯。她發覺自己之為唐朝的皇太後已經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兒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決問題，只有一身挺當，“革唐命”，自稱武家源出於周文王，本身為“聖神皇帝”。好在《周禮》這樣一部有假歷史的經典，充分的表揚著中國傳統裏國家之為王者稟承自然法規一手創制的烏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例如吏部與天對，戶部與地齊，禮為春，兵為夏，刑為秋，工為冬等等間架性的設計和一種美術化的趨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無形中倡導眾生平等，男女也沒有基本的區別（但是她仍提倡孝順父母，在高宗時已經禁止父母向僧侶行禮，龍門石窟的佛像了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雲經》，則可見得大周皇帝雖為女身仍可能為彌勒復生。

　　武則天引起歷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於雖出於很不利的條件之下，但她的作為仍能成功。她做皇後２８年，皇太後７後，茲後又以本人名義做皇帝１５年，除了因她自己而產生的問題之外，國家也未遭受過重大的變故。她在６９７年誅來俊臣之後，統治已比較和緩。中宗的復辟，僅有極少量的流血。所稱“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臺閣官名並依永淳以前（公元６８２年）故事”，就輕而易舉，可見這些名義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則天作大獨裁者的工具，並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則天是否麗質天生，今日已無法分辨，一個簡捷的說法，則是她的才貌識見都不能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讒，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當初奪取權位的一種手段，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後的作為所壓倒。我們要確定她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要考慮到她的時代和環境。而她的長壽，則比她的相貌及膽識還要重要。

　　公元７世紀的下半期，可以視作以隋唐宋為門面的“第二帝國”的一段調整與重新配備的時期。第二帝國由拓跋民族強迫的將一些遊牧民族的部落改造為農業社會，先組成一個北魏政權的核心，由山西擴大至河南，更貫穿至陜西。其前身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各階段，都離不開胡人漢人的政權，采取“周禮式”的書面設計控制著極大數量的小自耕農的姿態。所以三長制、均田制、租庸調制及府兵制的著眼，都不外以一種極簡單的數學公式管制經理成千萬的人口。第二帝國之隋唐，承襲了這體制。它們遇到了最大的問題，一是因為國土擴張，需要將這種原始組織由黃土區域及華北平原，推而用之於地形復雜，土地所有錯亂，物產和交通迥異的地區，其行政原則過於簡單，而其企圖操縱的對象則過於繁復。

　　其二則是少數民族之酋領與有門第的漢人聯婚，經過北朝各階段，成為一種新型貴族，也有壟斷朝政的趨向。旁的人不說，李唐王朝本身，即受這遺傳因素的影響。如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後長孫氏，及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獻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歷經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為長孫。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長孫皇後所生。他就喜歡作突厥語，用突厥服服飾，行突厥風俗。武則天自己的母親楊氏，也與隋楊為一家。隋煬帝尚有一個女兒為李世民之妃。而隋煬帝即出自獨孤氏，也是鮮卑大姓。當時朝中人物類此極多。高宗之舅長孫無忌已如上述。這種新型貴族不僅與下面以文官組織編制大量小自耕農的體制格格不入，而且牽涉少數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長孫無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說他是“王莽司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晉南北朝以來漢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區造成一種超過政治威權的社會力量，至唐初仍未收聲斂跡。太宗令人作《世族誌》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壓倒“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昂然以門第自負”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征、房玄齡和徐茂功仍與這些世族聯姻，因之他們“舊望不減”。因之高宗又於６５９年降詔不許１１個世族子弟自為婚姻。

　　這些條件，概括武則天登場前後的背景，所以她執政５０年，也包括為高宗之後的一段，實在是亟需調整與重新配備的第二帝國相始終。

　　如此看來，我們更要體味到DenisTwitchett在《劍橋中國史》裏所說，太宗李世民的經營實系人身政治，而非體制型的政治。李治與武則天，自稱“天皇天後”，才將一個暫時體制，改變而為永久體制。高宗在立武後前已頒布《五經正義》，又於公元６５１年頒布新訂的律令格式（根據太宗遺詔，以永徽代貞觀律），他和武後又以洛陽為東都，已經有與民更始的姿態。以後更次曲阜，幸孔子廟，詔各州縣修建孔子廟，又同時繼續南北朝以來的趨勢，大規模而有系統的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歸一”的體制，在當日算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只是時日久遠，我們現在已不容易想象其深切的影響（此點與近代中國受西洋文化影響相似，所註入的新見解，也使一般人士擴大其視界）。

　　唐朝政治與以前不同之處，則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導組織，除黔中嶺南閩中之外，州縣官亦由吏部補授。錢穆提及東漢士人，則說他們道德觀念窄狹，講到唐朝則說“政權之無限止的解放”。雖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兩者之間不能沒有共通的關系，否則就不會在前後之間產生這樣一個大的差別。佛教已為少數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禪定迎合知識分子，也能以凈土往生引導俗眾，就容易在“官倍於古，士少於官”的條件下，發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虛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這許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為政府宣揚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書、教育比較普遍、水上交通展開、士紳階層活躍的時代內，作為新社會的一種精神上的支持。我們無從“證明”如果沒有唐高宗李治與武後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繼續遣派下級官僚到廣泛的地區去上任。只是反過來說，要是這些官僚又都像東漢名士一樣，個個以窄狹的道德觀念當作社會秩序的根本，並且以私人的意氣當作法律執行，則整個組織也就會老早垮臺了。

　　高宗之清處“某反”株留到自己親屬，又繼以武後大批殘殺帝裔及大臣，即不論公平與否，也不論與他們當時行事的動機是否相關，因而產生的一段結果則是給朝廷貴族階級一個大打擊。有如Richard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幾百家，官僚中則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並且子孫又不許參加考試，則在武後主持國政的５０年，中國的上層社會必有一個劇烈的變化。

　　設銅軌告密，不是我們今日所能稱羨的事。只是當日一般官僚，確也是需要整肅。譬如高宗時，劉仁軌言，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富者行錢則免，貧者則征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殘（也可以見得府兵制只有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一度有效）。武後初立時廣州都督路元睿為南洋來的外商所殺，中國的紀錄也都說是因為路的僚屬侵漁番舶，向官廳告狀的番商反被枷系。又經過武後的一段嚴厲的懲治，到她末年，還有文昌左丞（內閣總理）宗楚客兄弟犯贓。他們住宅的崇麗使武後的女兒太平公主都嘆說：“吾輩乃虛生耳。”而最令人發指的則是河北官軍不能抵抗契丹保護人民，一到寇退官廳又抓著百姓以通敵論，動加殺戮，只有狄仁傑才能將這些事情報達武後。所以從各種事跡看來，唐初大規模的組織一種官僚制度，遇到無數技術上的困難，其癥結則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紀律。環境和事實都企盼一個大獨裁者出現，武則適逢其會。

　　武則天雖不是首創殿試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經常策士，不較門第。她精力又強，很多官僚既被誅殺流放，則必要人補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說她在位時代，“補闕連車載，拾遺平鬥量”，可見得新進人員之多。即以高宗時代的情形而論，官員之入流者１３４００多人，每年吸收新進人員約十分之一。如此給她操縱經營好幾十年。則單只人事安排一項，也可見得她力量之大影響之深。

　　武則天是傳統政治非常時期的一個特別人物。我們很容易從她的事跡中看到當日中國之形貌，卻不容易在同樣情形之下窺測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們從現存資料就不容易斷言她的性生活（與之相反，凱撒琳的性生活則非止傳聞，有醫生的證據見諸書端）。武之引用張家兄弟，給他們的名義為“控鶴監”和“奉宸令”，有將唐朝典闈女史的官職翻一個面的形勢。她甚至可能以為自己以女身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則這類事只能由我們揣想。她對朱敬則奉的反應，也有一種倔強的神氣，好像說對這些批評，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從一起時，“嘲笑公卿以為笑樂”，則看出她應付官僚人物半個世紀，已把他們的弱點完全看穿。

　　武則天制造了一個新的官僚集團。她在成功半由於在高宗時做天後所集下的威勢，但是也歸功於她實際了解到官僚機構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團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話的傳說，用為操縱大權的根據。既為神話則沒有人能對之十分認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間捧承這出發點，即給絕對皇權以公通的支持，則已使之無可疵求，不能侵犯。在這條件之下，甚至以後為帝以唐為周亦無不可。她以“河圖洛書”的神秘安排，“萬歲通天”等響亮的年號，再加以“齒落復生”等不會老的奇跡，去培養前述神話。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認歸根到底傳統政治的真面目，則不外實力。她對吉項說出制馬有三物：一鐵鞭、二鐵過、三匕首。鞭之不服則過其首，過之不服則斷其喉。就此她也承認她自己對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這套蠻辦法。不過那時她已快八十歲。一方面她已感覺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也是她經營的新文官集團已經奠定了相當堅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鐵鞭，間用鐵過，不必再多用匕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