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詩論的原題是《寄自弓町——可以吃的詩》，發表於一九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七日的《東京每日新聞》上。根據巖波書店版《啄木全集》第九卷譯出。

關於詩這東西，我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曾經迷惑過。

不但關於詩是如此。我至今所走過的是這樣的道路，正如手裏拿著的蠟燭眼看著變小了，由於生活的壓力，自己的“青春”也一天一天的消失了。為了替自己辯護，我隨時都想出種種理由來，可是每次到了第二天，自己就不能滿足了。蠟燭終於燃盡，火也滅了。幾十天的工夫，我仿佛投身在黑暗之中——這樣的狀態過去了。不久我又在黑暗中，靜待自己的眼睛習慣於黑暗——這樣的狀態也過去了。

可是到了現在，我用一種完全不相同的心情，考慮自己所走過的道路，卻覺得有種種想要說的事情。

                                                                                       （石川啄木，1886-1912 紀念碑）

以前我也作過詩，這是從十七八歲起兩三年的期間。那時侯對我來說，除了詩以外再也沒有什麽東西了。我從早到晚都渴望著某種東西，只有通過作詩，我這種心情才多少得到發泄的機會。而且除了這種心情以外，我就什麽都沒有了。——那時侯的詩，誰都知道，除了空想和幼稚的音樂，多少還帶有一些宗教成分（或者類似的成分）而外，就只是一些因襲的感情了。我回顧自己當時作詩的態度，有一句想說的話。那就是，必須經過許多煩瑣的手續，才能知道要在詩裏唱出真實的感情。譬如在什麽空地上立著一丈來高的樹木，太陽曬著它。要感到這件事，非得把空地當作曠野，把樹當作大樹，把太陽當作朝陽或是夕陽，不但如此，而且看見它的自己也須是詩人，或是旅客，或是年輕的有憂愁的人才行，不然的話，自己的感情就和當時的詩的調子不相合，就連自己也不能滿足的。

兩三年過去了。我漸漸的習慣於這種手續，同時也覺得這種手續有點麻煩了。於是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情形：我在當時所謂“興致來了的時候”寫不成東西，反而是在自己對自己感到輕蔑的時候，或是等雜誌的交稿日期到了，迫於實際情況，才能寫出詩來。到了月底，就能作出不少詩來。這是因為每到月底，我就有一件非輕蔑自己不可的事。

所謂“詩人”或“天才”，當時很能使青年陶醉的這些激動人心的詞句，不曉得在什麽時候已經不能再使我陶醉了。從戀愛當中覺醒過來時似的空虛之感，在自己思量的時候不必說了，遇見詩壇上的前輩，或讀著他們的著作的時候，也始終沒有離開我過。這是我在那時侯的悲哀。那時候我在作詩時慣用的空想化手法，也影響到我對一切事物的態度。拋開空想化，我就什麽事情也不能想了。

象征詩這個名詞當時初次傳到日本詩壇上來了。我也心裏漠然的想：“我們的詩老是這樣是不行的。”但是總覺得，新輸入的東西只不過是“一時借來的”罷了。

那末怎麽辦才好呢？想要認真研究這個問題，從各種意義上來說，我的學問是不夠用的。不但如此，對於作詩這事的漠然空虛之感，也妨礙我把心思集中在這上頭。當然，當時我所想的“詩”和現在所想的“詩”，是有著很大差別的。

二十歲的時候，我的境遇起了很大的變化。回鄉的事，結婚的事，還有什麽財產也沒有的一家人糊口的責任，同時落到我的身上來了。我對於這個變動，不能定出什麽方針來。從那以後到今天為止我所受的苦痛，是一切空想家——在自己應盡的責任面前表現得極端卑怯的人——所應該受的。特別是象我這樣一個除了作詩和跟它相關聯的可憐的自負之外，什麽技能也沒有的人，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強烈了。

對於自己作詩那個時期的回想，從留戀變成哀傷，從哀傷變成自嘲。讀人家的詩的興趣也全然消失了。我有一種仿佛是閉著眼睛深入到生活中去似的心情，有時候又帶來一種痛快的感覺，就象是自己拿著快刀割開發癢的疙瘩一樣。有時候又覺得，象是從走了一半的坡兒上，腰裏被栓了一條繩子，被牽著倒退下去的樣子。只要我覺得自己待在一個地方不能動了，我就幾乎無緣無故的竭力來對自己的境遇加以反抗。這種反抗常常給我帶來不利的結果。從故鄉到函館，從函館到劄晃，從劄晃到小樽，從小樽到釧路——我總是這樣的漂流謀生。不知從什麽時候起，我和詩有如路人之感。偶爾會見讀過我以前所寫的詩的人，談起從前的事情，就象曾經和我一起放蕩過的友人對我講到從前的女人似的，引起同樣的不快的感覺。生活經歷使我起了這樣的變化。帶我到釧路新聞社去的一位溫厚的老政治家曾對人介紹我說：“這是意味新詩人。”別人的好意，從來沒有象這樣使我感到過侮辱。

橫貫思想和文學這兩個領域的鮮明的新運動的聲音（註：指自然主義文學的興起。），在為了謀生而一直往北方走去的我的耳朵裏響著。由於對空想文學的厭倦，由於在現實生活中多少獲得了一些經驗，我接受了新運動的精神。就象是遠遠的看去，自己逃脫出來的家著了火，熊熊的燃燒起來，自己卻從黑暗的山上俯視著一樣。至今想起來，這種心情也還沒有忘記。

詩在內容上形式上，都必須擺脫長時間的因襲，求得自由，從現代的日常的言詞中選取用語，對於這些新的努力，我當然沒有任何反對的理由。“當然應該如此，”我心裏這樣想。但是對任何人我都不願意開口說這話。就是說，我只是說什麽：“詩本來是有某種約束的。假如得到了真的自由，那就非完全成為散文不可。”我從自己的閱歷上想來，無論如何不願意認為詩是有前途的。偶然在雜誌上讀到從事這些新運動的人們的作品，看見他們的詩寫得很拙劣，我心裏就暗暗的覺得高興。

散文的自由的國土！我雖然沒有決定好要寫什麽東西，但是我帶著這種漠然的想法，對東京的天空懷者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