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文章我已經遺失了。我用扎夏里亞借給我的那臺打字機打了五頁出來，扎夏里亞是孔岱的一個客人。我在文章的前面寫了一句獻詞：本文獻給中立地區的露姬。我不知道她對這篇作品有什麼想法。我覺得她並沒有把它從頭到尾讀完。文章有些讓人討厭，裏面按行政區羅列了劃定這些中立地區的街道的名字。有時是一片房屋，或者一個更寬闊的延伸區域。有一天下午，我們倆都在孔岱，她剛剛讀了那句獻詞，她對我說：“你知道嗎，羅蘭，我們也許可以到你文章裏提到的每個街區各住一個星期……” …

我們走到了那條林蔭路的盡頭，正前方就是自由女神像。右邊有一條長凳。我不知道我們兩個是誰先行坐下的，也許我們倆同時有了同樣的想法。我問她是不是可以不回家。她這是第三或者第四次參加居伊·德·威爾的聚會，到晚上將近十一點鐘的時候才走到康布羅納地鐵站的樓梯那裏。而每一次，一想到要返回諾伊利，她就顯得垂頭喪氣的。如此一來，她往後都得乘坐同一路地鐵，在星形廣場站下車。在薩布隆站下車…… …

那天晚上，他把我們一直送到公寓的門口。居伊·德·威爾和那對第一次光臨的夫妻比我們大了足足二十來歲。由於那架電梯四個人乘坐太擁擠，她和我，我們倆就從樓梯下樓了。 

那幾棟墻面呈米色或土黃色的千篇一律的樓房邊上有一條私人通道。同樣的鍛鐵門，門上方掛著一盞燈籠。一排排一模一樣的窗戶。過了鐵柵欄之後，我們便出現在亞歷山大-卡巴那爾街的花園廣場。我一定要把這個名字寫下來，因為我們的路就是在那裏交匯的。我們紋絲不動地在那個花園廣場中央待了一會兒，找一些話跟對方說。是我率先打破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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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在夜裏離開那套房間之後，我經常有這種短暫的心慌意亂的感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血壓下降”，有一天晚上當我跟布朗西藥店的藥劑師解釋我的感受時，他就是這麼跟我說的。可是，我每次說一句話，我都覺得那是錯的或者詞不達意。最好還是保持沈默。在大街上，一陣空虛的感覺突然向我襲來。第一次，是在過了西拉諾之後的那家煙店前面。街上人來人往，但我並不放心。我就要暈厥了，那些人卻會繼續筆直地往前走，根本就不會在意我。血壓下降。斷電。我必須費很大的勁才能恢復線路。那天晚上，我走進那家煙店，要了幾張郵票、幾張明信片、一支圓珠筆和一包香煙。我坐在吧臺那裏。我拿了一張明信片，開始寫起來。“再耐心一點，我相信都會好起來的。”我點燃一支香煙，在那張明信片上貼了一張郵票。可是，把它寄給誰呢？我本想在每張明信片上都寫一些安慰人的話：“天氣晴朗，我的假期過得非常愉快，我希望您也一切都好。再見。親您。”我一大清早就坐在海邊一家咖啡館的平臺上。我在給朋友們寫明信片。…

亞娜特喜歡馬里奧·貝。他戴著一副鏡片略帶顏色的眼鏡，但他這麼做絕對不是他喜歡戴眼鏡。是他的眼睛怕光，見光就痛。他的手很纖細。一開始的時候，亞娜特還以為他是個鋼琴家，在加沃或者普雷耶舉辦音樂會的鋼琴家中的一員，她對我這麼說過。他大約三十歲上下，像阿加德和戈丁熱一樣。但是，他不是鋼琴家，他到底是幹什麼的呢？他跟阿加德和墨塞里尼關係非常密切。按照亞娜特的說法，墨塞里尼做律師的時候，他們倆跟他一起幹過。從此，他們倆就一直為他做事。做什麼呢？開公司，她對我說道。可是，“開公司”是什麼意思呢？在康特爾，他們常邀我們過去他們那一桌，亞娜特說阿加德對我一見鐘情。打一開始，我就感覺到她希望我和他一起出去，到巴黎的一個古典音樂廳，位於巴黎八區，1908年建成，可同時容納一千名觀眾。巴黎交響樂音樂廳，位於巴黎八區，1927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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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確切地說，我感覺到她就在這條燈火如閃爍的信號燈一樣輝煌的林蔭大道上，我分辨不出這些信號燈，也不知道它們是從哪個遠古年代發給我的。而這些燈火在土臺的黑暗中顯得更加璀璨奪目。既璀璨奪目又飄渺悠遠。 

我穿上了那隻皮鞋，重新把我的左腳塞進鞋子裏，離開了這張我原本很樂意在那裏過夜的長凳。我像她十五歲那年被人抓住之前一樣，沿著土臺往前走著。是在哪裏，是在什麼時候，她開始被人盯上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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