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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9, 2024 at 8:23am

它實際上是一種“人格面具”，(32) 類似於某些舞會或藝術表演中的“面具”，也類似現代社會的“網絡匿名”。書信和它們的不同只是“署名”和“匿名”區別，後者不僅遮蔽了自己的面目也隱匿了自己的身份；二者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是人類交往中的“馬甲”，成了言說者之間的“隔斷”，衛護了交流的可能和安全。(33)

一般而言，將書信作為對話之“笏”緣於“對話間性”的陌生，從而違反了“熟悉人對話”這一書信的本體屬性，當是書信對話的異類。“對話間性”的陌生必然造成交流的阻障，從而需要某種符號中介的調劑和過渡。這種陌生和阻障或是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不對稱，或是對話內容的非常性以至於難以營造面談時的和諧語境。前者如李斯的《諫逐客書》，(34) 或晚輩規勸長輩的書信、(35) 學生向老師的建言(36) 等。李斯批評逐客令的錯謬之所以沒有直接當面進諫，而是采取書信的方式間接稟奏秦王，當然和他們之間身份、地位、權力的不同有關，他不能不考慮對話效果以及可能的後患，包括雙方在場的即時反應和自尊，甚至自身的安全。由於對話內容的陌生和非常性，所“對”之“話”又缺乏先在的暗示或預設，當面直言往往置對方於突然的境地使其猝不及防，由此就可能衍生“敵意”而不是“友好”的回應，使對話不能朝向預設的方向，而用書信的方式就可以緩解由於陌生所引發的沖突，避免非常性的急促可能引發的尷尬。

由於書信是兩人之間的私密對話，男女之間表達愛意的“情書”也就成了書信家族的重要成員，(37) 書信作為對話之“笏”的意義在這類書信中往往得到充分體現，被視為中國古代情書經典的《鳳求凰》和《我儂詞》等就屬此類。(38) 司馬相如初次遇見愛慕已久的卓文君不可能馬上直白心儀，何況當時自己作為卓家的賓客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借助於琴曲傳達愛意當然是最好的選擇(《鳳求凰》)。至於才女管道升規勸夫君趙孟不要在外納妾的書信，更是得體、適當，恰如其分，這就是廣為流傳的《我儂詞》：

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撚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撚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沒有責備，沒有尷尬；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不能不使趙孟反躬自省，問心有愧。如果管道升不是寫信而是當面理論，由於對話內容的陌生與非常性，也就很難營造合適的在場語境，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總之，無論是司馬相如的《鳳求凰》還是管夫人的《我儂詞》，都是不宜和羞於面談情事轉而改用文字書寫的。改用文字書寫由於無需營造在場語境，避免了面對面的尷尬和窘境，可以用委婉和緩的方式傳情達意，就能夠在自然的交流中實現對話的預期。(39) 在這方面，施皮茨萊編寫的《親吻神學——中世紀修道院情書選》為我們提供了很有意義的資料。

神學，特別是中世紀神學，男女情事當是遠離塵俗的修道生活的重要禁忌。但是，施皮茨萊編寫的這部書卻真實地告訴我們，那些在修道院深居簡出的修士和修女們，與普通民眾有著同樣的七情六欲。但是，修道生活的語境不允許他們像普通男女那樣卿卿我我、相親相近，於是，通信便成了他們聯絡感情、表達情愛的唯一方式。那麽，如何在嚴格的戒律和鮮活的激情之間找到平衡點呢？這就是他們在自己的書信中所反覆強調和自慰的“親吻上帝”：“愛”，作為基督的主題不是空洞的理論，應該表現為“靈性的生活”，因此，修士、修女間的靈性之愛就被他們稱之為“親吻上帝”。這種愛欲觀作為鼓舞他們之間情書往來的精神支柱，不僅作為銘言反覆書寫在他們的信件中，也成了他們之間大膽展開情愛對話之“笏”，暫時隔斷了修道與禁欲的現實語境，維護了自己的安全和自尊，尋得某種心理平衡。

(32)“人格面具”(Persona)一詞最早出現在戲劇中，是表演者為了扮演某種角色而佩戴的面具。榮格將這個詞移植到心理學中，指人為了適應社會生活，在公眾面前所展現的面貌和外觀，目的是為了讓社會悅納自己。

(33)弗蘭茨•卡夫卡和他的戀人費理采•鮑威爾在情書中親密無間、情投意合，但是，兩人一旦見面就開始對立，甚至形同路人，以至於他們兩次訂婚、兩次解除婚約。為了享受書信中的溫馨和默契，他們有時不得不選擇拒絕見面，但是仍然無濟於事，最終還是以悲劇而告終。這就是書信作為對話之“笏”的“隔斷”效果——由字詞所建構的世界與鮮活的現實畢竟不同。

(34)“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文心雕龍•書記》)。可見，李斯的《諫逐客書》盡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民間書信，但同此後的“表奏”在性質上也有所不同。

(35)報載無錫某公司林先生的婚姻生活出現了第三者，全家亂作一團，痛苦不堪。某日，他看到一封女兒寫給自己的信，讀後百感交集，終於下決心了結此事，與原配夫人重歸於好(參見《一封信傾注“天使之聲”—高三女兒拉回“情迷”老爸》，《揚子晚報》2005年7月20日A8版)。卡夫卡在1911年11月給他父親寫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就直言不諱地表白自己之所以用“書面的形式”而不是面談的原因：“一來是確實我畏懼您，二來是要闡明這種畏懼涉及的細節太多，憑嘴很難說清楚。”參見朱雯等選編：《外國名作家書信精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149頁。

(36)報載某中學校園形成了一股“書信熱”，其中就有不少是學生寫給老師的信，他們盡管天天見面，還要以書信的形式交流，可謂“咫尺天涯”。參見喬德偉：《火爆的書信熱》，《現代交際》1995年第5期。

(37)例如，僅一部《西廂記》，插入的各種書信，包括口信、物信、詩信和一般書信等就有十餘封，加上涉及與書信相關雅稱、典故等達七八十處，以至於有人認為“一部《西廂記》，全憑信支撐”。參見仇潤喜：《西廂與書信》，《中華文學選刊》2003年第8期。

(38)司馬相如向卓文君表達愛意的《鳳求凰》和管夫人規勸夫君趙孟不要納妾的《我儂詞》，盡管在體式方面不是標準的書信(詩信)，但同書信的作用和意義無甚二致，所以仍可將其看作是“情書”。

(39)奧斯汀的小說《傲慢與偏見》以夾雜眾多書信著稱，其中，達西寫給伊麗莎白的長信解除了後者對前者的誤會和偏見，在促成“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情節中起到關鍵作用。如果達西不寫信給伊麗莎白，或者不是用寫信的方式進行辯白，那麽兩人的關係就有可能不是朝向浪漫愛情的方向發展。正如達西在信的最後所表白的那樣：“你也許不明白為什麽我昨天晚上不把這一切當面告訴你。可是當時我自己也捉摸不住自己，不知道哪些話可以講，哪些話應該講。”這就是書信作為男女情愛交流之“笏”的特殊意義。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7, 2024 at 8:44pm

……最親愛的，因為我不能經常——像你與我都希望的那樣——與你晤面，向你傾吐衷腸，所以，每當我提筆給你寫信，讓我的信去見你，向你述說我的近況時，我便能夠減輕幾分我內心對你的深切思念。

……最親愛的，盡管我不能像你和我共同希望的那樣，經常親眼見到你、經常向你敞開我的心扉，但是，只要我寫的信能到你手里，能告訴你我的行止起居，我心中對你的深切思念就能稍稍平靜下來。

倘若我能在你面前像展開這封信一樣敞開我的心扉，該多好啊！倘若你能讀懂上帝用他的手指在我心中寫下對你的愛的話語，該多好啊！……此刻，我的精神正在你身邊，雖然我的身體離你很遠，我們兩人誰也看不見對方。(40)

可以看出，他們反覆表現出與對方接近和相見的渴望，但是現實的修道生活又不容許他們那樣，在“希望”與“不能”之間，他們只能選擇“書信”，書信寫作使他們備受壓抑的心理得以釋放，書信往來成了他們相互表達愛意之“笏”。這就是書信作為“千里面語”的另一面——咫尺天涯，書信的“隔斷”功能使近在咫尺的距離變得遠在天涯。說到底，這也是一種“距離美”——書信之“笏”作為人類交往的“人格面具”所製造的距離美。

三、“文本禮制”及其修辭藝術

在歷代文體學分類中，人們習慣於將書信和日記並稱，(41) 其實二者大不相同，絕不可同日而語：日記是私語獨白，書信則是交往對話。“私語獨白”是一個人的地下室，自言自語而不涉及他人，也就無須考究什麽；“交往對話”涉及言說對象，屬於社會語言行為，於是就要講究禮貌、禮節、禮儀。因此，如果說日記是最自由的書寫，只要自己明白即使隨意塗鴉也無妨礙，那麽書信則不能，無論書寫格式還是言辭表達都要有所考究。在這一意義上，書信作為交往對話的“千里面語”，實則是日常交往禮儀的文本化、書面化，是以特定的“文本禮制”代替當面交談的表情、神態、姿勢、動作、聲音、語氣、語調和禮節。“文本禮制”作為書信文體的獨特形式，實際是人類語言交往行為中的禮儀符號，是一種蘊藉著豐富文化內涵的藝術形式。

書寫格式是書信文本之最顯在的禮儀表征，經過長期的歷史積累已經成為它的主要文體標示。(42) 所謂“格式”，嚴格說來就是書寫的空間定位，即不同功能的語詞表達被要求書寫在不同的文本位置。(43) 以中國現代書信比較通行的格式為例，稱呼(或曰台頭、上款等)，應在信紙的第一行頂格寫，以凸現對於受信人的尊重；之後應有問候語，位置在稱呼後面單獨成行，並在行前空兩格；再下一行應是緣起語，敘說寫信的緣由，接下來才是正文。正文之後應有祝辭，祝辭中的“祝”和“辭”一般也應分別獨立成行，前者空兩格，後者頂格書寫。最後是落款，包括署名、啟稟詞和日期，書寫在右下方位，以示自謙。書信的文本格式還包括字體的大小、筆墨的顏色、信瓤的式樣及其折疊方式等，甚至包括書寫工具以及信封格式等方面的要求，形成了許許多多、數不勝數的規矩。這些“規矩”盡管多是約定俗成，不同的民族和語種、不同的時代和文化也不盡相同，但是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它們都不是無意義的，都有著自己的歷史與文化背景，特別是和一定的禮儀、禮節、習俗等有著密切的聯系。

首先，不同的民族或語種有著不同的書信文本格式。例如英文書信，不僅信封格式與中文書信大不相同，文本格式也有齊頭式(Full Block Form)、混合式(Seml-block Form)和斜列式(Indented Form)等不同款式。(44) 信箋的前端一般不是對於受信人的稱呼，而是將發信人的姓名、單位、地址等首先寫在右上角。俄文書信的稱呼和問候語可以居中書寫，並且稱呼之後要用驚嘆號(稱呼後沒有問候語就用逗號)。日文書信的“後付”(落款)不僅有寫信人的署名，還要寫上受信人的敬稱，因為日文書信的受信人姓名不是寫在信首而是寫在信尾，具體書寫形式是正文結束後另起一行，空1—2字位置寫日期，下一行是寫信人的署名，再下一行才是受信人的敬稱。受信人如是長輩或上司，其敬稱的位置較之標示日期的起筆位置稍前一字，如是同輩就與日期平起，晚輩則可稍微靠後。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40)依次見施皮茨萊編：《親吻上帝——中世紀修道院情書選》，李承言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38、41、120頁。

(41)在中圖法的分類中，日記和書信也被劃為同類，但其歸屬非常混亂，主要是根據內容將其分別插入傳記、歷史、散文、思想教育、漢語讀物或作者專類等。參見黃亞海：《關於日記、書信集在<中圖法>三版的分類問題》，《圖書館論壇》1992年第5期。

(42)書寫格式作為書信文體之最顯在的文本標示，盡管有著長期的積累過程，也不過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慣例而已，無所謂高低和對錯，只是書信參與者對於某種“禮儀”和“格式”之互文性質的默契和認同。就像信封上的稱謂是指受信人還是寫給郵件投遞人的？爭論的結果總是不依學者的界定而改變。參見於全有：《書信稱謂語的規範化與社會文化心理》，《語文建設》1998年第8期。

(43)例如，同為“啟”字，寫在信封上意為“開啟”，即請受信人打開信封，諸如“鈞啟”、“安啟”、“惠啟”、“台啟”之類；信函內的“啟”字則為寫信人的陳述和告白，首行稱謂後的“敬啟者”(敬稟者)的意思是：“(某某)，請允許我恭敬地向你陳述。”

(44)楊敬寬：《英文書信的格式》，《英語自學》1991年第3期。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6, 2024 at 11:11am

（續上）其次，同一民族或同一語種的書信格式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例如我們常見的中國現代書信格式，並非古已有之。在中國古代，不僅“上書”帝王首先要“自報家門”，而不是將署名放在最後(最後是“死罪死罪”之類的結束語)，即使寫給親朋好友的民間書信，為了表達自謙和敬意，署名和稱呼也往往一並寫在信首。

司馬遷《報任安書》開首第一句即為“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南齊丘遲的《與陳伯之書》也是如此：“遲頓首，陳將軍足下”。也有將寫信日期和署名一起放在信首的，例如“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愈白”(韓愈：《答李翔書》)；也有開頭署名而不寫稱呼，最後再次署名的情況，例如“植白……植白”(曹植：《與楊德祖書》)；還有開頭既不署名也不寫稱呼，只在最後署名的，例如“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山中人王維”(王維：《山中與裴秀才書》)；更有既不在開頭稱呼、也不在末尾署名的，例如“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惟君圖之”(李白：《與韓荊州書》)。

這說明，盡管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書信格式當然也就非常考究、十分嚴格，但在古代並非統一和固定不變的，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即使同為一人所寫的書信，例如韓愈的書信，其書寫格式也多有不同。所謂“中國現代書信格式”只是在“近代文言書信”的基礎上形成的，而近代文言書信堪稱中國書信格式的登峰造極之作，不僅在語詞空間位置方面的規定極為繁瑣精細，而且在字體的大小方面也非常考究。例如，大凡涉及長輩的語詞不僅要求頂格寫，而且字體也會加大一些，寫信人的自稱則要寫得小些；為了表達對於受信人或第三者的尊敬，行款時一旦涉及他們都要頂格或空格。最典型的當然莫過於魯迅在《阿Q正傳》中提到的“黃傘格”了。(45)

楊義在其《中國敘事學》中通過對漢語和主要西語關於時間表述的比較，印證了中國敘事和西方敘事的不同順序，即前者從大到小、先整體後個體，後者從小到大、先個體後整體的敘事模式。(46) 盡管我們很難像楊義那樣找到不同書信格式所一一對應的禮儀，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們都在意指某種禮儀，或者說都是某種禮儀文化的“格式化”，而這些“禮儀格式”，往往只可意會而很難明確言說。例如所謂書信文本的“空間位置”，是否就是現實生活中“人倫位置”的文本化？也不過是一種猜想或推理而已。另一方面，我們似乎也可以通過中國禮儀文化和書信格式的歷史演變，從宏觀上發現二者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同構關係。

如前所述，中國最早的書信並沒有固定的格式，當然也談不上關於書信禮儀的通則。直到晉代書法家索靖寫作《月儀》，我國才出現了第一部書信禮儀著作，此後便有各種“書儀”陸續出現供人寫信時套用。就現存的中國主要書儀著作來看，集中出現在明清兩朝，諸如楊慎的《古今翰苑瓊琚》、王世貞的《尺牘清裁》、王錫爵的《歷代尺牘大全》和陳韶的《歷代名媛尺牘》、周蓮第的《分類尺牘大成》等，說明國人對於書信禮儀的通則是逐步形成的，並且呈現出越來越繁複、越來越精細的趨勢。

即使具體到某一格式，也有一個漸變和逐步細化的過程。例如，關於末尾的請安格式，在我國最早的書信集《蘇黃尺牘》(蘇軾和黃庭堅與人的通信)中還沒有一定的程式，到清朝嘉慶、道光年間袁子才的《小倉山房尺牘》也沒有固定的框框，直至光緒、宣統時期坊間流行的《尺牘初桄》和《書翰津梁》等書中才被定型化。也就是說，作為書信禮儀格式登峰造極的近代文言書信，有一個長期累積的過程，而這個過程顯然也是中國禮儀文化逐步走向極端和繁瑣的過程，二者的演化趨向密切相關。正如劉勰所言：“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一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47) 也就是說，中國的書信禮儀和社會禮儀是同構甚至同步的。

我們知道，自從漢代儒家思想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之後，歷代統治者就非常注重禮儀文化建設。至宋代，儒家的禮儀文化建設開始從官方向民間滲透，出現了以司馬光的《司馬氏書儀》(10卷)、朱熹的《朱子家禮》(5卷)和袁采的《袁氏世範》(3卷) 等為代表的、包括書信禮儀在內的許多民間禮儀著作。有學者在分析這一狀況時指出，統治者“家國一體”的政治觀、宋初所面臨的禮制崩壞的局勢，以及庶人階層的崛起，這三個方面是宋人開始注重民間禮儀建設的原因。(48) 這三個方面其實也是包括書信禮儀在內的整個中國民間禮儀越來越被重視，直至走向極端和繁瑣的主要原因。

(45)舊時書信講究使用“紅八行”信紙，自右向左豎行書寫。所謂“黃傘格”要求每行都應使用敬辭或頌辭，而敬辭或頌辭需要提到頂格，於是每行就不可能一寫到底。寫到靠近中間一行時還要求提到受信人的名字，而受信人的名字需要擡高一格，這行的字數也要多一些，可以一直寫到底，此後的各行便恢復到原樣。於是，中間的這一長行便像傘把兒頂起了一把“黃傘”。“黃傘”是古代非常高貴的儀仗，把信寫得像把黃傘當然是對受信人的莫大尊敬。參見盛桂春等：《社交書信寫作》，北京：寶文堂書店，1990年，第19頁。

(46)所謂時間的表述順序是指，漢語依照“年→月→日”的順序，西語依照“日→月→年”的順序。前者從大到小、從整體到個體，後者從小到大、從個體到整體。楊義認為，這就是小說敘事時間的“文化密碼”，直接影響了中西小說的“敘事元始”(開頭)：前者習慣於從一個宏闊的、縱深的場景開始，後者則是從具體的一人、一事、一景寫起。參見楊義：《楊義文存•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2—147頁。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6, 2024 at 12:35am

(續上) 明清兩朝對於書信禮儀的重視和考究，更有文化專制主義的背景，這便是《禮記•樂記》中所說的“禮勝則離”：對於社會失控的擔憂致使統治者不斷強化“禮”的意識形態性，對於“禮”的意識形態性的強化折射到民間社會便有書信禮儀的興盛。

就此而言，包括書禮在內的“禮”的極端強化和繁瑣化實則是人類關係趨向疏離甚至惡化的表征。“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49)

中國的統治者早就清楚治國的禮樂之道，即使在他們的語境中也曉得“大禮必簡”的道理，所謂“黃傘格”之類的書信格式，說到底是人類情感逐漸疏離和陌生的表徵，從根本上違反了書信作為人類情感的載體及其自由交流的本義。

書信的文本禮製還表現在它所特有的禮詞套語。以黃鳴奮等編《社交書信大全》(鷺江出版社，1986年)為例，共輯錄書信習語300多條，內分“惠書敬悉，甚以為慰”等啟示語，“分手多日，別來無恙”等思念語，“奉讀大示，向往尤深”等欽佩語，“春寒料峭，擅自珍重”等問候語，“敝寓均安，可釋遠念”等自述語，“傾聞嘉信，謹祝鴻猷大展”等祝賀語，計二十大類，可謂洋洋大觀，說明書信交往所積累下來的禮詞套語非常之豐富。

特別是中國近代文言書信，單是信首的敬稱就令人眼花繚亂，諸如“雙親大人膝下”、“叔父大人尊前”、“某某夫子函丈”、“某某先生鈞鑒”、“某某仁兄左右”等，不同的輩分、地位和性別都有特定的稱呼。結尾的祝頌詞更是繁花似錦，書信的不同用途、受信人的不同職業、寫信的不同季節甚至時辰等都有細致的區別，以示言說者的自謙及其對於交談對象的“厚禮”。

我們的問題是：這麽繁複且極度誇張的敬謙辭在多大成分以及何種程度上具有實指意義？如果僅僅是一種被過度放大了的交往“儀式”，那麽，這種“厚禮”實則是禮儀的暴政——“暴禮”。因為，無論是文本格式還是禮詞套語，一旦定格為“模式”、“模塊”，也就失去了語言表達的鮮活性和真切感，從而蛻變為純粹招搖的形式，反而陡增了人與人之間的陌生感，拉大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距離，違反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的古訓。

書信的歷史證明，越是經典的書信越在禮儀方面不拘一格，如毛澤東、魯迅、馬克思、狄金森，等等，這些中外名家的書信從來就沒有什麽固定不變的禮儀格式。(50) 特別是作為民間書信主體的家書和情書，不僅在格式和用語方面歷無定法，更有暗語、密語、諧語、象徵、幽默、戲稱等夾雜其中，充分體現了書信作為情感交流載體的自由性和親密度。

當然，所謂“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不能絕對化，應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前述明清兩朝民間書信的繁榮，既是政治集權和文化專制的產物，又是民間社會疏離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形式。就此而言，書信禮儀一方面是社會禮儀的文本化，同時又具有和主流意識形態及其政治禮制“分庭抗禮”的性質。至於“文革”期間的民間書信，廢掉了一切書信禮儀，對於包括雙親在內的受信人一概稱呼“同志”，所有的信尾祝辭皆署“此致、敬禮”等等，也是其時“革命運動”及其“造反有理”的產物。

這就是書信禮儀的一對矛盾，也是“禮”和“樂”的矛盾：一方面，書信是人類情感的自由表達和文本寄托(樂)；另一方面，書信表達又要“言之有禮”。在我們看來，修辭藝術恰恰可以調節這對矛盾。

書信又稱“雙鯉”、“雙魚”、“尺素”、“尺書”、“雁足”、“雁帛”等等，每一個別稱和雅號都是一個意味深遠的典故，這是歷代文人對於書信文體的審美附會，本身就是一種修辭，說明修辭藝術對於書信的意義絕非一般。因此，就廣義而言，書信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本身就是民間言說的修辭，其文體格式及其禮詞套語也是一種修辭；但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是書信的語言表達，即狹義修辭——怎樣的語言表達才是更好，才能消解書信禮儀所導致的情感疏離，從而使書信回歸到書信的本義。

(47)劉勰：《文心雕龍•書記》，見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第278頁。

(48)王立軍：《宋代的民間家禮建設》，《河南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

(49)《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第1086頁。

(50)據統計，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魯迅書信集》有50多種不同的結尾用語，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集》更有70多種不同的結尾用語。參見盧傳裔：《書信文體的結尾》(續)，《秘書》1987年第4期。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5, 2024 at 9:19pm

（續上）劉勰的書信理論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書信文體專論，其中，關於書信修辭的理論毫無疑問是其最主要的構成部分。在劉勰的書信修辭理論中，最核心的當是“辭若對面”的概括，是他提出的關於書信修辭的基本原則。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書信修辭確立了它的獨特性。換言之，和“公牘文”(非書信文體)相對而言，書信是兩個人之間的遠距離對話，如何使這種遠距離對話(“千里面語”)變得“辭若對面”，也就成了書信修辭的首要選項。

書者，舒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釋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51)

首先，書信的本義是“盡言”，即暢所欲言，盡情傾訴，明確表達；因為書信只是兩個人之間的私語言說，最能體現言說的無忌和自由，無須閃爍其詞或吞吞吐吐。“洛陽城里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覆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唐代詩人張籍在這首名為《秋思》的詩里所表達的就是書信修辭，道出了如何在有限的篇幅“說盡”“萬重意”的苦衷。

其次要有文采。但是，書信文采與詩詞等純文學文體應該有所不同，它不可以過度誇張，更不能矯揉造作，應是個人“心聲”的自然表達，“條暢”、“優柔”、“文明從容”。就像丘遲的《與陳伯之書》，一方面要把規勸對方棄魏回梁的意願明確表達出來，曉之以理；一方面又以平實的語言動之以情：“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這一千古不朽的名句沒有任何雕琢，相反，是在不經意間將本是尋常的風景輕輕點染，以極其自然的表述喚起對方的去國懷鄉之情。否則，匠心雕琢或居高臨下，繁文縟節或畢恭畢敬，也就失去了書信的親近感，反而不可能產生“辭若如面”的效果。

毫無疑問，正是上述兩個方面——自由的“盡言”和自然的“心聲”——才能使“千里面語”變得“辭若對面”。這是書信修辭的最高境界，對於消解書信的“暴禮”所造成的疏離感應當有所裨益。

“禮”的本義是“敬神”，引申為“敬意”，核心是穩定有序的社會規範和道德準則。書信的文本格式是書信人之間達成的禮儀默契，事實上已經先驗地默認了發信人的自謙及其對於受信人的尊重，無須再依賴語言“暴禮”將其進一步強化。它所應當強化的恰恰是其“樂”的一面，即其自由的言說和自然的表達。毫無疑問，不是書信的文本禮制，而是其自由和自然的修辭藝術，造就了書信最具文學性的方面，是使書信文體有可能成為藝術作品的重要元素，從而使它和文學結下不解之緣。

通觀中外文學史，書信和文學的結緣無非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書信本身就不愧為文學作品，漢魏時期的禰衡和阮瑀等就是以書信而名世的作家；二是書信體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被稱為書信體小說創始人的撒繆爾•理查遜就是從替人寫信開始書信體小說創作的；三是文學作品中的書信，特別是長篇小說，多有書信插入其中。在這三類書信中，除最後一類書信在小說中往往起到明顯的勾連情節的作用外，無不是主要在修辭的意義上實現了和文學的結緣。毫無疑問，書信修辭源於它那自由和自然的第一人稱言說。正是第一人稱言說的在場性和真切感，才被歷來的文學敘事所鐘情，至於它對“發現”與“突轉”等情節的勾連功能，只是次要的、技術性的。就像伊恩•P。瓦特對於理查遜所做的評論那樣：“對於無拘無束的書信寫作的崇拜，實際上為查理遜提供了一種已經與個人經驗的基調相協調的傳聲筒。”(52)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這是王實甫《西廂記》中崔鶯鶯寫的一首詩，也是她委托紅娘送給張君瑞的第一封信，自然清麗、委婉動人、寓意美妙。(53)這類“詩信”之美毫無疑問來自修辭之功，它的情節功能當在其次。即使在長篇小說中，例如《三國演義》第100回諸葛亮氣死曹真的“奪命書”、《紅樓夢》第37回探春和賈雲分別寫給寶玉的“詩社信”和“效忠信”、《廊橋遺夢》中被女主人公弗朗西絲卡保留了22年的三封信等，之所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無不是書信的修辭之功；通過修辭而不是其他，使書信在小說中成為無以替代的藝術符號，從而在心理刻畫、人物塑造、情節勾連等方面發揮了獨特的藝術功能。

總之，是書信之自由和自然的修辭而不是其他，使書信有可能成為藝術符號和藝術中的符號，並和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而劉勰所謂“辭若對面”作為書信修辭的基本原則，道出了修辭藝術才是書信最具文學性的方面，從而造就了它忝列文學之門的根本理由。

(51)劉勰：《文心雕龍•書記》，見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第277—278頁。

(52)伊恩•P。瓦特：《小說的興起》，高原、董紅鈞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第217頁。

(53)詩與信的結合是王實甫的《西廂記》很有特色的修辭藝術。據統計，劇中出現的書信以及和書信相關的雅稱、代指、典故、神話和傳說多達近百處，在所有雜劇中實屬罕見。參見仇潤喜：《西廂與書信》，《中華文學選刊》2003年第8期。

(趙憲章：論民間書信及其對話藝術, 見：爱思想平台 2016-06-11)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2, 2024 at 2:46pm

[景色]

我的窗下，雨燕和燕子不倦地輕輕翻飛，像噴泉，像生命的火焰，將高噴的間歇與平面方向上長長的軌跡那不動的白色線條融合在一起。這種地區性的自然現象將我眼前湧現的景色與現實聯系起來。如果沒有這一令人著迷的奇跡，說不定我會認為眼前的景色只不過時每日更新的畫展。人們主觀地在我所在的這個地點舉辦這個畫展，而那些繪畫作品與這個地點並沒有必要的聯系。有一次，我覺得那就是日本木版、銅版畫展覽：在精雕細刻的月亮般滾圓的紅日旁邊，有一朵黃雲，有如一面湖。湖邊，是湖濱樹木那黑色利劍般的側影。。——忍不住對譯文進行了「修改」，把「繪畫選」改為「畫展」，把「展開這個繪畫選」改為「舉辦畫展」，把「精雕細刻出來的好似月亮一般滾圓的紅太陽」，改為「精雕細刻的月亮般滾圓的紅日」……

[景觀]

我觀望著滾滾波濤，有蔚藍色的起伏山巒，有冰川，有瀑布，其高雅、莊嚴、逍遙的景觀盡收眼底——我洗手時，一聞到「大旅館」那芬芳濃烈的香皂的特殊氣味，此情油然而生，許久以來，我第一次聞到這一特殊的香味——它仿佛既屬於現在這一時刻，又屬於往昔逗留的時光，宛如一種特殊生活的真正魅力，在現在與昔日之間飄忽，所謂特殊生活，就像人們回家不過是為了換一條領帶那麼隨便。

【特殊的愉悅】 

我們對任何傑作，起初感到失望，後來作出相反的反應，究其原因，是因為起初的感受在弱化，或者因為我們為發掘真理作出了努力。這是適用於一切重要問題——藝術現實的問題、現實的問題以及靈魂永恆的問題——的兩種假設。這兩種假設，必居其一。……譬如，我之所以認為凡德伊的音樂是比任何名著更為真實的形式出現的，我不時想，其原因就在於我們對生活的感受不是以思想的形式出現的。我們是靠文學轉譯，即精神轉譯才使人們對我們的生活感受產生意識，分析闡釋的。但是文學轉譯還不能像音樂那樣，對生活的感受進行重新組織，音樂似乎就是跟隨我們變化、再現我們內心感受的最高音符，是賦予我們特殊陶醉的聲音；有時候我們就處在這種特殊陶醉之中。當我們說「天氣多好！陽光多麼明媚！」時，這種陶醉，身旁的人是絕對無法共享的。同一個太陽，同一種天氣，在人們的心頭激起的震顫是完全不同的。凡德伊的音樂中就有這樣一些景象，它們是完全無以言傳的，我們也無法凝視靜觀。我們在入睡的時候會受到這些奇妙景觀的撫摸，但就在這個時刻，理智已經拋棄了我們，我們的眼睛已經閉上，還未及認識這不可言喻和不可視見的東西，我們已經進入了睡鄉。我覺得，當我沉浸於藝術就是真實的這一假設時，音樂所能提供的，不僅是晴朗之日或鴉片之夜所能激發的那種純粹的神經愉悅，而是一種更加真實、更加豐富的陶醉。我的感覺至少如此。一件雕塑、一段樂曲，它們之所以能激起高尚、純潔、真實的感情，不可能沒有任何精神現實為依據，否則生活就是毫無意義的。因此，任何東西都比不上凡德伊一個漂亮的樂句，都比不上它那樣，能充分表現我生活終身時而感到的那種特殊愉悅，也就是我面對馬丹維爾鐘樓，面對巴爾貝克路邊樹木，或者簡單地說，本書開卷談到的品茶時所感到的那種特殊愉悅。……這是世人不知的、五彩繽紛的歡慶，是他「聽到」世界之後，把世界拋出體外的方式。任何音樂家都未向我們展示過這一獨特世界，其特性鮮為人知。我對阿爾貝蒂娜說，最能證實真正天才的，正是這一世界的特性，而根本不是作品本身。 

——馬丹維爾鐘樓，巴爾貝克路邊樹木，還有一次——在聖盧上到馬車之前的遐想。寥寥幾次，讓「我」沉浸在一種特殊的感受之中，萌發了藝術創作的衝動。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ly 29, 2024 at 9:27am

[景物]

不一會兒，我被光禿禿的的怪石所包圍，透過嶙峋石林的空隙可見大海，怪石和大海一起在我眼前浮動，仿佛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殘山剩水：我認出了埃爾斯蒂爾為兩幅妙不可言的水彩畫取景的原始山水風光，一幅名為《詩人遇繆斯》，另一幅為《少年遇人馬》，我在蓋爾忙特公爵夫人那里看過這兩幅畫。回憶畫中的景象，眼前景物油然生情渾然入畫，我是如此超凡脫俗，以至於，倘若我像埃爾斯蒂爾所畫的史前時代的少年那樣，在我雲游之際，遇見了一位神話人物，那我也不會大驚小怪。

[陌生人的出現] 

在貢布雷，一個不為人知的人簡直跟神話中的神仙一樣不可思議。事實上，過去每當聖靈街或者中心廣場駭人聽聞地出現這類人物，總會有人進行細致的調查，結果沒有一次不把這類神奇人物最終納入「熟人」之列。

［丁香樹］

丁香樹像一群年輕的伊斯蘭仙女，在這座法國式花園里維護著波斯式精致園林的純淨而明麗的格局，同她們相比，希臘神話里的山林仙女們都不免顯得俗氣。我真想過去摟住她們柔軟的腰肢，把她們的綴滿星星般花朵的芳香的頭頂捧到我的唇邊。

[舊家具] 

我看到老鴇需要家具，我想對她表示友好，便從萊奧妮姨母留給我的家具中挑了幾件——特別是一張長沙發——送給她。原先⋯⋯它們只能堆在庫房里。然而我在妓院又見到它們，我看見那些女人在使用它們，於是，昔日充溢在貢布雷的那間姨母臥室的種種魔力再次顯現，但卻在磨難之中，因為我迫使它們手無寸鐵地承受殘酷的接觸！我的痛苦甚於聽任一位死去的女人遭人蹂躪。我不再去那位鴇母那里，我感到家具有生命，它們在哀求我，就像波斯神話故事一樣：神話里的物品表面上沒有生命，但內部卻隱藏著倍受折磨、祈求解脫的靈魂。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ly 21, 2024 at 1:47pm

[分界綫]

希爾貝特仿佛是神話傳奇動物或是裝扮的神話人物。她那橙黃色的皮膚來自父親，大自然當初在創造她時，似乎只需考慮如何一片一片地重現斯萬夫人，而全部材料均來自斯萬先生的皮膚。⋯⋯坐在斯萬夫人旁邊的是她的新品種，就好比在紫丁香花旁邊的是白丁香花。但是不能認為在這兩種相似性之間有一條絕對清晰的分界線。

有時，當希爾貝特微笑時，我們看見她那張酷似母親的面孔上有著酷似父親的橢圓形雙頰，老天爺似乎有意把它們放在一起，以考察這種混合的效果。⋯⋯希爾貝特的目光中有父親的和善坦率的眼神⋯⋯可是，如果你對希爾貝特提問題，問她幹了什麼事，那麼，你就會在這同一雙眼睛中感到窘迫、猶豫、躲閃，而那正是昔日奧黛特的眼神。⋯⋯就這樣，我看見斯萬夫人和夫人的兩種天性在這位梅呂西娜（半蛇半女）的身體上波動、回湧、此起彼落。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ly 16, 2024 at 2:44pm

社媒上熱搜·官媒低調處理——特朗普遇刺在中國的反應

特朗普遇刺的消息在中國公眾中引起極大關注，其當選概率增加成為社交媒體談論的焦點。而全國性官媒《人民日報》只簡短報道特朗普遭遇槍擊，習近平向他表達慰問，國家重點網站中國網發表"特朗普遇刺是美國政治暴力的縮影"一文，稱該事件無疑會加劇美國內部的撕裂。

美聯社駐華盛頓首席攝影師埃文·武奇（Evan Vucci）在特朗普遇刺後拍攝的這張照片在網絡上被瘋傳。圖像來源: Evan Vucci/AP Photo/picture alliance

（德國之聲中文網）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遇刺後，他面帶鮮血，振臂高呼的照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登上熱搜。

振臂一呼的競選經典照片

"槍聲一响，選票拉滿"--知名專欄作家李月亮在微信公眾號文章中談到美聯社記者拍攝的特朗普遇刺後面帶血跡、揮舞拳頭，以美國國旗為背景的照片所帶來的公眾效應。文章說："這張照片，今天登上了全世界媒體的頭條。美國媒體更是高頻使用，並賦予了它極高的意義：面對暴力的不屈，美國精神的偉大，等等。當然，它最直接的意義還是直接拔高了特朗普的形象，讓他的魅力值大大加分。"圍繞這張照片，《中國日報》雙語新聞還以"' 特朗普遇刺照'瘋傳，攝影記者火了"為題，專門介紹拍攝這張照片的記者和拍攝過程。

社媒關注特朗普支持率大漲

特朗普遇刺對美國大選的影響也是人們最為關注的焦點之一。專欄作家李月亮在文章中寫道，"一般來說，這種暗殺行為，會引發選民的巨大同情和支持。偏偏特朗普這次表現又非常好。不但當時反應機敏，立刻蹲下，之後還把流著鮮血的頭伸出來，振臂高呼。展現了領袖的堅韌和不屈，而這也是民眾心中的領袖，在緊急時刻應有的樣子。美國人特別吃這一套......今天的最新民調就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大漲到了69%。拜登只有可憐的16%，快被特朗普甩沒影兒了。遭槍擊的是特朗普，倒下的是拜登。"

不僅是自媒體，中國的官方網絡媒體也紛紛報道襲擊事件發生後特朗普贏得2024總統選舉的概率從60%大幅上升至70%的消息。這一數字來源於加密貨幣預測市場平台 Polymarket發布的一項預測，即特朗普遇刺後的勝選概率達到 71%，遠遠領先於他的民主黨對手拜登（18%）。不過，《每日經濟新聞》等中國全國公開發行的財經類日報采訪的中國學者則淡化該事件對美國大選的影響。

官媒：特朗普可能得同情分與美國政治暴力的縮影

《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國際關系學院美國問題專家孫冰岩在接受該報記者采訪時說，"短期內，特朗普可能會獲得一些同情分。長期來看，這次事件的影響不大。"他說，"現在美國總統大選的兩極分化很明顯，任何事件都不會輕易動搖兩方選民的態度。對於中間選民來說，這個事件可能被視為民主黨的極端分子所為，但這不會對民主黨的選情有太大影響。"不過，孫冰岩也指出，"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特朗普遇刺後，馬斯克出來支持特朗普。接下來，特朗普團隊可能會去聯系更多之前猶豫不決的共和黨人，現在特朗普受到同情，也得到全國性的支持，在這樣一個良好的氛圍中，宣布（為其）背書.這可能會幫助特朗普鞏固共和黨內部的溫和派支持，甚至贏得一些獨立選民的支持。尤其是像華爾街的這幫金主。"

三聯生活周刊7月14日發表的"特朗普遇刺：通往勝選的一槍？"一文中寫道，"根據美國民調網站"真實政治"（RealClearPolitics）的數據，截至2024年7月，特朗普的支持率略微領先，平均為44.4%，而拜登的支持率為41.6%。另一些民調顯示兩者之間的差距更小 。"文章援引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者孫成昊說，但此次事件後，共和黨內對具體問題的爭論會被政治暴力的陰影掩蓋，"短期內大家都會團結在特朗普周圍，更多地去譴責這起事件，而不是討論政治上的分歧。"文章末尾寫道，孫成昊認為，刺殺事件背後社會心理因素是美國選民在生活中"獲得感的喪失"："盡管沒有徹底地不好，但人們不滿的是'一代不如一代'，是新一代人沒有像老一代一樣享受美國作為世界大國的紅利的焦慮與疲憊。許多人將矛頭指向外來移民與非白人少數族裔，反映的核心問題仍是經濟問題。"經濟社會議題疊加在一起，都讓一部分人對體制一點一點失去信心，"因為選來選去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該文也援引居住在美國加州的政治法律學者張軍表示，特朗普遇刺事件對民主黨既是危機也是"機遇"，關鍵在於民主黨是否會正確認識到自身的危機、"痛定思痛"從而撤換總統候選人。文章還以黑體字強調張軍對本刊分析稱，特朗普遇刺未遂事件也是過去10年中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的集中爆發，"左右兩翼在墮胎、種族、移民、環境等問題上，變得沒有任何共識，也不存在交流的空間。"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領導的國家重點新聞網站中國網7月15日發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郭金月撰寫的"特朗普遇刺是美國政治暴力的縮影"一文，稱"距離大選投票不足4個月上演的這場戲劇化事件，折射出美國政治斗爭暴力化、白熱化的現實，或將對特朗普重返白宮產生助推作用。"文章說，在遇刺現場，特朗普在美國國旗的映襯和特勤局特工的護衛下揮舞拳頭的舉動，再次強化了其長期樹立的"強悍""不屈"形象，等於就地取材地完成了一次效果拉滿的宣傳造勢。該事件有利於特朗普鞏固與其基本盤的關系，並爭取更多支持。文章還指出，事件發生後，特斯拉公司創始人馬斯克、對沖基金領域的億萬富翁奧科曼（Bill　Ackman）宣布支持特朗普，"該事件無疑會加劇美國內部的撕裂，為2024年大選增添新的不確定性。" （摘自：徳國之聲）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ly 16, 2024 at 2:42pm

特朗普遭未遂刺殺·中國網絡零售商迅速推出周邊紀念品

美國前總統、共和黨人特朗普13日傍晚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市舉行的競選集會遭「未遂刺殺」。中國電商的反應幾乎與拜登總統對特朗普戲劇性的槍擊事件的反應一樣迅速。當地時間周六傍晚6點15分左右，特朗普在競選集會上險些遭遇暗殺。

拜登對槍擊事件的首次公開評論是在晚8點左右，而此時中國制造商已經開始生產印有特朗普揮舞著拳頭蔑視刺殺企圖形象的T恤衫。第一批T恤衫於當晚8點40分在中國流行的電子商務平台淘寶上開售，而此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還沒有就這起「未遂刺殺」事件作出反應。《南華早報》報道指出，這就是中國速度。

25歲的淘寶賣家李金偉（音譯）在中國的周日早餐時間就在網上上架了她的T恤衫。李金偉說：「我們一看到槍擊案的新聞就把T恤衫放到了淘寶網上，盡管我們還沒有印好，但在三個小時內，我們就看到了來自中國和美國的2000多份訂單」。

李的工廠位於河北省北部，她只需下載圖片並按下印花鍵，就能制作出新產品，工廠平均只需一分鐘就能完成一件T恤。她介紹稱：「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我們只做了特朗普的紀念品，因為他贏得大選的可能性比較大，而且他在中國網民中很受歡迎」。

來自廣東的新飛數碼印花生產公司聯合創始人姚艾倫（音譯）表示，美國市場對「選舉和集會主題」定制T恤衫的需求相當強勁。今年早些時候，姚艾倫在美國加州開設了一家全自動工廠，日產量約為3000件T恤，預計到下個月將增至8000件。

姚艾倫說：「這些T恤從越南進口，儲存在美國的倉庫裡，生產速度非常快」。他補充說，一台數碼印花機可以在一小時內印制27平方米，即大約8件與選舉有關的T恤衫，這些T恤衫可以立即在加州上架銷售。他談到：「需求如此旺盛，我們根本無法生產足夠的產品」。姚的公司計劃明年在美國東海岸開設一家新工廠，將日產量提高到3萬件。

專注於美國市場的中國跨境電子商務平台DHgate的數據顯示，自1月份以來，與大選相關的紀念品交易量每月增長40%以上，其中3月份的月增長率超過110%。上海媒體《一財》5月援引DHgate的數據報導稱，第一季度美國大選紀念品的總交易額比去年同期增長了90%以上。

對其他制造商來說，特朗普在11月的大選中獲勝的前景不僅僅是T恤衫和紀念品——中國出口商因擔心關稅進一步提高而開始提前發貨。以美元計價的6月份出口同比增長8.6%，而同期的生產者價格指數和新出口訂單則出現下滑。

中國家居用品出口商肖山姆說，他在美國得州的公司已要求中國總部立即訂貨發貨，以便在年底前填滿倉庫。他指出：「許多出口商都在討論是否有必要在大選前發貨，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連帶變化，比如可能的關稅上調和運輸成本飆升」。

幫助中國企業進行全球投資的北京供應鏈專家高振東說，出口增幅不會很大，因為中國供應鏈在過去六七年中已經進行了調整，而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關稅政策。但特朗普獲勝會影響供應鏈。

高振東分析說：「大多數出口商認為，這一突發事件大大增加了特朗普獲勝的可能性。如果特朗普獲勝，『新三樣』產品（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鐵和鋁產品的關稅將大幅提高。此外，這也意味著越南和墨西哥的相關供應鏈可能受到負面影響，因為特朗普一直批評越南和墨西哥是中國生產的『再出口天堂』。」

高振東補充道，不過，中國進口量不太可能進一步下降。他稱，「近年來，中美貿易額大幅下降並趨於穩定。進一步減少中國進口的空間有限，因為美國政府進一步減少中國進口的任何嘗試都將受到美國通脹壓力的制約」。

（本圖文摘自：RFi平台，作者：弗林; 註：美聯社於傍晚6點31分發布了揮舞拳頭的特朗普的標志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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