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陳明發博士:福職~~在地實現天職,就是幸福。這種幸福,不僅僅是找到一份工作,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將天賦、志業與社會需要結合,活出生命的價值。我稱之為「福職」——既是安身立命之職,也是造福社群之職。它超越了一般技職教育對技能與就業的追求,更強調文化傳承、社會責任與地方創生。當一個人的專業成為地方的需要,當個人的成就化為社群的福祉,職業便昇華為天職,教育也因此成為培養幸福人生的文化工程。
Vocation: voicing the well-being of Life by Dr. Tan Beng Huat~~To fulfill one's calling where one belongs is true happiness. This kind of happiness is more than simply finding a job; it is about integrating one's talents, vocation, and the needs of society within one's own community, thereby living a life of meaning and purpose. I call this "Blessed Vocation"—a vocation that not only provides a livelihood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It goes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goal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focus primarily 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by emphasizing cultural heritag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local revitalization. When a person's expertise becomes what the community needs, and individual achievement is transformed into collective well-being, an occupation is elevated into a calling, and education becomes a cultural endeavor dedicated to cultivating a fulfilling and meaningful life.
Centering Well-being Education in Rural Schools Around Bamboo
Sabah bamboo weaving model proves rural income success, artisan urges wider support
BAMBOO: Sabah bamboo industry has huge potential
George Matib:Large-scale bamboo planting is what Sabah needs
陳楨·福職:舞狮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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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深時詩學~~後人類哲學「超物件」(Hyperobjects)理論在當代生態思想與文化理論的交界處,英國哲學家暨文學理論家蒂姆·莫頓(Timothy Morton,1968)所提出的「超物件」理論,無疑是近年最具衝擊力的概念之一。自其著作《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出版以來,「超物件」已成為討論氣候變遷、生態危機與人類世文化想像的重要關鍵詞。Morton試圖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的感知框架,指出在當代世界中,有某些規模巨大、時間尺度極長、分佈極廣、難以被完整把握的存在物,正主導著我們的現實處境——例如全球暖化、核輻射、塑膠污染等。這些存在既非傳統意義上的「物」,卻又真實地滲透於日常生活之中,它們就是所謂的「超物件」。
所謂超物件,並不是單純指「很大的東西」。莫頓強調其五個特徵:黏滯性(viscosity)、非局部性(nonlocality)、時間波動(temporal undulation)、相位性(phasing)與跨尺度性(interobjectivity)。以氣候變遷為例,我們無法在某一瞬間、某一地點「看見」全球暖化本身,但它卻透過極端氣候、海平面上升、物種滅絕等現象顯影。它像一種黏稠的物質,緊緊附著在我們的行為與制度之上;同時又超越人類感官的尺度,在百年乃至千年的時間長河中運作。正是在這種「既在場又不可全然把握」的張力中,人類原本以自身為中心的世界觀開始崩解。
從文化評論的角度看,「超物件」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敘事與再現的可能。傳統文學與影像藝術往往依賴清晰的主體、事件與場景,但面對氣候變遷這樣的超物件,敘事變得破碎、延宕且充滿焦慮。這也說明為何近年所謂「氣候小說」(cli-fi)大量出現,卻常以末世寓言、碎片化敘事或多重視角來處理環境議題。當「世界終結」不再是未來的災難,而是正在發生的常態,我們的審美結構也隨之改變。莫頓甚至指出,我們早已生活在「世界終結之後」——所謂的終結,並非地球爆炸,而是那種將自然視為背景、人類作為舞台中心的現代世界觀的崩潰。
這種思想與「人類世」論述形成深刻呼應。人類世強調人類活動已成為改變地球系統的地質力量,而超物件則提供一種哲學語言,說明這種力量如何反過來塑造並壓迫人類自身。當塑膠微粒存在於海洋、空氣乃至人體之中時,人與環境的界線被徹底打破。莫頓藉由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主張,人類並非萬物的中心,而只是眾多物之中的一員。這種觀點挑戰啟蒙以來的理性主體,也動搖了資本主義建立於「可掌控自然」之上的進步神話。
然而,超物件理論亦引發批評。部分學者認為,莫頓過度強調形上學層面的震撼,卻較少觸及具體政治經濟結構。例如氣候變遷固然具有超物件的特性,但其成因與責任分配並非均質,而與全球資本主義、殖民歷史與階級差異密切相關。若僅將其視為籠罩一切的巨大存在,可能模糊了權力與不平等的問題。此外,莫頓帶有某種宿命式的語調,似乎暗示我們只能在「與超物件共存」的陰影下調整感知,而非積極改造制度。這種姿態在政治實踐層面是否足夠,仍值得商榷。
即便如此,超物件理論仍為當代文化提供一種嶄新的感知訓練。它提醒我們,焦慮與無力感並非個人心理問題,而是對超尺度存在的合理回應。當新聞不斷報導冰川消融與森林大火,人們產生的「末日疲勞」其實正是超物件黏滯性的體現。文化創作者若能正視這種結構性情緒,或許能開發出新的藝術語彙,使觀眾不再只是旁觀災難,而是意識到自身早已身處其中。
更重要的是,Morton提出一種「黑暗生態學」(Dark Ecology)的態度:不再幻想回到純淨自然,而是在承認污染與糾纏的前提下,尋找新的倫理關係。這種倫理並非基於浪漫化的和諧,而是承認共存的怪異與不安。從文化層面看,它鼓勵我們接受世界的複雜與模糊,而非追求單一的救贖敘事。
總而言之,「超物件」不僅是一個哲學術語,更是一種重新校準感知與想像力的工具。它迫使我們面對一個沒有明確邊界、沒有清晰主體的世界,並在其中重新定位人類的位置。在全球暖化與生態崩解日益加劇的今日,莫頓的理論或許無法直接提供政策方案,但它改變了我們理解問題的方式。當文化開始承認自己已被超物件包圍,我們也許才真正踏入一種後人類中心的思想場域——在那裡,人類不再是主宰,而是與無數不可見的存在共同編織現實的一個節點。
[愛墾研創]哲學是否需要一個職稱?——從企業「哲學長」的流行談蘋果Apple的反例
近十餘年來,隨著科技公司與全球資本逐步觸及倫理、意義與人類未來等問題,「哲學」開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到企業現場。部分公司設立「哲學長(Chief Philosophy Officer)」或聘請「駐點哲學家(Philosopher-in-Residence)」,希望透過哲學訓練來補足技術理性與市場邏輯的盲區。乍看之下,這似乎像徵一種文明進展:企業終於承認,自己不只是生產機器,也是一種價值裝置。
然而,在這股風潮中,蘋果公司卻顯得格外突兀。這家長期塑造全球生活方式與審美標準的公司,從未設立哲學長,也幾乎不公開談論「哲學」;但若從其產品、制度與決策方式來看,它反而可能是最徹底實踐哲學的企業之一。
這個矛盾,正是理解當代企業文化的一把鑰匙。
一、哲學為何會被「職位化」?
哲學進入企業,往往不是因為企業突然愛上思辨,而是因為原有結構已無法消化自身造成的後果。當演算法影響民主、平台塑造注意力、資本決定工作意義時,企業開始意識到:這些問題既非工程問題,也非行銷問題,而是價值判斷本身。
於是,哲學被引入,卻往往以顧問、倫理官、哲學長的形式存在。這些角色的共同特徵是:他們負責提問,但不承擔最終決策責任。哲學在此被視為一種「輔助性反思工具」,用來修補組織裂縫,而非形塑組織核心。
從這個角度看,哲學長的出現,某種程度上反而像徵著哲學已被邊緣化。
二、蘋果的異常:哲學不在邊緣,而在中心
Apple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幾乎完全拒絕這種「哲學外包」模式。在 Apple 的文化中,哲學不被視為一個可以獨立設置的功能,而是一種必須與權力綁定的實踐。
在賈伯斯(Steve Jobs)時代尤其如此。設計團隊並不只是執行美學任務,而是在回答一系列高度哲學化的問題:技術是否應該讓人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好的工具,應該賦權於人,還是替人思考?複雜性究竟是誠實,還是失職?
這些問題沒有數據答案,也無法透過用戶投票解決。它們需要被「裁決」,而不是被「協商」。蘋果將這種裁決權集中於極少數人手中,讓他們同時承擔審美、技術與價值的責任。這不是現代企業的常態,卻是一種極其古典的哲學姿態。
三、不說哲學,卻處處是哲學
耐人尋味的是,蘋果內部確實存在大量哲學訓練背景的人,但他們幾乎從不以哲學家的身分出現。他們是使用者體驗架構師、人機介面設計師、隱私與倫理負責人,或產品願景的守門人。
特別是在隱私議題上,Apple的立場展現出清晰的規範性判斷:個體不應被完全數據化,技術不應以「可行」自動等同於「正當」。這並非市場必然,而是一種價值選擇。哲學在此不是反思工具,而是產品立場。
四、一個反直覺的判斷
從這個意義上說,蘋果之所以不需要哲學長,正是因為它仍然是一家讓哲學直接參與決策的公司。哲學不是在會議室裡提供意見,而是在產品中留下不可逆的痕跡。
也因此,一個或許令人不安的判斷是:當一家像Apple這樣的公司開始需要「哲學長」時,往往意味著哲學已經從核心退出,只能以顧問形式存在。那不是哲學的勝利,而是它的制度性退場。
哲學是否需要一個職稱,答案或許是否定的。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企業是否聘請哲學家,而在於:誰擁有價值裁決權?誰必須為那些無法被證明、卻必須被選擇的判斷負責?
在這個層面上,蘋果提供了一個罕見而危險的範例——危險,因為它高度依賴少數人的判斷;罕見,因為它仍願意讓哲學承擔風險。
或許,真正的哲學從來不是一個頭銜,而是一種無法轉嫁的責任。
[愛墾研創·嫣然]藝術與天生創造力研究:將多維藝術創作緣起與人類天生創造能力聯系起來的學說,涵蓋了哲學、心理學、人類學和神經科學等多個領域。這些學說不僅探討了人類為何會創造藝術,還試圖揭示創造力作為人類基本能力的來源和本質。
1.原始心靈與創造力的萌芽
維柯的「詩性智慧」理論
維柯認為原始人通過「詩性智慧」直觀地理解世界,這種智慧將感性經驗與想像力結合,通過神話、寓言和象征表達對世界的初步認識。這表明藝術和創造力是一種原始心靈的自然表達,是人類對未知的回應方式。
赫爾德的感性哲學
赫爾德(J.G. Herder)提出,感性是人類思想的基礎,語言、藝術和文化的產生都與感性能力密切相關。他認為創造性表達(包括藝術)起源於人類對感知世界的內在衝動。
2.生物進化論與創造能力
達爾文的藝術進化論
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中指出,藝術可能源於性選擇和展示進化優勢的需求。例如,音樂或繪畫能力可能用於吸引配偶,藝術成為一種展現生物健康和智慧的手段。
「擴展表型」理論(Richard Dawkins)
理查德·道金斯認為,人類的創造活動可以被視為一種「擴展表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即通過外部環境展示基因的影響力。洞穴壁畫或雕刻可能是人類在環境中留下的文化「表型」,它展示了創造能力作為進化優勢的體現。
3.心理學與創造力
弗洛伊德的心理動力學
弗洛伊德認為,藝術創作是一種無意識衝動的升華,是對壓抑欲望的間接滿足。原始藝術可能是對恐懼或欲望的表達,通過創造性活動來實現心理平衡。
榮格的集體無意識
榮格認為藝術是「集體無意識」的投射,洞穴壁畫和原始雕塑等創作反映了人類共有的原型(archetypes),比如對自然力量、生命起源和死亡的思考。
葛澤爾的認知創造性理論
創造性被視為一種認知能力,結合了發散思維(產生新想法)和收斂思維(篩選最佳解決方案)。藝術創作是人類利用認知能力處理復雜問題的表現。
4.神經科學與藝術腦科學
「雙腦分工」理論(Roger Wolcott Sperry)
羅傑·斯佩里的研究表明,大腦左右半球在創造力中發揮不同作用:左腦負責邏輯和分析,右腦負責直覺和藝術。藝術創作可能是左右腦協作的結果,體現了大腦的適應性。
「鏡像神經元」理論
鏡像神經元系統支持人類的模仿能力和同理心,這可能是藝術創作的基礎。例如,通過模仿自然或他人行為,人類能夠創造新的藝術形式。
神經可塑性與創造力
神經科學研究表明,大腦具有高度可塑性,人類可以通過經驗和學習增強創造力。原始藝術可能是早期人類大腦可塑性的一個直接結果。
5.人類學與文化解釋
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
馬林諾夫斯基認為,藝術和創造活動滿足了人類的基本需求,如安全、歸屬感和意義感。藝術創作不僅是表達情感的方式,也是解決實際問題的手段。
萊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
萊維-斯特勞斯指出,藝術與創造活動反映了人類對世界進行分類和理解的本能。原始藝術中的符號和圖案是對自然界秩序的模仿與重組。
文化生態學(Julian Steward)
Cultural Ecology理論強調,藝術與文化創作是人類適應環境的一部分。洞穴壁畫可能與人類試圖理解和控制自然的努力有關,顯示了創造能力作為適應工具的功能。
6.游戲理論與創造力
席勒的「游戲衝動」
席勒認為,人類的游戲衝動是一切藝術創作的基礎,它結合了感性與理性,使人類能夠自由地探索和創造。
赫伊津哈的「游戲人」理論(Homo Ludens)
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認為,游戲是人類文化的核心,藝術活動起源於游戲的本能。這種本能推動了人類在非實用性情境中的創造活動。
7.超越性與存在哲學
海德格爾的「詩意棲居」:海德格爾認為,藝術是人類與存在(Being)的對話。原始藝術是人類試圖在世界中安置自己的方式,體現了人類對意義的追求。
德勒茲的「生成」哲學
德勒茲認為,藝術是一種「生成」(becoming)的過程,是人類不斷突破邊界、創造新的形式的表現。原始藝術中的創新體現了這一生成性的核心。
8.綜合與跨學科觀點
斯坦福的「創造性系統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創造力是環境、社會文化和個體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原始藝術可能是這種系統性創造力的早期表現,涉及技術、資源和社會需求的綜合。
進化認知科學(Evolutionary Cognitive Science)
該領域研究表明,藝術創作是人類高級認知能力(如抽象思維、情感共鳴和未來規劃)的體現。這些能力通過進化積累,成為藝術創作的基礎。
從上述學說中可以看出,藝術創作的多維緣起與人類天生創造能力之間有深刻的關聯。無論是作為情感表達的工具、環境適應的手段,還是認知能力的延伸,藝術活動都展示了人類內在創造力的豐富性。這種創造力不僅是個體性的,更是文化、社會和環境互動的結果。
[愛墾研創·嫣然]光,作為一種自在物
在艾米莉·狄金森的詩〈春天有一種光〉中,這裏的「光」作為一種自在物,如何積聚了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四重整體」(The Fourfold)?
在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詩作《春天有一種光》(A Light exists in Spring,編號 J812)中,那道「光」並非物理意義上的照明,而是一個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意義上的「事域」(Event/Ereignis)。它作為一種「自在物」(Thing),成功地將大地、天空、諸神、凡人這「四重整體」(The Fourfold / Das Geviert)積聚在一個轉瞬即逝的時刻中。
以下是這道「光」如何積聚四重整體的具體分析:
1.天空(Sky):節律與敞開
在海德格爾的哲學中,天空代表日月的運行、季節的更迭和氣象的變幻。
詩中的體現:這道光「存在於春天」(exists in Spring),它不是恆常不變的,而是隨著星曆與季節的律動而出現。
積聚方式:光作為天空的使者,將「春季」這一宏大的宇宙節律拉近到讀者的視野中。它定義了天空的「敞开狀態」,讓原本無形的時間(季節)變得可以被看見。
2.大地(Earth):顯露與承載
大地是那種「退縮、自我鎖閉」但在受光時會顯現自身的存在。
詩中的體現:光「影響著草坪」(It affecteth the Lawn),並停駐在「最遙遠的山坡」(the furthest Slope)和「孤獨的山巒」(the solitary Hill)。
積聚方式:光並不改變大地,而是「揭示」了大地。在光的照耀下,草坪和山坡不再是靜止的物質,而是展現出了一種生機與輪廓。大地在這裡作為承載這道光的「容器」被喚醒,與天空形成了對話。
3.諸神(Divinities):神聖的暗示與「聖餐」
海德格爾的「諸神」並非宗教實體,而是指存在中那種令人敬畏、神聖且無法被科學窮盡的「神性」維度。
詩中的體現:狄金森直接將這道光形容為一種「聖餐」(Sacrament)。她提到「科學無法追趕它」(Science cannot overtake It),顯示了它超越理性的特質。
積聚方式:這道光在世俗的世界中切開了一個「神聖的間隙」。它像是一個神性的暗示,短暫地降臨在自然物之上,使觀者感受到一種超越日常生活的、近乎宗教的莊嚴感。
4.凡人(Mortals):見證、棲居與喪失感
凡人是那些意識到自己終將死亡、並能在詩意中棲居的存在。
詩中的體現:詩末提到的「我們」(our Content)以及那種「喪失的性質」(Quality of loss)。當光消失時,它留下了一種「更令人心碎」的空虛。
積聚方式:凡人的存在是通過「感受」這道光來定義的。正是因為凡人具備感知「美」與「消逝」的能力,這道光才得以作為一個「意義」存在。光消逝後的「悲傷」,證明了凡人與這道光(以及整個四重整體)曾有過深度的聯結。
總結:作為「鏡像遊戲」的光
海德格爾認為,這四者在一種「鏡像遊戲」(Mirror-play)中相互依存。在狄金森的詩裡:
這道「光」就是那個「中心點」:它讓天空(季節)降臨在大地(草坪)上,在凡人(觀者)面前揭示了神聖(聖餐)的瞬間。
當這道光撤退時,這四重整體的和諧便瓦解了。這也就是為什麼詩的結尾如此哀傷——因為當「光」這個媒介消失時,凡人被孤立了,大地變回了沉默的泥土,而神聖性也隨之隱匿。這道光,正是海德格爾所說的「林中路」上的閃光(Lichtung),它照亮了存在,卻又在轉瞬之間重歸神祕。
從這裏,我們可以開始探討詩中「科學無法追趕」這一點,與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批判之間的關聯。
洞穴繪畫作為史前「藝術與宗教文本」的文明史解釋
洞穴繪畫是舊石器時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分布於歐亞、非洲與澳洲等地,如法國拉斯科洞穴、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穴、印尼蘇拉威西洞穴等。長期以來,洞穴畫被視為人類藝術起源的象徵。然而,現代人類學與符號學研究逐漸指出,洞穴畫不僅是審美表達,更是一種早期「文本系統」,具有宗教、社會與認知功能。從文明史角度看,洞穴畫可被理解為史前人類的「藝術文本」與「宗教文本」。
一、洞穴畫作為藝術文本:人類審美與象徵能力的誕生
洞穴繪畫首先體現了人類審美與象徵思維的出現。洞穴畫中常見的動物形象,如野牛、馬、鹿、猛獁象等,具有高度寫實性,顯示史前人類已具備精細的觀察能力與再現技巧。這些作品在構圖、動態表現、色彩使用方面,已呈現出成熟的藝術意識。
然而,洞穴畫的「藝術性」不應僅理解為裝飾或消遣。藝術文本的核心在於「符號化表達」,洞穴畫正是人類首次將世界轉化為視覺符號的宏大嘗試。透過圖像,人類開始建立「世界的二次表徵」,將自然、動物與自身經驗轉化為可被觀看與傳遞的符號體系。
這種表徵革命具有認知史意義。洞穴畫意味著人類不再僅生活於即時感官經驗,而能以符號形式保存、回憶與重構世界。藝術因此成為一種認知科技,是人類心智外化的重要步驟。
二、洞穴畫作為宗教文本:儀式、巫術與超自然信仰
洞穴畫的深層意義更體現在其宗教與巫術功能。許多洞穴畫位於幽深洞穴內部,並非日常居住區域,顯示其具有特殊儀式用途。考古學家發現,洞穴畫常與祭祀遺物、火把痕跡、聲學回響效果相結合,表明洞穴空間本身具有神聖性。
早期學者提出「狩獵巫術理論」,認為洞穴畫是狩獵儀式的一部分,透過描繪動物並對其施加象徵性控制,以祈求成功狩獵。近代人類學則更強調洞穴畫與薩滿教信仰的關聯。洞穴被視為通往靈界的通道,圖像可能是薩滿在恍惚狀態中所見幻象的記錄。
因此,洞穴畫不僅是圖像,而是一種宗教文本,用以溝通人類與超自然世界。這些圖像在社會中具有象徵權威,並構成集體信仰與儀式秩序的重要媒介。
三、洞穴畫作為敘事文本:史前社會的記憶技術
洞穴畫亦可被視為史前敘事的載體。某些洞穴畫呈現動物群集、狩獵場景或抽象符號組合,顯示其可能承載故事、神話或族群記憶。
在沒有文字的時代,圖像是保存集體經驗的重要媒介。洞穴畫因此構成史前社會的「外部記憶庫」,使族群得以跨世代傳遞知識與神話。從媒介理論角度看,洞穴畫是人類最早的「文化儲存裝置」,其功能類似於後世的文字文獻與宗教經典。
四、洞穴畫與符號文明的起源
洞穴畫的關鍵意義在於其符號性。圖像並非單純再現自然,而是經過文化編碼的符號。不同洞穴群體具有不同風格與符號系統,顯示圖像已嵌入社會規範與文化傳統之中。
這種符號化能力是文字誕生的前提。從洞穴畫到圖騰、刻符、文字,構成一條符號文明的演化路徑。洞穴畫因此不僅是藝術史的起點,更是人類符號文化的起源階段。
五、洞穴畫的權力與治理功能
洞穴畫亦可從政治哲學角度理解。洞穴畫往往由特定群體(如巫師、長者)掌控,其解釋權具有權威性。圖像與儀式的掌控,意味著對知識與信仰的掌控,從而形成早期權力結構。
在此意義上,洞穴畫是早期「治理技術」的一部分。它透過象徵與儀式塑造群體秩序,規範狩獵、禁忌與社會角色。洞穴畫不只是藝術,而是政治與宗教治理的媒介。
六、洞穴畫與人類存在論的轉變
洞穴畫的出現,標誌著人類存在方式的重大轉變。人類開始反思自身與自然、動物與超自然之間的關係。圖像將世界對象化,使人類能以距離感觀看與理解自身處境。
哲學家卡西爾指出,人類是「符號的動物」,洞穴畫正是符號人類的早期表現。透過洞穴畫,人類首次將存在轉化為符號宇宙,開啟文化與文明的可能性。
七、洞穴畫作為史前「經典文本」的隱喻
若以文明史長時段視角看,洞穴畫可被視為史前人類的「經典文本」。它具有三個文本特徵:
第一,具有可解讀的符號內容;
第二,具有跨世代傳承的文化功能;
第三,具有規範信仰與行為的權威性。
在這個意義上,洞穴畫相當於後世宗教經典、史書與藝術文獻的原型。它既是審美表達,也是世界觀與價值體系的象徵性載體。
結論
洞穴繪畫遠不僅是史前藝術的起點,而是人類文明符號革命的核心事件。作為藝術文本,它標誌著審美與象徵能力的誕生;作為宗教文本,它構成史前信仰與儀式秩序的媒介;作為敘事文本,它是集體記憶與文化傳承的工具;作為權力文本,它是早期治理與社會秩序的象徵技術。
因此,洞穴畫可以被理解為史前文明的「原初文本」,是人類從自然存在轉向文化存在的關鍵媒介。它不僅揭示了藝術的起源,更揭示了宗教、政治與符號文明的共同起源。從這個角度看,洞穴畫不是文明的裝飾,而是文明本身的起點之一。
管理學中的「詩性智慧」取徑
在管理學裡,傳統研究方法偏重理性主義:數據分析、因果模型、效率最大化。但組織運作其實充滿「象徵」與「隱喻」,這些正是維柯的「詩性智慧」所能揭示的層面:
組織神話:公司創辦人的故事、成功傳說,像是現代版的神話,塑造員工認同。
隱喻語言:例如「我們是一個家庭」、「市場是一場戰爭」,這些語言建構了管理實踐的思維框架。
儀式與象徵:會議流程、獎勵典禮、年度口號等,都是現代組織的「詩性」表現。
方法框架(管理學應用版)
借鑒前面整理的步驟,可以調整成管理學的應用流程:
界定對象
組織故事、使命宣言、領導者演講、員工儀式。
回到詩性起源
分析這些文本或行為如何透過隱喻和象徵創造意義。
解讀隱喻與象徵
例如:把「領導者」比作「舵手」、「戰士」或「父母」,反映不同的管理風格與權力模式。
重建歷史脈絡
研究企業文化如何隨著不同發展階段(創業 → 擴張 → 成熟 → 轉型)而演變。
應用 verum factum 原則
強調「組織文化是人造的」。研究者應追溯它的創造過程,而不是當成自然存在的「客觀事實」。
跨學科詮釋
結合管理學、符號學、人類學的方法,理解文化生成。
反思與應用
問:組織如何藉由「詩性智慧」凝聚員工、對外塑造形象?
又如何避免「神話化」導致僵化或操控?
管理學案例示範
以 蘋果公司(Apple) 為例:
神話起源:史蒂夫·喬布斯被塑造成「英雄/先知」,他的演講與故事就是一種組織神話。
隱喻語言:蘋果經常使用「改變世界」、「與眾不同」的語言,建立文化象徵。
儀式化行為:產品發表會宛如「宗教儀式」,凝聚內部員工與外部消費者的信念。
這正是維柯所謂的詩性智慧:用象徵、隱喻、神話建構組織文化與認同。
管理學相關文獻(可與維柯對話)
Morgan, G. (2006). Images of Organization. Sage. (經典隱喻方法,和詩性智慧高度契合)
Hatch, M. J. (1997). Organization Theory: Modern, Symbolic,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vesson, M., & Spicer, A. (2012). Metaphors We Lead By: Understanding Leadership in the Real World. Routledge.
Boje, D. M. (1991). The Storytelling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Story Performance in an Office-Supply Fir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1), 106–126.
維柯的「詩性智慧」在管理學中,可以轉化為一種 象徵—詮釋方法論,用於研究組織文化、領導神話、隱喻語言與儀式性實踐。它能補足數理與理性分析的不足,幫助我們理解組織的「人文面」與「意義生成」。
白川靜的這種視野對於局限於文獻訓詁圈子的傳統思路無疑具有啟發意義。當代旅居海外的一些華裔學者也都嘗試從宗教、民俗等角度重新解說「興」的本義。曾任教於加州大學的陳世驤教授針對甲骨文「興」字中殘留的原始表象(编註:下二圖),把這個概念解釋為「初民合群舉物旋游時所發出的聲音」。
他說,商承祚《殷契佚存考釋》和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對興字的解說可以互相發明和補充,作為探索《詩經》之詩作由來的有效途徑。「商氏指出,群眾舉物發聲,但我們以為這不僅因為所舉之物沉重。郭氏強調的「旋轉」現象,教我們設想到群眾不僅平舉一物,尚能旋游,此即舞踴。舉物旋游者所發之聲表示他們的歡快情緒,實則合力勞作者最不乏邪許之聲。陳氏為旁證這一推測,舉出西方學者對歐洲歌謠起源研究中類似的語源學分析。如察恩伯爵士(Sir Edmund K. Chambers)以為,「歌謠」(carol)在西方字源中有兩種含義可以互相補充。在希臘拉丁語源裡chorus有「圓舞」之義;corrolla一詞則表示小冠冕、小花環之類的東西,舞者環繞這冠冕花環而跳動,且其形狀也暗示這種環旋的舞踴。(見:葉舒憲·詩可以興:孔子詩學的人類學闡釋)
陳明發:“興札記”
興觀羣怨:陳明發在現代文創情動的需要下,將其分成两組概念:一、“興觀”將察見啟動起来;二“羣怨”將察見契合、傳播出去。
駱頴佳: 情感政治的革命構想
駱頴佳讀出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於80年代寫在Pleasure: A Political Issue的一段話,句句鏗鏘:「快感政治既要針對本土問題作出回應,但也需要一種帶來社會轉化的,革命性的烏托邦想像,才能真正推動具有進步意義的快感政治。要不然,這種快感政治不會走得很遠,也總會困在本土或個別小圈子的關注之內,僅屬圍爐取暖的頹廢舉動,永遠不能帶來真正的解放。」猶如羅蘭巴特的狂喜論,詹明信肯定快感具有革命潛力,是因為相信快感能夠動搖主體的身體。
駱頴佳提到兩種以情感作為革命力量的想像。其一是意大利哲學家內格里(Antonio Negri)的「諸眾」(multitude)論述。內格里認為馬克思說的階級分野已經涵蓋不了現時的社會狀況:社會剝削的再不限於物質性的勞動力,還有更多知性的、情感性的勞動力。所以他提出「諸眾」作為一種聯結不同勞動力與勞動者的概念。到底今日還可以如何聚集群眾進行社會革命?內格里指出我們要訴諸一種情感力量,回到一種斯賓諾沙說的「愛的生機力」。皆因人們遺忘了,愛是一個公共政治的概念,是一種為他者負上責任的情感;愛不應演變成僅存於保守家庭的私有化觀念。駱頴佳補充說,猶太基督教的傳統反而會視愛為一種凝聚群眾的力量。
他在陳錦輝主編的《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文集中也論述道,無論是巴迪歐(Alain Badiou)抑或齊澤克(Slavoj Žižek),都在聖保羅身上看到一種革命力量。而內格里以「愛的生機力」作為基礎號召的,是一種擺脫國家主權、在憲制以外所實踐的基進民主。
而假如讀者還嫌談情說愛過於陳腔濫調,駱頴佳會推薦你看巴特勒(Judith Butler)談哀慟。巴特勒認為面對「脆危性」(precariousness),或一個不斷營造不安感的苦難世界,我們需要將這些情感轉化成一種公共性的哀慟。她在近作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便談到哀悼集會的倫理。這裡處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真正與社會的弱勢群體,甚至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裸命(bare life)同在?對於巴特勒而言,公開的哀悼不只是儀式,也是一種倫理性的身體操演(performative act),能夠產生出一種生命政治的倫理力量。她說,真正值得活的生命,是可以哀慟的生命(grievable life)。透過生命的痛苦,我們或可以連結成改變社會的生命能量。(来源:致寧報導~情感·快感·革命構想——駱頴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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