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學:“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4)

詩能窮人,亦能達人。世率謂詩人多窮,一偏之論也。陳後山序《王平甫集》,雖言窮中有達,止就平甫一身言之。予請推廣而論。世第見郊寒島瘦,卒困厄以死,指為詩人多窮之證。夫以詩窮者固多矣,以詩達者亦不少也。[26]

 胡次焱還舉出許多例子,說明有“以詩擢科第者”、“以詩轉官職者”、“以詩蒙寵賚者”,而且“詩可完眷屬”、“詩可以蠲忿”、“詩可以行患難”。胡次焱以實證的方式用大量的歷史事實(其中不乏小說家言) 來證明“世謂‘詩能窮人’,豈公論哉?”從胡次焱所舉例證來看,詩不僅能使人在現實社會中尊貴與顯達,而且還具有消災解困之功用,所以胡次焱“詩能達人”之說帶有世俗社會強烈的功用色彩。

 宋代以後,理論家們開始追溯歷史,以事實證明詩人不必皆窮,亦有達者。姚鼐雲:“夫詩之源必溯於風雅,方周盛時,詩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豈愁苦而窮者哉?”[27] 徐世昌《讀梅宛陵詩集書後》:“人謂詩以窮而工,我謂工詩而後窮。自古詩人多富貴,《雅》《頌》作者何雍容。”[28]他們都指出早期中國詩史,《雅》《頌》的作者多為達者。此外,也有人指出,唐代以來的詩人,也多有命運不薄、福壽雙全者。清程晉芳《申拂珊副憲七十壽序》:“人鹹言詩人少達而多窮,又或謂嘔心肝,擢胃腎,非益算延年術也,是特就一二人言之耳,烏足概其全哉? 由唐以來,詩大家香山、放翁,官未嘗不達,而年近耇耆,廬陵、臨川,皆至宰輔。近人朱竹垞、查他山輩,官雖不高,壽皆至七、八十歲。蓋天欲厚其傳,非使之長年則撰著不富。”[29] 他們指出,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詩人窮苦,只是極個別現象而已。他們所說的“達”,又是指福、祿、壽齊全式的世俗社會幸福生活。

 清代嚴首升針對“窮而後工”之說,引諸史實,特別指出“達”更有利於創作:

 自古詩人,若陳拾遺、孟襄陽等輩,皆相望於窮,或遂以為詩能窮人,或以為窮而後工,皆不然之論也。王文穆、楊徽之皆以一字、數聯立致要路,詩何嘗不能達人? 摩詰佳處什九在開元以後,蘇明允既遊京師,落筆敏於山中時,又安在不達而後工哉? 夫抱心者身也,身實有苦樂,而心安得不有艱易? 先民有言,惟福生慧,窮尚工矣,何況達乎? 予因以是細數古今詞賦之事,自人主為之,鮮不加於民問數等,其次則諸王宗室與幕府賓客,倡和園林,亦必有群中鶴立之美,往往然也。陳隋之主無道已,文皇、明皇獨步三唐。若乃淮南、陳思、昭明、謫仙、長吉諸君子,一時作者,鹹遜為弗如,此曷故哉? 大約本支百世,氤氳已久,且其色聲香味,既與人殊,宜其心之所思,亦莫得同也。[30]

 嚴首升說的“達”則不僅指有高貴的社會地位,還指具有能為藝術審美活動提供充分條件的物質生活基礎。他既認為“詩何嘗不能達人”,又進一步明確提出詩人“達而後工”之說,似乎有故作翻案,譎詭怪誕之嫌。古人認為,“居移氣,養移體” (《孟子•盡心上》) 。社會地位高者,可以廣泛交流,轉益多師,視野開闊,居高臨下,故“達”者亦可“工”也,正如“窮”而未必皆“工”。社會地位高貴的“達”者也是可以有憂患的,也可能產生理想與現實矛盾的苦悶,“達”者亦有“窮”時。事實上,有些好詩確是“達”者才能寫出來的,像劉邦《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31] 像曹操《短歌行》:“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32] 退一步講,這種詩就算“窮”者能寫出來,也是矯情而不實的。“窮而後工”之“窮”應該是特指那些具有突出的藝術才華,有理想,有抱負而遭遇挫折者。許多處於社會底層的“窮”者卻可能是平庸的,或“窮”不思變的。就詩人而言,古代有大量三家村之詩人,困於生計,限於交際,獨學無友,孤陋寡聞,雖窮之甚,而詩多不工。嚴首升所論,或有偏頗。然而,他認為詩人由於“窮”,受到物質條件與主觀條件的限制,其交際和閱歷、眼界和胸襟都可能受到影響。此說從創作心理的角度,強調詩人的社會地位、物質基礎與創作的關系,強調詩人良好的環境與心境對於創作的正面影響,力破傳統“詩窮而後工”之說的某種思維定勢,不為無見。

 明清時期,出現與“詩能窮人”、“詩能達人”密切相關又有所引申的另一對命題,即“文章九命”與“更定文章九命”。“文章九命”是明代王世貞提出來的。“薄命”的內涵頗為含混,古人泛指窮愁不達之類的生活際遇。王世貞則把“薄命”的內涵明確細化,並以“文章九命”進行分門別類。

 古人雲:“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秘,則真宰默讎; 擅人群之譽,則眾心未厭。故呻佔椎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傅爰書之竹。矛刃起於兔鋒,羅網布於雁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為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曩與同人戲為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吾於丙寅歲,以瘡瘍在床褥者逾半歲,幾殆。殷都秀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33]

 王世貞“九命”一詞,或為一時興到之言,或為換骨脫胎之語。周代的官爵分為九個等級,稱“九命”。王世貞可能仿古代官制而“戲為”調侃之詞,亦諧亦莊。所謂文章“九命”,是指文章給人帶來的各種厄運。這裏的“文章”,所指甚廣,但也包括了詩歌。王世貞分析“詩能窮人”的兩大原因:一是從審美來看,詩中表現窮苦之言比表現富貴之言更有價值; 二是從詩的社會效應來看,詩歌揭露了造化的秘密,引發上天的暗恨; 詩人的聲譽又挑起眾人的妒忌。王世貞力圖從文學與社會學的角度,從內部與外部揭示“詩能窮人”之秘密,雖略有誇張,然頗有道理。

 王世貞“文章九命”之說一出,即成為當時文人熱議的話題。胡震亨《唐音癸簽》卷28 :“王弇州嘗為‘文章九命’之說,備載古今文人窮者,今摘唐詩人,稍加訂定錄後。”[34] 他又列舉唐詩人為例,加以補充。胡應麟《詩藪》雲:“若陶嬰、紫玉、班婕妤、曹大家、王明君、蔡文姬、蘇若蘭、劉令嫻、上宮昭容、薛濤、李冶、花蕊夫人、易安居士,古今女子能文,無出此十數輩,率皆寥落不偶,或夭折當年,或沈淪晚歲,或伉儷參商,或名檢玷闕,信造物於才,無所不忌也。王長公作《文章九命》,每讀《卮言》,輒為掩卷太息,於戲! 寧獨丈夫然哉?”[35]胡應麟從歷代女詩人之厄運的角度補充“文章九命”之說:不獨男子如此,女子也是如此,可見此說具有普遍性。明沈長卿雲:“王元美戲為《文章九命》,傷才士數奇也……予謂‘十命’當分‘天刑’、‘人禍’兩則。綺語誣誑者,遭陰殛之報,天刑之; 憤世怨懟者,羅陽網之報,人禍之。然平坦之腸,必無警句。光塵之品,寧有奇文? 即欲抑其才以自韜而不能,此數奇之由也。若曰:享名太過,銷折其福,依然忌者之口也。更有說焉,文入於妙,不必更作他業,即此已為世所深恨。猶入宮之女,豈嘗詈諸嬪嬙,而反唇側目者趾相接也。”[36] 此則是對王世貞“文章九命”之補充,以之分為“天刑”、“人禍”兩種,謂文人之“數奇”,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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