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斯頓無法明確地記得：自己的國家有什麽時候不在打仗。不過他小時候應該曾經有過一段和平期吧！在他最早的記憶裏，留下了一個印象：一次突如其來的空襲，周遭的人都覺得很驚訝。顯然那是戰爭的開場。從那時起，戰爭真的就從來不曾中斷過，盡管嚴格說來，那不是同一場戰爭。小時候，連倫敦都有過一場混亂的街道巷戰，讓他記憶深刻。然而想要把戰爭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什麽時間跟什麽國家打仗，卻完全不可能。沒有文字記錄、沒有口語記錄，提及除了當前狀態外，從前的事。在1984年這個當下，大洋國跟歐亞國打仗，跟東亞國聯盟。……溫斯頓清楚記得：才四年前，大洋國是跟東亞國打仗、跟歐亞國聯盟。然而這只是他腦中剛巧沒有完全被控制的一小塊片段記憶。官方說法裏從來不存在任何改變。大洋國正在跟歐亞國打仗，所以大洋國就總是跟歐亞國打仗。當前的敵人總是代表絕對的邪惡，因而無論過去或未來，跟那個國家和解是絕對不可能的。”

這是喬治·奧威爾名著《一九八四》中的一段鮮活描述，關於國家控制最核心最根本的做法——控制記憶。

《一九八四》是奧威爾在1948年寫的未來小說。在那個時間點上，奧威爾察覺到：對世界秩序乃至於人類文明構成最大威脅的，不是剛剛結束、奪走了成千上萬的生命、毀壞了眾多城市的大戰爭，而是方興未艾、正要全面發展的蘇聯式極權主義。所以他運用想象力，刻畫了一個未來世界，如果蘇聯的極權主義得以發展完成，人類社會可能變成的模樣。

《一九八四》當然是一部優秀的反對極權主義的代表作。首先，我們應該體會、佩服奧威爾的洞見。在那個戰爭經驗尚未遠離的年代，他沒有活在戰爭好不容易結束的安心和輕松中，卻能夠敏銳地察覺：有比戰爭更可怕的東西正在醞釀，或者應該說，如果極權主義繼續發展下去，那麽未來人類將墜入不斷戰爭的悲慘深淵裏。

其次，奧威爾看清楚了極權主義最可怕的地方不在其意識形態，而在其統治手段。極權統治手段中最可怕的，不是暴力威嚇，而是對於真理的掌控與扭曲。在對於真理的掌控與扭曲中，最可怕的又是對於記憶的改造。

不讓人擁有記憶，否定記憶的有效性、否認個人記憶的權利，是扭曲真理最極端的做法。如果一個人連自己曾經經歷什麽，有過怎樣的過去，都必須聽從、接受政黨給予的標準答案，那他又怎麽可能堅持自己看到了什麽、聽到了什麽？更不必說要在抽象、不可見不可聽的知識上挑戰政黨的權威了。

用這種方式分析蘇聯極權主義，《一九八四》也就成了不只是批判蘇聯的作品。事實上，類似的手段也的確被用來灌輸其他“真理”。《一九八四》裏昭示的一個重點，值得我們多年後持續提醒註意。那就是對抗極權、避免社會往集體極權淪落的根本力量，在於記憶，尤其是個人記憶的不可侵犯性。

人生來並未被賦予完美的記憶能力，記憶會有疏漏，也常因時間而有扭曲變形。國家就是利用人類記憶的這種本質匱乏，強勢介入取消個人記憶的有效性，進而強勢灌輸“正確”記憶，取代個人“有瑕疵”的記憶。

要防止這種侵犯，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承認個人記憶不完整、不完美的情況下，依然保證個人記憶不受侵犯的基本權利。是的，人有記錯事實的權利，但人有不接受“正確”記憶的權利。如果在這上面退讓，允許某種更高權威強制改變記憶，極權必然於焉形成。雖然每個人的記憶都不完美、不完整，不過在一個社會裏，不同的記憶會彼此抵消錯誤，並產生互相補足缺漏的效果。所有不完美、不完整加在一起，總會浮現出一條基本事實骨幹來的。

所以，與個人記憶權相應配套的，是一個開放的社會。要建立讓人們可以集合記憶、自由交換記憶，進而比對記憶、發掘錯誤的機制。

圖書館，或任何聚集時效性資料的機構，都是這套機制中重要的一環。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政府檔案的搜集。然而要發揮幫忙提供“記憶對證”，這些數據必須要有充分的開放性。人們能夠、而且養成習慣，經常尋求這些固定不變的資料來協助、檢驗個人記憶，修掉不符、錯誤的部分。

另外媒體也是動態記憶平衡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表面上媒體報道當下、現實發生的事，然而在一個健全民主社會裏，媒體擔負著更深層的責任——那就是提供對照了解新聞現實的背景記憶。

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可以個別、孤立地認知現實事件，但是要將不同事件串接看出其變化與意義，卻有賴於有效叫喚出記憶與紀錄，才有辦法做到。這就是媒體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倫理。

有記錄、有不斷挖掘紀錄來解釋其變化與意義的專業，才能提供個人記憶更大的空間與保障。每個人保存自己的記憶，而記憶中的缺失與錯誤，可以經常和動態檢驗過的公共記憶對照修正，於是個人記憶也就不至於錯誤、離譜到哪裏去了。

記憶是公民權利的一部分，一個社會的公民擁有多大的自我記憶權利，也就決定了他們共組的社會，能夠給予成員多少、多寬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