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超越還是制衡:在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之間

這兩年,在整個世界上,從美國到歐洲,似乎都在呈現出一種民粹主義復興的趨勢。

對此,對民粹主義有一些清晰或模糊印象的人,大多內心裏都有一種疑問:這是怎麽回事?我們知道,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民粹主義是個貶義詞啊,世界上究竟出了什麽事情,使得人們不得不把這一帶有貶義的解決方案又重新找了回來?這是一種無奈嗎?

大家知道,民粹主義源遠流長,大體說,它對應的是精英主義。民粹主義重返舞臺,肯定是精英主義出了問題。

出了什麽問題?從這一波民粹主義廣泛抨擊的建制派一詞中,就可以找到大體的答案。

建制派,在英文中是The Establishment。這個詞,在美國被用,在歐洲的一些國家也在用。從直接的意思來說,有點我們漢語中的當權派的意思,即掌握著權力的上層政治人士。稍微引申一點,可以看作是既得利益集團的近義詞。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也可以將其看作是上層精英。用班農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大政府、大科技和大金融的合謀。

我們知道,特朗普雖然屬於共和黨,但他在大選前後,都刻意強調他與共和黨建制派的區別,並與之拉開距離。在歐洲,也有不少政治家將建制派作為其抨擊的對象。

在我們過去多少年的觀念中,美國最基本的政治分野是共和黨和民主黨。但這一次的美國大選,一個新詞,將兩黨的那些當權派歸到了一類:建制派。這是過去人們沒有見過的一幅政治版圖。

對此,不少人感覺到別扭,覺得費勁,因為這與我們腦子裏原來有的框架和坐標不一樣。但其實恰恰是建制派這個詞,表明了現在西方國家政治營壘的最基本特征。

最簡單地說,建制派是什麽?在許多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的心目中,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於是人們要求變革,要求結束建制派精英的統治,於是他們把票投給看慣了的建制派精英之外的陌生人。

在《為繽紛的世界變局捋一條線索》和《資本抽離與社會斷裂》兩文中,我曾經指出,觸發所有這些變化的一個基本背景,就是冷戰後的全球化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的政治藩籬被清除,半球化開始變成真正的全球化。這個變得越來越名副其實的全球化過程,涉及三個最基本的層面:資本、勞動和人口(或居民)。

率先釋放出的是資本這個全球化的先鋒要素。資本的流動性最強,全球化使得資本開始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征。這意味著,對於資本而言,國界在淡化,資本無國界在從理念變成現實。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也許在一定意義上還要加上技術,構成了新的全球化精英群體。這裏需要加上一句的是,我們可以把新自由主義理解為體現這一趨勢的意識形態。

而勞動力和人口意義上的流動則呈現出一種更為復雜的特征。在資本的流動之下,勞動力和人口的流動性加大,是毫無疑義的。但總體上說,其流動性水平低於資本也是必然的。而且,不僅是流動性水平的問題,其流動的方向也不完全一致。資本是逐利的,最強烈的沖動是在制度大體合適的條件下尋找廉價勞動力。而勞動力和人口的流動則要考慮諸多的因素:工資和福利水平、舉家遷徙的成本、生活的舒適與適應,等等等等。

於是人們看到一種什麽樣的圖景呢?在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隨著資本從本國社會結構的抽離,原有的社會結構在開始坍塌。在資本抽身而去的情況下,本地的勞工和下層處於一種更無奈的悲憤中。與此同時,勞動力與人口雙重意義上的移民,也在跨越國界,尋找更適合的安身之所。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當前西方民粹主義政治的兩大主題:就業和反移民。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政治中的許多事情:左翼民粹主義與右翼民粹主義的異同、反全球化動力的來源,甚至可以更好理解兼具左右翼民粹主義色彩的特朗普的當選(盡管在傳統的意義上人們把特朗普看作是右翼民粹主義)。

話題還是回到民粹主義本身。

到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自民粹主義的對精英主義的這些指控,自有其理由。正是這些理由,賦予民粹主義以新的力量。但從體制的角度說,其中的張力和困境並沒有解決。

從道義的角度來說,多數人統治或做決定總比少數人統治或做決定更合適,至少是能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吧。但仔細想一下就會知道,這個想法說起來容易,實行起來卻很難。

首先,多數人統治,是一種怎樣的統治法?通過一種什麽樣的體制來實現?做決策使用的程序和機制是什麽?全民公投應當說是最能體現這個原則了,但不可能大事小情都搞全民公投啊。

第二,大家平時都有自己的事情做,不可能每個人都對國家大事事事了解,樣樣內行。如果真的每件事情都由大家來決定,這等於很多事情是由外行來決定,其決策的水平可想而知。從這個意義上說,擁有專門知識的專家做這個事情要更合適得多。

還有一點,如果普通民眾大家都整天關心國家大事,琢磨國家大事,日子還過不過啊,這還會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

怎麽解決這個問題?於是就有了代議制和共和制的安排。但代議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意味著在把決策權交給精英的同時,如何對其進行制約,以使其決策不至於偏離民眾的意誌。

多少年來,應當說民主體制的運轉還算是大體正常的。但這些年的現實告訴人們,問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或者說,在過去的時代,那些問題大體還能應對,但現在看,在全球化的時代,事情越來越復雜,原來的那些機制已經越來越難以應付。

結果,就出現了精英與民眾關系的失衡,就出現了民粹主義的卷土重來。

說到民粹主義的卷土重來,需要註意到民粹主義本身的變化和新的特征。這種新的變化和特征,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中產民粹的興起。民粹主義的傳統社會基礎是底層民眾。無論是俄國的民粹主義,還是拉美的民粹主義,抑或是美國在某些特殊情境下出現的民粹主義,都是如此。但這一次不一樣,投特朗普票的人,勒龐的支持者,英國脫歐的支持者,意大利五星運動成員,相當一部分都不是傳統意義的底層,而是中產階層。

他們大多是這些國家的主流族裔,甚至曾經是這些社會的中堅,他們在過去的黃金時代有過安逸的生活,他們對那個時代有一種深深的懷戀,而現在則處於困頓和焦慮之中。因而,在他們的身上有一種明顯的保守主義的特點。

這與傳統的底層民粹是不一樣的。

第二,民粹中左翼與右翼的消長。有人說,民粹主義的興起打破了傳統的左與右的界限,但其實民粹主義本身也有左與右的區分。在這次的美國大選中,特朗普大體被定義為右翼民粹主義,桑德斯被定義為左翼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的左右翼,對應著前面所說的社會力量的消長。民粹主義的右翼,與陷入困頓的中產階層有著密切的關系,而民粹主義的左翼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社會的底層。前者的議題集中在公正、就業和機會,後者的主題集中在平等、福利和保障。這從茶黨和占領運動的不同主張中,從特朗普和桑德斯支持者的不同取向中,就可以看得出來。當然,他們針對的都是上層精英,或者說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團。

需要注意的是,在非發達國家,民粹主義左右翼力量的對比會有明顯不同。而這種不同也許會意味深長。

第三,右翼民粹主義的政策取向。從歷史上看,民粹主義的致命軟肋之一是,其主張體現的是底層民粹自發的、散射性的要求,因而很難接近決策的層面。極端者,是一種難以付諸實施的烏托邦式的理想。最接近決策層面的是對於福利國家的要求。但由於近些年來福利國家遭遇的種種問題,其社會基礎有明顯弱化的趨勢。

而在特朗普就任之後實施的帶有右翼民粹主義色彩的政策來看,似乎表明了打通民粹主義與政策之間通道的某種可能性。如前所述,右翼民粹主義的訴求是公正、就業和機會,特朗普是通過促進資本回流,重振制造業,從而增加就業機會的途徑,來回應中產民粹的訴求;以限制移民來增加白人這些主流族裔的機會。而這都是可以在決策層面付諸實施的。

對於民粹主義傾向的執政者在執政後采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有人將其解釋為,大選中的民粹主義只是一種動員的手段。我覺得這種看法有點簡單化。我們應當思考這當中有沒有更深層的含義。

世界在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在超越我們傳統的眼界。也許我們還不能完全理解這種變化,但我們應該不斷地進行梳理。(愛思想網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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