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們一段生活的點點滴滴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北京已約一年,住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酉西會館”側屋一間既濕且黴的小小房間中,看我能看的一些小書,和另外那本包羅萬有用人事寫成的“大書”,日子過得十分艱苦,卻對未來充滿希望。可是經常來到會館看望我的一個表弟,先我兩年到北京的農業大學學生,卻擔心我獨住在會館裏,時間久了不是個辦法。特意在沙灘附近銀閘胡同一個公寓裏,為我找到一個小小房間,並介紹些朋友,用意是讓我在新環境裏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減少一點寂寞,心情會開朗些。住處原是個貯煤間。因為受“五四”影響,來京窮學生日多,掌櫃的把這個貯煤間加以改造,臨時開個窗口,縱橫釘上四根細木條,用高麗紙糊好,擱上一個小小寫字桌,裝上一扇舊門,讓我這麽一個體重不到一百磅的鄉下佬住下。我為這個僅可容膝安身處,取了一個既符合實際又略帶窮秀才酸味的名稱,“窄而黴小齋”,就泰然坦然住下來了。生活雖還近於無望無助的懸在空中,氣概倒很好,從不感到消沈氣餒。給朋友印象,且可說生氣虎虎,憨勁十足。主要原因,除了我在軍隊中照嚴格等級制度,由班長到軍長約四十級的什麽長,具體壓在我頭上心上的沈重分量已完全擺脫,且明確意識到是在真正十分自由的處理我的當前,並創造我的未來。此外還有三根堅固結實支柱共同支撐住了我,即“朋友”,“環境”和“社會風氣”。

原來一年中,我先後在農業大學、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就相熟了約三十個人。農大的多屬湖南同鄉。兩間宿舍共有十二個床位,只住下八個學生,共同自辦夥食,生活中充滿了家庭空氣。當時應考學農業的並不多,每月既有二十五元公費,學校對學生還特別優待。農場的蔬菜瓜果,秋收時,每一學生都有一份。實驗農場大白菜品種特別好,每年每人可分一二百斤,一齊埋在宿舍前砂地裏。千八百斤大卷心菜,足夠三四個月消費。新引進的臺灣種矮腳白雞,用特配飼料餵養。下蛋特別勤,園藝系學生,也可用比市場減半價錢,每月分配一定分量。我因表弟在農大讀書,早經常成為不速之客,留下住宿三五天是常有事。還記得有一次雪後天晴,和郁達夫先生、陳翔鶴、趙其文共同踏雪出平則門,一直走到羅道莊,在學校吃了一頓飯,大家都十分滿意開心。因為上桌的菜有來自苗鄉山城的鵪鶉和胡蔥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漢壽石門的風雞風魚,在北京任何飯館裏都吃不到的全上了桌子。

這八個同鄉不久畢業回轉家鄉後,正值北伐成功,因此其中六個人,都成了縣農會主席,過了一陣不易設想充滿希望的興奮熱鬧日子,“馬日事變”倏然而來,便在軍閥屠刀下一同犧牲了。

第二部分朋友是老燕京大學的學生。當時校址還在盔甲廠,由認識董景天(即董秋斯)開始。董原來正當選學生會主席,照習慣,即兼任校長室的秘書。初到他學校拜訪時,就睡在他獨住小樓地板上,天上地下談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已有點招架不住,我還若無其事。到晚上又繼續談下去,一直三夜,把他幾乎拖垮,但他對我卻已感到極大興趣,十分滿意。於是由董景天介紹先後認識了張采真、司徒喬、劉廷蔚、顧千裏、韋叢蕪、於成澤、焦菊隱、劉潛初、樊海珊等人。燕大雖是個教會大學,可是學生活動也得到較大便利。當北伐軍到達武漢時,這些朋友多已在武漢工作。不久國共分裂,部分還參加了廣州暴動,犧牲了一半人。活著的陸續逃回上海租界潛伏待時。一九二八——二九年左右,在景天家中,我還有機會見到張采真、劉潛初等五六人多次,談了不少武漢前後情況,和廣州暴動失敗種種。(和斯沫特萊相識,也是在董家。)隨後不久,這些朋友就又離開了上海,各以不同災難成了“古人”。解放後,唯一還過從的,只剩下董景天一人。

我們友誼始終極好。我在工作中的點滴成就,都使他特別高興。他譯的托爾斯泰名著,每一種印出時,必把錯字一一改正後,給我一冊作為紀念。不幸在我一九七一年從湖北幹校回京時,董已因病故去二三月了。真是良友雲亡,令人心痛。

第三部分朋友,即遷居沙灘附近小公寓後不多久就相熟了許多搞文學的朋友。湖南人有劉夢葦、黎錦明、王三辛……四川人有陳煒謨、趙其文、陳翔鶴,相處既近,接觸機會也更多。幾個人且經常同在沙灘附近小飯店同座共食。就中一部分是北大正式學生,一部分和我情形相近,受了點“五四”影響,來到北京,為繼續接受文學革命熏陶,引起了一點幻想童心,有所探索有所期待而來的。當時這種年輕人在紅樓附近地區住下,比住東西二齋的正規學生大致還多數倍。

有短短時期就失望離開的,也有一住三年五載的,有的對於文學社團發生興趣,有的始終是單幹戶。共同影響到三十年代中國新文學,各有不同成就。

近人談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偉大處時,多只贊美他提倡的“學術自由”,選擇教師不拘一格,能兼容並包,具有遠見與博識。可極少註意過學術思想開放以外,同時對學校大門也全面敞開,學校聽課十分自由,影響實格外深刻而廣泛。這種學習方面的方便,以紅樓為中心,幾十個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潑文化學術空氣,不僅國內少有,即在北京別的學校也希見。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北大學術上的自由空氣,必需肯定學校大門敞開的辦法,不僅促進了北方文學的成就,更醞釀儲蓄了一種社會動力,影響到後來社會的發展。

因為當時“五四”雖成了尾聲,幾個報紙副刊,幾個此興彼起的文學新社團,和大小文學刊物,都由於學生來自全國,刊物因之分布面廣,也具有全國性。

我就是在這時節和翔鶴及另外幾個朋友相識,而且比較往來親密的。記得煒謨當時是北大英文系高材生,特別受學校幾位名教師推重,性格比較內向,興趣偏於研究翻譯,對我卻十分殷勤體貼。其文則長於辦事,後來我在《現代評論》當發報員時,其文已擔任經理會計一類職務。翔鶴住中老胡同,經濟條件似較一般朋友好些,房中好幾個書架,中外文書籍都比較多,新舊書分別擱放,清理得十分整齊。興趣偏於新舊文學的欣賞,對創作興趣卻不大。三人在人生經驗和學識上,都比我成熟得多,但對於社會這本“大書”的閱讀,可都不如我接觸面廣闊,也不如我那麽註意認真仔細。

正因為我們性情經歷上不同處,在相互補充情形下,大家不只談得來,且相處極好。我和翔鶴同另外一些朋友就活在二十年代前期,這麽一個範圍窄狹生活中,各憑自己不同機會、不同客觀條件和主觀願望,接受所能得到的一份教育,也影響到後來各自不同的發展,有些近於離奇不經的偶然性,有些又若有個規律,可以於事後貫串起來成一條線索,明白一部分卻近於必然性。

因為特別機會,一九二五——二六年間,我在香山慈幼院圖書館作了個小職員,住在香山飯店前山門新宿舍裏。住處原本是清初泥塑四大天王所占據,香山寺既改成香山飯店,學生用破除迷信為理由,把彩塑天王搗毀後,由學校改成幾間單身職員臨時宿舍。別的職員因為上下極不方便,多不樂意搬到那個宿舍去。我算是第一個搬進的活人。翔鶴從我信中知道這新住處奇特環境後,不久就充滿興趣,騎了毛驢到頤和園,換了一匹小毛驢,上香山來尋幽訪勝,成了我住處的客人,在那簡陋宿舍中,和我同過了三天不易忘卻的日子。

雙清那個懸空行宮雖還有活人住下,平時照例只兩個花匠看守。香山飯店已油漆一新,掛了營業牌子,當時除了四個白衣夥計管理燈水,還並無一個客人。半山亭近旁一系列院落,泥菩薩去掉後,到處一片空虛荒涼,白日裏也時有狐兔出沒,正和《聊齋誌異》故事情景相通。我住處門外下一段陡石階,就到了那兩株著名的大松樹旁邊。我們在那兩株“聽法松”邊暢談了三天。每談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靜寂,清冷月光從松枝間篩下細碎影子到兩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塵世的紛擾,但也不免鬼氣陰森,給我們留下個清幽絕倫的印象。所以經過半個世紀,還明明朗朗留在記憶中,不易忘卻。解放後不久,翔鶴由四川來北京工作,我們第一次相見,提及香山舊事,他還記得我曾在大松樹前,抱了一面琵琶,為他彈過“梵王宮”曲子。大約因為初學,他說,彈得可真蹩腳,聽來不成個腔調,遠不如陶潛揮“無弦琴”有意思。我只依稀記得有這麽一件樂器,至於曲調,大致還是從劉天華先生處間接學來的。這件樂器,它的來處和去蹤,可通通忘了。

翔鶴在香山那幾天,我還記得,早晚吃喝,全由我下山從慈幼院大廚房取來,只是幾個粗面冷饅頭,一碟水疙瘩鹹菜。飲水是從香山飯店借用個洋鐵壺打來的。早上洗臉,也照我平時馬虎應差習慣,若不是從“雙清”旁山溪溝裏,就那一線細流,用搪瓷茶缸慢慢舀到盆裏,就得下山約走五十級陡峻石臺階,到山半腰那個小池塘旁石龍頭口流水處,挹取活泉水對付過去。一切都簡陋草率得可笑驚人。一面是窮,我還不曾學會在飲食生活上有所安排,使生活過得象樣些。另一面是環境的清幽離奇處,早晚空氣都充滿了松樹的香味,和間或由雙清那個荷塘飄來的荷花淡香。主客間所以都並不感覺到什麽歉仄或生活上的不便,反而覺得充滿了難得的野趣,真是十分歡快。使我深一層認識到,生長於大都市的翔鶴,出於性情上的熏染,受陶淵明、嵇康作品中反映的灑脫離俗影響實已較深;和我來自鄉下,雖不歡喜城市卻並不厭惡城市,入城雖再久又永遠還象鄉巴佬的情形,心情上似同實異的差別。因此正當他羨慕我的新居環境象個“洞天福地”,我新的工作從任何方面說來也是難得的幸運時,我卻過不多久,又不聲不響,拋下了這個燕京二十八景之一的兩株八百年老松樹,且並不曾正式向頂頭上司告別,就挾了一小網籃破書,一口氣跑到靜宜園宮門口,雇了個秀眼小毛驢,下了山,和當年魯智深一樣,返回了“人間”。依舊在那個公寓小窩裏,過我那種前路茫茫窮學生生活了。生活上雖依舊毫無把握,情緒上卻自以為又得到完全自由獨立,繼續進行我第一階段的自我教育。一面閱讀我所能到手用不同文體寫成的新舊文學作品,另一面更充滿熱情和耐心,來閱讀用人事組成的那本內容無比豐富充實的“大書”了。在風雨中顛簸生長的草木,必然比在溫室蔭蔽中培育的更結實強劍對我而言,也更切合實際。個人在生活處理上,或許一生將是個永遠徹底敗北者,但在工作上的堅持和韌性,半個世紀來,還象對得起這個生命。這種堅毅持久、不以一時成敗得失而改型走樣,自然包括有每一階段一些年歲較長的友好,由於對我有較深認識、理解而產生無限同情和支持密切相關。回溯半世紀前第一階段的生活和學習,煒謨、其文和翔鶴的影響,顯明在我生長過程中,都占據一定位置。我此後工作積累點滴成就,都和這份友誼分不開。換句話說,我的工作成就裏,都浸透有幾個朋友淡而持久古典友誼素樸性情人格一部分。後來生活隨同社會發展中,經常陷於無可奈何情形下,始終能具一種希望信心和力量,倒下了又復站起,當十年浩劫及身時,在湖北雙溪,某一時血壓高達二百五十度,心目還不眩瞀失去節度,總還覺得人生百年長勤,死者完事,生者卻宜有以自勵。一息尚存,即有責任待盡!這些故人在我的印象溫習中,總使我感覺到生命裏便回復了一種力量和信心。所以翔鶴雖在十年浩劫中被折磨死去了,在我印象中,卻還依舊完全是個富有生氣的活人。

一九八○年八月十日作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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