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談談隱士文化 ——《采菊東籬下》自序

桌子上一杯烏龍茶,散播著陣陣幽香,靠在沙發上有意無意地面對電視,享受著退休之後的那份悠閑。我突然想到,退休是不是與退隱有點類似呢?遠離了名利場的是是非非,沒有了職場上的雞爭鵝斗,而且有口安穩飯吃(當然遠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能這樣,我是托居住在大城市的福了),不必為溫飽操心。有空閑時,想干點什麽就

 干點什麽,不干也沒有人催了……如果胸襟寬闊些、為人通脫些,心閑身安,晚年可以說是人生的享受。古代的隱士們所追求的不就是這些嗎?



也許正像佛教所闡釋的人生難以擺脫苦諦,為了追求內心的平和安樂,隱居也是人類社會中某些人的一個選擇,因此許多國家都有隱士的故事。記得我上小學四年級的語文課本(當時用的還是1940年代的課本)里就有一篇歐洲的關於隱士的故事。這是一篇批評隱士的文章,文章認為脫離社會的隱居是不可能的,文明社會所有人的一切都打著社會的烙印,你要生存、要生活就要仰仗他人、仰仗社會。當然這是對的,可是我覺得這有些無的放矢,因為隱士——起碼中國的隱士追求的不是百分之百地擺脫他人與社會,他只是想擺脫社會上的一些自己不能適應的紛爭,選擇自己能夠適應的生活方式。例如傳說中最早的隱士許由,他是唐堯時的能人,很有才德,帝堯曾多次向他請教國事。堯年老了之後,想把君位傳給這位諳熟國事的智者。正在放牛的許由聽到這個消息後,堅決拒絕,而且趕緊跑到潁水河邊洗耳,免得被這些世俗的話汙染。可見隱者許由雖然懂得一些治國的道理,但他不喜歡治國實踐中種種紛爭,所以他逃避從政,但並未要全部脫離社會。這是中國隱士文化的起點。

 傳說中的著名隱士們(被人們稱為“高隱”)幾乎都有拒絕高位引誘經歷,“高位”有時是高官,有時甚至是君位。隱士們為人清高,視世間的名利如糞土,非要到世外漱石枕流不可。這幾乎成了一個公式,正像現今要表彰一位有成就的“海歸”,必須要說他如何拒絕了海外高薪、如何愛國一樣。

 我覺得這不真實。其實,真正的隱士的大多數還是適應不了外部環境,從而選擇了自我疏離的人生態度。這些人是平和的,與世無爭的,為了生存他們也要默默無聞地工作,以獲取生活資料。正像魯迅所說要“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屨”(《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沒有那麽多的時間像後世走終南捷徑的假隱士那樣作秀。這些真隱士大多沒有名字流傳下來,如《論語·微子》中提到的“避世之士”長沮、桀溺悶頭種地,聲名不彰,只是偶然遇到子路,有了那段問答,才被載入《論語》,為後人所知。而且這二人也僅僅是留下了名字,其“貴姓”(雖然先秦男子不稱“姓”,但並非無“姓”)?其“氏”如何(先秦貴族男子必有“氏”)?都不知道。其他如諷刺過孔子的“楚狂接輿”、“荷蓧丈人”等,連個名字都沒有留下來,如果不是與聖人孔子有了接觸,誰知道那時的民間有此等高蹈之士。可笑的是《韓詩外傳》為了擡高隱者還創作了一個故事: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所之。

 仿佛只有統治者加以青眼之人才有價值,這又是用做官來高揚“接輿”的老套,可是這位高隱只是從孔子的車旁一過,便消失了,誰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只好以“接輿”(從車旁一過)稱呼他,而到了韓嬰手里“接輿”成了他正式的名字,為了逃避做官還要“變易姓字”,真是可笑。這是戰國以來士人的慣技,仿佛隱居世外的士人,個個才大如海,只要出仕就可以治國平天下。可惜的是隱士們都棄名利如敝屣,高臥不出,弄得大家只能仰望長嘆:“先生不出,如天下何?”然而,這只是個美麗的謊言。隱士大多是弱者,他們自知適應性較差,沒有鐵打銅熬的神經,因之對刺激性強的爭斗采取躲避的態度,不是不為,是不能也。應該說,孔子比較理解他們,認為“天下有道”(社會比較安定和諧)的話,他們也會與其他士人一樣過正常生活的。



隱士畢竟還是“士”,有一定的文化,如果沒有文化、或文化過低(所謂“低”隨著時代不同也有差異),那就是一般老百姓了。有文化就難免有文字著作流傳於世,另外,由於隱士生活及其思想意識的獨特性,生活的簡約和為人的低調也是擾攘紅塵熱浪的一副清涼劑,因此很為社會關注,成為文學藝術描寫對象,這些就構成了隱士文化。隱士文化中特有的生活與審美理念,對於士人和社會,對於文學與藝術創作有著廣泛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山水詩和文人畫中所反映的大多是隱士的眼光與情懷。恕我孤陋寡聞,在我狹仄的知識範圍內,似乎除了儒家文化圈內,還沒有聽到過另一文化圈中也有隱士文化,並對自己文化的發展有深刻影響。隱士文化展現了士人內心世界的另一面,使人感到在人的短暫一生中有許多生活方式是可以選擇的。

 傳說中的上古的隱士許由、巢父、務光之類,大約是不可靠的,那時“士人”這一階層還沒有分化出來。沒有士,哪里來的隱士呢?《易經》中專為隱者設了一卦,即“遁卦”,以隱者的吉兇為喻,占卜吉兇。《易經·蠱》的爻辭中又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來頌揚隱士。如果承認《易經》產生於周初,那麽隱士在商周之際已經是一個被人們關注的群體了。從商末周初到20世紀中葉(此時隱士階層徹底被消滅)整整三千年。

 三千年,隱士作為一個階層存在著,如按人頭說何止萬千。其中最傑出者有二人,一是莊周,一是陶淵明。有人問老子為什麽不算?他不是騎著青牛出函谷關,向流沙走去,不知所終了嗎?然而,這些帶有傳說性質,老子這個人是誰,連司馬遷都確定不了,何況我們二千多年以後的人。另外,老子的著作《道德經》中為有權者想得太多,有的地方還流露有殺機,不像是世外人之語,宛然一個強勢人物,至少他想做強者,以弱克強。這與莊子甘居弱者不同。

 莊周雖然被認為是老子的繼承者(其實老子內在精神的繼承者應該是韓非),又做過漆園吏的小官,但他對人生采取的是守勢的,不是個進攻型的人物。莊周從心底認為自己是不能適應當時社會的。他受不了“與物相刃相靡”的折磨,更怕成為“衣以文繡,食以芻叔(草與料豆)”被牽入太廟作犧牲的老牛,因此他是看破了榮華富貴背後的風險(所謂回報越高,風險越大)、安於貧困,徹底出世。他看透了人間紛爭真相,從激烈轉向平淡。《莊子》的“內七篇”說了許多打穿後壁之言,為後代做真隱士者提供了心理支撐。

 陶淵明自雲“少無適俗韻”,個性很強,連給長官打躬作揖都會引起內心的戰爭,可是他經濟負擔可能比莊周大(兒子就有五個),不得不為貧出仕。最終還是“覺今是而昨非”,賦《歸去來辭》而歸隱。此後雖然不能說再沒有“貧富長交戰”了,但他終於融合於大自然的雍容和煦之中,感到這才是自己的歸宿。陶的突出之處在於真誠,他為貧出仕,不以做官為可恥;他不能適應而歸隱,也不以隱居為清高。他沒有矯激,沒有假面,安時處順,享受人生。他雖然不適應俗世,但也不自外於人世。總之,陶淵明的真誠成為後世有操守的文人士大夫處理仕隱的樣板。陶淵明被認識是逐漸的,直到宋代他才成為文人士大夫為人處世必不可少的一面。不僅隱者追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陶淵明式的達觀;就是奔走於官場的人們也把陶氏的“歸去來”當作人生休憩的一站。

 莊、陶二人相隔六七百年,完成了核心隱士文化的創造,成為中國士大夫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1950年代以來,我們建立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數億人口,每個人都有一個定位,人人生活在“世內”,再沒有世外之人了。不僅城市不可能,農村也斷絕了所謂“隱逸”人的生存環境。

 1949年初,民主人士柳亞子應共產黨之邀北上,他與毛澤東交誼很深,又極度自信,以為毛主席將把國事托付與他,可是當他到北京後一看,發現完全不是這麽回事。牢騷滿腹,他寫詩給毛說“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分湖就在柳的老家江蘇省吳江縣黎里鎮,柳家世居於此,他想回鄉隱居了,作一個像東漢嚴子陵(與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交好)一樣的世外高人。柳亞子先生不懂得這次不是往昔的改朝換代,他想做個太平社會的逸民是完全不可能了。雖然歷朝歷代,都有一些點綴升平隱士(明初,朱洪武時例外)。

 我們試想,如果柳亞子先生回到老家,土改會不會帶上地主帽子?如果僥幸躲過此難,以後的各種運動中他將何以自處?退一萬步說一切運動都沒有事,柳先生要不要加入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參加不參加各種運動?參加不參加五十年代中葉的農村的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本來士人歸隱的目的是追求朝市爭斗之外安謐寧靜的生活,希望得到精神與身體的雙重放松。可是此時農村比城市的生活節律還緊張,對個人生活干擾的力度比城市還要大!當然,柳亞子並沒有回到吳江。毛主席的回贈詩中有句“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於是,1949年3月29日,柳亞子由六國飯店搬進頤和園益壽堂,優哉遊哉地觀魚於昆明湖畔。當然受到如此優待的柳先生還不開心,因為這與他的初衷不合。然而,在我們這些旁觀者看來,柳老先生大約是解放後唯一的可以不問世事並特許的、住在皇家園林的“隱士”了。

 隱士這個階層至此完全消失,隱士文化當然就此斷絕。其實人性是多樣的,社會應該是多元的,文化也應該是多層次的。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現在社會、文化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因此給人性帶來更多的解放。我想過去的小農社會里產生過隱士,當社會行政化之後,隱士被消滅了;現在行政正在日益退出社會,還原社會自生性、自發性,社會又像個社會了,這樣即使有了新隱士我們也不奇怪了。許多退了休的老人遨遊山水,探訪名勝,唱歌跳舞,結伴聯歡,習書作畫,怡情悅性,不再把身外事看得過重,所謂“高位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壽,高壽不如高興”,這種態度是不是深得陶淵明生活的三昧?

 我這本小書所收錄的文章都是退休之後寫的,寫自己願意寫的東西與遨遊山水、探訪名勝一樣是令人高興的事。名為“采菊東籬下”,因為我自來向慕陶淵明的心態: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我覺得老人讀此會感到心有戚戚的,雖然我不飲酒,但脫離了名韁利鎖,超然的心態自會悠然而至,不用刻意追求。當然,這種心態是有養老金為基礎的。

 傳統的隱士文化出自小農社會,工商社會里會不會還有隱士的存在?這很難說。過去大家都是窮人,幾乎沒有個人財產,干一天活,吃一天的飯;現在有了社會分層,一生吃穿不盡的人有的是,這為某些人士隱居,提供經濟基礎。聽說南方有些成功人士打造退居的園林,像模像樣地模仿起消失了近百年的文人士大夫了,不管你說他東施效顰也好,說他作秀也好,說他“土”、沒有文化也好,但確實是個新鮮事。幾十年了,沒有見過。再過幾十年,當暴發戶的二三代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真誠歸隱者出現?這有待於二三十年後做觀察分析了。隱士不是什麽祥瑞,只是一種特殊心態、又有物質基礎的人生活的選擇。

 總之,只要生活在不過度束縛人性的社會,符合人性某個側面的事物都會出現。俗話說“一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人性各如其面。工商社會與農業社會相比,競爭更為激烈、節奏更為緊張,人性更易於被格式化,這更會使一些性情癡重者難以承受。這些人如果吃穿不愁,就沒準選擇避世的生活。聽說,日本衛生部的一項調查顯示,日本的現代隱士急劇增長,且年齡越來越小。這類人不願見其他人,拒絕溝通、行為低調、沈迷網絡,對外界漠不關心,隱於常態社交空間之外,習慣愛理不理的孤僻形象。據統計人數有三百萬之多,香港也有類似的情況。目前,人們把這些當作社會病態看待。實際上,這些人也是不能適應現實生活節律,對社會、人群采取了疏離態度。看來,工商社會更容易出隱士,只是暫時還沒出隱士文化。中國傳統的隱士文化或許能給他們一些啟發哩。(愛思想網站 2015-0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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