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朗·吳興華是另一個錢鐘書

關於吳興華,我爸爸宋淇其實從未向我提起過。2005年底,我收到一位網友的電郵,他說我爸爸是吳興華的至交,問我家中是否藏有吳興華的遺稿,這時我才第一次聽見這個名字。之後我便留意有關吳興華的一切。到了2007年,李安的電影《色,戒》上映,我當時正整理張愛玲的信件,竟意外發現了六十二封吳興華寫給我爸爸的信。吳興華自小便非常聰明,因成績出眾而連續跳級,十六歲即考入燕京大學,同年在《新詩》發表《森林的沈默》,一鳴驚人。我爸爸在《林以亮詩話》中常常引用他的新詩,夏志清在《追念錢鐘書先生》一文中也引爸爸的信:“陳寅恪、錢鐘書、吳興華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後逝世,從此後繼無人,錢、吳二人如在美國,成就豈可限量?”後來讀到王世襄也這樣評論:“如果吳興華活著,他會是一個錢鐘書式的人物。”


燕園初遇



吳興華生於1921年,浙江杭州人,比我爸爸小兩歲。他父親是醫生,家中兄弟姊妹共有九人。他在北京崇德中學讀書時,認識了同校的孫道臨(學名叫“以亮”,後來成為著名的電影表演藝術家),孫道臨後來也成為了我爸爸的好友。


我爸爸跟吳興華大概在1939年認識,當時吳興華在燕京大學西語系念書,我爸爸則從上海回到燕大就讀。由於志趣相投,他們很快便成為好友,爸爸也認識了吳的室友孫道臨。吳興華在家中排行老三,故朋友也昵稱他為“吳三”。在燕大讀書時,他和我爸爸合編《燕京文學》,翻譯、發表了大量英國浪漫主義詩歌。1940至1941年,他們又向上海的《西洋文學》供稿,吳興華更相當前衛地介紹並節譯了喬伊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到了去年,這部書才有完整的中譯)。吳興華也因此認識了當時的雜志主編張芝聯。我爸爸和張芝聯早在1935年已相識,當時他們是燕大同窗,後來又一起參加“一二·九”愛國運動,一起借讀武漢大學和上海光華大學,之後我爸爸獨自回到北平,張則留在光華讀至畢業。多年後,張芝聯成為了法國史專家,也倡導了中國的人權研究。


到了1941年秋,張芝聯受我爸爸影響,又回到燕大研究院攻讀歷史。他、吳興華和我爸爸在東門外趙家胡同合租了一所四合院,我爸爸和吳興華住西廂房,張芝聯和妻子郭蕊則住北廂房,彼此切磋學問,但這種快活日子僅維持了三個月,然後便發生了珍珠港事件,改寫了這幾個人的命運。他們讀書的情況是怎樣的呢?爸爸曾自嘆跟吳興華切磋學問,像虬髯客遇上李世民,怎樣追也望塵莫及。幾年後吳興華給我爸爸寫信說,當時大家嗜詩如命,一起“玩命念英國文學恨不得要賽過英國人”。到20世紀八十年代,我爸爸寫信給張芝聯、郭蕊回憶往事,大談吳興華的才學和性情,信里內容很多都被張、郭采用到紀念吳興華的文章內,已收錄到2005年出版的《吳興華詩文集》。從爸爸的這些信中,我發現吳興華在大學時已很神。



博聞強記



我爸爸認為即使沒測過吳興華的IQ,也可肯定他是天才。先說外語能力,他不但精通英語,且法、德、意等歐洲語言皆一學就會,成績全班第一,聽說讀寫都沒有問題。後來還能閱讀拉丁文和古希臘文。他外語學得快,除了有照相機般的記性外,也跟耳朵靈敏有關。一次,有位美國教授在黑板上抄了一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他一看便立即指出某行的“ed”應是“d”,因為“ed”有輕音,那行就寫成十一個音,多了一音,一查果然,可見他對詩歌節奏是多麼敏感。據我爸爸回憶,吳興華還有一心三用的能力:他往往一邊打橋牌,一邊看書,同時和其他人談笑風生,而每一件事都能做得非常流暢,令旁人嘖嘖稱奇。他看書也是一目十行的。有次他到學校圖書館,規則是每人限借三本,他卻一口氣借了十本,當然不批準,於是他就坐在那里東翻西弄,過不了三小時,便把十本書的重點都記在腦中,然後把書歸還書庫,施施然出去打橋牌了。


當然,他最傳奇的還是記憶力。他房間里常放著幾本舊詩選集,如《唐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故意引人打賭,如果隨手翻出一首詩,你念出一句而他不能把詩題、作者和上下句說出來的,他便輸兩毛錢,否則對方便要用兩毛錢買花生請他吃。他從未輸過,後來大家知道,都不敢再賭了。一次,有位叫汪玉岑的詩人嘲笑吳興華只懂埋首故紙堆中,吳之後便對爸爸說:“如果H ello,M r W ang能舉出一位名詩人,一首名詩而我未曾看過的,我可以從此不談詩。”那“H ello,M r W ang”就是我爸爸和吳興華戲稱汪玉岑的外號。這令我想起錢鐘書和我爸爸也經常在私下里以諢號稱人,例如卞之琳便呼為“魚目詩人”,葉維廉是“花豈潔”等。1944年,吳興華寫信跟我爸爸說,不論是英、法、德、意哪一種語言,只要是好詩,別人一提起,他便能立即說出它形式上的細節、內容的好壞,否則他便回家再念十年書。

關於吳興華的博聞強記,例子當然數不勝數,我不妨再舉一事。在燕大西語系讀書時,包貴思教授(G raceBoynton)開現代詩課,用葉芝(W .B.Yeats)的《牛津現代英詩選》為課本,大考時選出十節詩,要學生猜出作者並陳述理由。這十節詩並沒有在課本內,課本選入的是葉芝的其他詩歌。吳興華不但能猜出作者,還能說出詩名和上下文,因為他全都看過,且過目不忘。他有一篇學期論文,題目是“評論現代詩選各選本之得失”,為了寫得滴水不漏,他遍讀了清華、北京國立圖書館和我爸爸所藏的各種選本,然後在論文中逐一論列,內容竟超過包貴思所知。照這類軼事來看,我爸爸認為他是另一個錢鐘書,的確不是沒有理由。


文學因緣



錢鐘書和吳興華二人有沒有交往呢?1942年,我爸爸在上海認識了錢鐘書,錢比他大九年。那時吳興華在北平淪陷區,經常跟我爸爸通信。在1942年4月8日的一封信上,吳興華第一次提及錢鐘書,他只寫了一句:“錢鐘書現在干嗎?”我沒有我爸爸給他的那封信,但可猜到他一定是去信時提及錢鐘書,所以吳才有此一問。我想,吳興華跟錢鐘書最早的交往,應該也是我爸爸做中介的。到了1943年10月22日,吳興華在信中這樣寫:“前幾天我又翻了一遍錢鐘書先生的雜感集,里面哪管多細小的題目都是援引浩博,論斷警辟,使我不勝欽佩。可惜我此時局促在北方,不能踵門求教,請你若見到他時,代我轉致傾慕之意。近來我總沒心念英文,也找不到一個有點腦筋的談談英美文學,此地大部分號稱主修英文的人,等畢業了,關於整個世界文學的知識,還趕不上我們大一的時代。”


單看這一小段文字,已可見吳興華的傲氣,對自己的學識十分自負,同時也看到中年錢鐘書在那個文化小圈子中的地位。最耐人尋味的,是信中提到“雜感集”,錢鐘書根本沒有一本書叫“雜感集”,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猜那就是《談藝錄》的初稿。《談藝錄》在1942年寫就,其後不斷修訂,直到1948年才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錢鐘書在序後附識:“書既脫稿,偶供友好借觀。”可知吳興華在1943年看的“雜感集”,大概就是流傳於朋友間的《談藝錄》手稿了,而“雜感集”也許就是《談藝錄》最初期的書題。由此已可看到,吳興華這疊書信實在很有文學史價值,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出版吧。


1985年,孫道臨來香港,我爸爸跟他聊起吳興華,說他曾和錢先生對談古詩源流,博學如錢先生亦不禁嘆服。幾年前,吳興華的妻子謝蔚英接受訪問時說:“錢鐘書先生的《談藝錄》出版,興華提了一些意見,都被錢先生接受。”


錢鐘書是否真的接受年青小輩的批評呢?友人馮晞干給我看過一本他多年前買來的盜版《談藝錄》,那是香港鴻光書店印行,完全是上海20世紀四十年代舊版的影印本。友人發現這舊版中,錢鐘書的序後多了一條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附記,只有兩行,第一句是:“此書刊行,向君覺明、吳君興華皆直諒多聞,為訂勘舛訛數處。”該是20世紀四十年代末第二次印刷時加上去的。但我翻查自20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新版,整則附記都消失了,很奇怪。我懷疑到20世紀八十年代,連錢鐘書自己也沒有這版本,所以後來的修訂版都漏了這則附記。


錢鐘書、吳興華真正見面相交,可能始於1952年。當時亞太地區和平會議在北京舉行,錢鐘書主持英譯漢的翻譯組,吳興華、張芝聯也參與了口譯和審稿工作。錢鐘書很愛才,我爸爸說他和吳興華對談古詩源流,大概就是這時。他們的關系應該很好,因為據謝蔚英回憶,吳興華在1966年去世,她與錢鐘書、楊絳夫婦為鄰,楊絳多次問她生活有否困難,還設法幫她。當時她的大女兒吳同十多歲,沒有工作,楊絳便借口要找人抄《堂吉訶德》譯稿,讓吳同幫著抄,每次也付給數倍的稿酬。翻譯家李文俊曾說過一件軼事:在干校時,一個年輕人向錢鐘書請教一個英語問題,錢先生看了一下,便說:“這種問題還來問我,你去問謝蔚英就行了。”李文俊又說,“謝蔚英在文學所圖書室管理外文書刊,錢鐘書乘借還書常去她那里閑聊打趣,博美人一粲。這也算是苦中作樂了。”為什麼李文俊說她是美人呢?吳興華在1951年寫信給爸爸時,曾提及當時還是女朋友的謝蔚英,他說她是“燕京校花”。


關於錢鐘書、吳興華的文學因緣,大概還有一件事可以講講。那是1985年,吳興華已去世了近二十年。當時我爸爸寫信給錢鐘書說:“亡友吳興華在華北淪陷時自修舊詩,昔年曾抄錄其戲作舊詩四首,根本未經人指點,亦從未向人提過,今錄上以博一粲。”其一是這樣的:“哀樂相尋劇可憐,故都喬木又風煙。銅仙去國三千歲,錦瑟留人五十弦。北里笙歌猶昨日,西台披發憶當年。蓬萊弱水今清淺,輸與麻姑一愴然。”我查過吳興華的信,這四首詩是1947年寫的,從來沒有發表,除此之外,也沒有再見過他寫的舊詩了。看過他舊詩的人應該絕少,除了爸爸,就只有張芝聯、郭蕊等幾位好友,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人,就是著名的數理邏輯學家兼電子計算器專家吳允曾。他們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相識,吳允曾也精通德文,曾寫德語情詩,也許正是這樣,兩人便非常投契。吳允曾記性極強,他很喜歡吳興華那些格律精嚴的舊詩,往往一看便能背誦。


錢鐘書對吳詩又有何評價呢?他在給我爸爸的回信中說:“與兄交近四十年,不知兄作舊詩如此工妙,自愧有眼無珠,不識才人多能,亦克善藏若虛,真人不露相,故使弟不盲於心而盲於目耳。今日作舊詩者,亦有美才,而多不在行,往往‘吃力’,‘舉止生澀’;余君英時,周君策縱之作,非無佳句,每苦無舉重若輕,‘面不紅,氣不喘’之寫意自在。尊作對仗聲律無不圓妥,而蘊藉風流,與古為新,蓋作手而兼行家矣。欣喜讚嘆,望多為之。”原來錢鐘書誤把詩作當成是爸爸的,評價雖然不錯,但是否只是客套話則很難說了。我不懂舊詩,也無從判斷。
來源:南方都市報2013年0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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