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上天和生活選定那個感受黑暗的人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和我尊敬的評委:

從某個角度說,作家是為人和人類的記憶與感受而活著。因此,記憶與感受,使我們成了熱愛寫作的人。

也因此,當我站在這兒的時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間,出現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就在那次舉世震驚的“人禍”後的一個黃昏,夕陽、秋風和我家那個在中國中部、偏窮而又寂寥的村莊,還有,因為戰爭而圍著村莊夯打起來的如城墻樣的寨墻。那時候,我只有幾歲,隨著母親去寨墻下面倒垃圾,母親拉著我的手,指著寨墻上呈著瓣狀的觀音土和散粒狀的黃土說:“孩子,你要記住,這種觀音土和榆樹皮,在人饑餓煎熬到快要死的時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種黃土和別的樹皮,人一吃就會更快的死掉。”

說完,母親回家燒飯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隨風而去的一片枯葉。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著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來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從此,我成了一個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從此,我過早的記住了一個詞匯:熬煎——它的意思是,在黑暗中承受苦難的折磨。
那時候,每每因為饑餓,我拉著母親的手討要吃的時候,只要母親說出這兩個字來:熬煎。我就會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黑暗。

那時候,中國的春節,是所有兒童的盛日,而我的父親和許多父親一樣,每每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因為春節將至,而愈發歡笑的臉龐時,也會低語出這兩個字來:熬煎。而這時,我就會悄悄地離開父親,躲到無人的荒冷和內心模糊的黑暗裏,不再為春節將至而高興。

那時候,生存與活著,不是中國人的第一要事;而革命,才是惟一國家之大事。可在革命中,革命需要我的父親、母親都舉著紅旗,到街上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會從革命中扭回頭來,無奈自語地念出這兩個字:熬煎。而我,當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眼前必就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如同白日裏黑夜的到來。

於是,我也過早地懂得了黑暗,不僅是一種顏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和承受命運的方法。之後,我當兵走了,離開了那一隅偏窮的村落,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無論生活中發生怎樣的事情,我的眼前都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後邊,用承受黑暗,來對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難的力量,來對抗人的苦難。

當然,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國,它變得富裕,並咄咄有力,因為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與零用,便像一道突來的強光,閃耀在了世界的東方。可在這道強光之下,如同光線愈強,陰影愈濃;陰影愈濃,黑暗也隨之產生並深厚一樣,有人在這光芒裏感受溫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為天然的憂郁、焦慮和不安,而感受到了光芒下的陰影、寒涼和霧纏絲繞的灰暗。

而我,是那個命定感受黑暗的人。於是,我看到了當代的中國,它蓬勃而又扭曲,發展而又變異,腐敗、荒謬,混亂、無序,每天、每天所發生的事情,都超出人類的常情與常理。人類用數千年建立起來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嚴的尺度,正在那闊大、古老的土地上,解體、崩潰和消散,一如法律的準繩,正淪為孩童遊戲中的跳繩和皮筋。今天,以一個作家的目光,去討論一個國家的現實,都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然對於那個作家言,因為這些本無好轉,卻又不斷惡化、加劇的無數無數——人們最具體的飲、食、住、行和醫、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裏蕓蕓眾生者的人心、情感、靈魂,在那個作家眼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焦慮和不安,恐懼而興奮。他們等待著什麽,又懼怕著什麽,如同一個垂危的病人,對一劑虛幻良藥的期待,既渴望良藥的盡快到來,又擔心在它到來之後,虛幻期待的最後破滅,而隨之是死亡的降臨。這樣期待的不安和恐懼,構成了一個民族前所未有的焦慮心。這顆民族的焦慮心,在那個作家那兒,成了最為光明處的陰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沒有人告訴那個作家,國家那列高速發展的經濟列車,會把人們帶到哪兒去。

也沒人告訴那個作家,直至今天,百年來從未停止過的各種各樣的革命和運動,在每個人的頭頂,醞釀的是烏雲、驚雷、還是一片可能撕開烏雲的閃電。

更是沒人能夠告訴那個作家,當金錢與權力取代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的理想之後,人心、人性、人的尊嚴,應該用怎樣的價格去兌換。

我記起了十余年前,我反覆去過的那個艾滋病村。那個村莊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卻有二百余口都是艾滋病患者;而且在當年,他們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的勞動力。他們之所以大批的感染艾滋病,是因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過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組織的去集體賣血所致。在那個村莊,死亡像日落一樣,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陽從天空永遠消失了一樣,長久而永恒。而我在那兒的經歷,每當回憶起來,每當我在現實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會成為巨大的讓我無法逃離的陰影和黑暗,把我籠罩其中,無處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余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余的作家。

但我也堅信,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寫作,或多或少,將會有它無可替代的意義。因為,在那兒——生活、命運和上天,選定了我是那個生來只會、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個看見了皇帝沒有穿衣的孩子,在陽光之下,我總是會發現大樹的影子;在歡樂頌的戲劇中,我總是站在幕布的另一邊。人們都說溫暖的時候,我感到了寒冷;人們都說光明的時候,我看到了黑暗;人們在為幸福載歌載舞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他們腳下系繩,正要把人們集體絆倒並捆束。我看到了人的靈魂中有不可思議的醜惡;看到了知識分子為了挺直脊梁和獨立思考的屈辱與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錢和歌聲中被權力掏空和瓦解。

我想到了我們村莊那個活了70歲的盲人,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他都會面對東山,望著朝日,默默自語地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日光原來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為奇異的事情是,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有幾個不同的手電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裏拿著打開的手電筒,天色愈黑,他手裏的手電筒愈長,燈光也愈發明亮。於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著,人們很遠就看見了他,就不會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們與他擦肩而過時,他還會用手電筒照著你前邊的道路,讓你順利地走出很遠、很遠。為了感念這位盲人和他手裏的燈光,在他死去之後,他的家人和我們村人,去為他致哀送禮時,都給他送了裝滿電池的各種手電筒。在他入殮下葬的棺材裏,幾乎全部都是人們送的可以發光的手電筒。

從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種寫作——它愈是黑暗,也愈為光明;愈是寒涼,也愈為溫暖。它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讓人們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寫作,就是那個在黑暗中打開手電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著黑暗,盡量讓人們看見黑暗而有目標和目的閃開和躲避。

今天,在世界文學中,作為亞洲文學主要一片生態的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相遇過如此充滿希望又充滿絕望的現實和世界;從來沒有相遇過,在如此豐富、荒謬、怪異的現實中,有如此之多的傳奇和故事——超現實的最日常;最真實的最灰暗。沒有一個歷史階段,東方的中國,能像當下這樣,在無限的光明中,同時又有著無處不在的遮蔽、陰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國,似乎是整個世界的太陽和光明,可也有著讓世界巨大的憂慮和暗影。而生活在那裏的人們,每天,每時,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無由來的膽怯和無來由的莽撞。

對歷史回眸的恐懼和遺忘,對未來的憧憬和擔憂,對現實——每天每時都驚心動魄、違背常理、不合邏輯而又存在著一般人們看不到的內真實、內邏輯、神實主義的荒誕、覆雜、無序的真實和發生,構成了今日中國最為陽光下的陰影,最為明亮處的黑暗。而作家、文學,在今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看到偉大的光明,那是一種真實;聽到悠揚的歌聲,也是一種真實;虛無、唯美,也都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中國的真實,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陽光、茂綠、花草、鳥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存在,幾十上百的優秀作家,都在這森林中感受著豐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覆雜、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國,演義著自己真實的寫作。而我,則因為是那個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黑暗感受者,也註定我看到的真實,和別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處的霧障,感受到了霧障內部的混亂、毒素和驚懼。或者說,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懼。

我知道,黑暗不僅是時間、地點和事件,而且還是水、空氣、人、人心和人們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僅僅把黑暗當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狹隘,而真正幽深、無邊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卻都說明亮而溫暖。最大的黑暗,是人們對黑暗的適應;最可怕的黑暗,是人們在黑暗中對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學在這兒就有了它的偉大。因為只有文學,在黑暗中才能發現最微弱的光、美、溫暖和誠實的愛。所以,我竭盡全力,都試圖從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種偉大的溫暖與悲憫;感受心靈饑餓的冷熱與飽暖。

因為這樣,穿過“時間、地點和事件”,我看見了今天現實中最為日常的黑暗——在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今天的人們,大都可以做到一個又一個老人倒在街上時,大家擔心訛詐而都不去攙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來也是紅的和熱點。

因為這樣,一個產婦在醫院死在手術台上,而所有的醫務人員怕承擔責任都逃之夭夭後,留下的只有人性和靈魂在現實中最微弱的喘息與尖叫。

因為這樣,在我自己家裏遭遇強拆之後,我感受到了更為日常、普遍,也更為激烈的黑暗。而我,當面對這些時,那些關於人、活著、現實和世界驅趕不散的黑暗,就會大霧一般彌漫在我的內心、生活和我寫作的筆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個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個人的方式,感知和書寫那個世界。我沒有能力推開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沒有能力從混亂、荒謬的現實和歷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總是被混亂的黑暗所包圍,也只能從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與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來。

甚至說,我就是一個黑暗的人。一個獨立而黑暗的寫作者和被光明討厭並四處驅趕的寫作的幽靈。

到這兒,我想到了《舊約》中的約伯,他在經受了無數的苦難之後,對詛咒他的妻子說:“難道我們從神的手裏得福,不也受禍嗎?”這最簡單的一句答問,說明了約伯深知他的苦難,是神對他試煉的一種選定;說明了光明與黑暗同在的一種必然。而我,不是如約伯一樣,是神選定的惟一試煉苦難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那個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邊緣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裏,感受世界,握筆寫作,並從這灰暗、黑暗裏尋找亮光、月色和溫暖,尋找愛、善和永遠跳動的心靈;並試圖透過寫作,走出黑暗,獲求光明。

我——那個把文學作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無論是作為一個人的活著,還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存在,都為自己天生註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謝我的血脈祖國,感謝它允許一個註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寫作;允許一個人,總是站在大幕的背面來感知現實、歷史和人與靈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謝卡夫卡文學獎的評委們,今年把這個素潔、純粹的文學獎授予了我。你們授予我的這個獎項,不是約伯在歷盡黑暗和苦難之後獲得的光明和財富,而是送給了那個感受了苦難而惟一逃出來報信的仆人——那個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燈光。因為這束燈光的存在,那個生來就是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為這片兒明亮,人們就能看見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開黑暗與苦難。而那位仆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報信的夜路上,人們與他擦肩而過時,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暫的路程。

(2014年卡夫卡文學獎受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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