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德:互文性、信仰及其他 ——讀大江健三郎《別了!我的書》(3)


國際上某些勢力熱衷於武器和霸權,為消滅地上的所多瑪和蛾摩拉,使“硫磺與火”從天而降(《舊約•創世記》19:24)。古義為此絕望,並像創世紀中的亞伯拉罕那樣產生疑問:世界最高的仲裁公正嗎?這也許是他與基督教保持距離的一個原因。亞伯拉罕最終向上帝的絕對權威屈服了,古義依然透過一雙淚眼獨自尋尋覓覓。他“沒有信仰”可能還另有道理。那是古義和他的創造者身上帶有中國和日本文化特色的隱衷——對某些情況下自殺行為的認可。

 大江在他早期小說《我們的時代》(1959年)就寫到過自殺問題。在《別了!我的書》里,敘述者古義依然在為是否應該自殺而煩惱。小說起首說,古義身負重傷,(15)入院治療後身體雖然慢慢復原,卻一直在思考著究竟應該“前往彼界”還是“退回此界”。前者就是指自殺,後者則指配合醫生,接受治療。自殺的原因一則是可以結束因傷而產生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二則是“自己老大無成且率性而為”(5)。最終古義決定忍受痛苦的煎熬,“退回此界”。小說序章的題目“看呀!他們回來了”取自艾略特《四個四重奏》中的最後一首“小吉丁”的第五部分:


我們與瀕死者偕亡。

看呀!他們離去了,我們也要與其同往。

我們與死者同生。

看呀!他們回來了,引領我們與其同歸。(9)


古義喜愛《四個四重奏》以及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如作品第132號),因為這些作品都有著對死亡的循環往復的思考。與艾略特截然不同的是,古義腦際時時浮上自殺的念頭(這不是艾略特作為一個基督教徒會探討的問題)和自殺者的形象。弗吉尼亞•吳爾夫曾在日記中記述,年幼時走到一個水窪邊,無法跨越過去,這時思考起自己存在的意義來。古義注意到這一細節,並說從那一刻直至投河自盡的近五十年里,吳爾夫度過她“刻苦勤勉的一生”(266)。古義的心頭還縈繞著其他自殺者的形象。

 在政治上而言,大江與三島由紀夫代表了日本戰後背道而馳的兩種思潮。晚期的三島由紀夫所追求的恰是大江願意舍生抗拒的,兩人目標雖異,追求的方式卻可能相仿。小說里特別提到,新出的三島由紀夫全集里有一封信函講到古義自殺未果。有記者死皮癩臉地向古義打聽這傳言是否屬實,古義的摯友吾良不得已出面對付記者的追問。吾良搬出了古義不會自殺的理由:“因為,他害怕在但丁的《地獄篇》第十三歌中的自殺者森林里被變成樹木!”(198)(16)這細節是古義在與繁夜間長談時回憶起來的,他們當時在討論是不是會有下意識的自殺沖動。基督教徒不主張自殺,(17)問題是古義並非教徒。

在《愁容童子》中我們讀到這樣的內容:古義寫文章悼念導演古良之死,他引用了但丁:“吾之靈魂為憤怒所驅,願以一死擺脫誹謗,將以非妥之自殺,明證吾身之清白”(311)。經筆者查核,這些文字就是《地獄》十三章的第七十至七十二行。(18)說話的人是彼埃爾•德拉•維涅(Pier delle Vigne,約1190-1249),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二世的重臣。他於1249年被控謀反,入獄後被剜目(參孫也遭此酷刑),不久飲恨自盡。但丁沒把他打入背叛者所居的地獄最底層,而將他置於自殺者的行列,大概相信他是受人讒害,有意為之申冤。按照當時的基督教神學,自殺是不赦之罪,但丁還是毫不含糊地把他扔入地獄受罰。古義用彼埃爾的語言為古良辯護,仿佛他是以小惡(自殺)求大善(清白),這種價值取向完全背離了基督教反自殺的基本原則。我國古代說到自殺,往往指忠貞節烈的人士引泱自裁,以義滅身。孟子說:“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孟子•盡心(下)》)。屈原自投汨羅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 (或非基督教)文化傳統中缺少像奧古斯丁那種對盧克萊西亞和加圖等自殺案例的批判性分析。(19)古義是這種文化的產物,與基督教嚴禁自殺的立場難以一致。如果為局勢所逼迫,已經獻出了自己身體居所的古義會再獻出他靈魂的居所嗎?這是一個不忍的問題。


寫畢於2007年9月18日(20)


注釋:

 ①大江健三郎,《別了!我的書》276。以下該小說引文頁碼在正文中用圓括號注釋標出。

 ②見大江健三郎,《愁容童子》326。大江先生常用的一枚閑章上刻著“think,write”兩個英文動詞。

 ③“神”版聖經這一句是“我們願意你顯個神跡給我們看。”

 ④《新約•馬太福音》第12章第38節至39節。耶穌到加利的迦拿,一大臣求耶穌為他兒子治病,耶穌說:“若不看見神跡奇事(‘signs and wonders’),你們總是不信”(《新約•約翰福音》4:48)。

 ⑤《別了!我的書》第57頁提到弗拉基米爾在讀俄文版的《金閣寺》。

 ⑥小說中還提到上田保、健谷幸信合譯的《艾略特詩集》和西脅順三郎譯的《四個四重奏》。大江在《別了!我的書》中引用艾略特詩句時使用的是這三種譯本。

 ⑦為突出視覺效果,凡未被大江引用的艾略特詩句用黑體標出。下文均同。

 ⑧艾略特在《小老頭》中有類似的表述:“道中之道,說不出一個詞,/裹在黑暗中。在一年的青春期/基督老虎來了。”艾略特在這幾行詩里引用蘭斯洛•安德魯斯的布道文,但有誤。See B. C. Southam, A Guide to the Selected Poems of T. S. Eliot, 6th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71. “The word within a word”應該是“The word without a word”。“裹在黑暗里”原文是“swaddled with darkness”。“道”可以解釋為上帝、邏各斯。

 ⑨英文原文是“After such knowledge, what forgiveness?”

 ⑩古義引用米蘭•昆德拉小說中一位人物說的話:“對人世間的權利所進行的戰鬥,就是對忘卻所進行的記憶之戰”,參見大江健三郎,《別了!我的書》163。

 (11)小說中提到的林德爾•戈登的艾略特傳,牛津學者海倫•嘉德納和詩人、批評家斯斯蒂•斯彭德研究艾略特的著作都是很有名的。大江對後面兩位尤為推崇。

 (12)皮羅,公元前4至3世紀希臘懷疑主義哲學家,認為來自理性和感覺的知識皆不可靠,天下沒有善惡榮恥,對一切都不應執著。皮羅哲學也含合理的文化相對主義成分,見蒙田長文“雷蒙•瑟朋讚”。

 (13)T. S. Eliot,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29.參看艾略特對丁尼生長詩《悼念》的評論。他指出該詩因其懷疑的品質而可以被稱為“宗教的”。T. S. Eliot,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1)336.

 (14)真正的存在主義者不會因此苦惱。也許強調大江早年受存在主義影響也應該有個限度。

 (15)受傷的過程中似有自殺的沖動,見《愁容童子》最後部分。在這本書的起首(第3至4頁),古義人在海邊喝了點威士忌後踏入海水,想徹底擺脫種種煩惱。筆者從許金龍先生處獲悉,在帶有自傳成分的《大江健三郎述說作家自我》(日文版2007年6月)一書中,自殺的話題一再出現。這部新作已譯畢,新世界出版社即出。

 (16)見但丁《地獄篇》第13歌。在但丁設想的地獄第七層第二環,居住著那些已變成樹的對自己施以暴力者,他們被剝奪返回肉身的資格,永世不得救贖。重新讀小說第19頁上所說的“自己的樹”,可能會體味出新的含義。“自己的樹”與自殺者森林里的樹木也形成互文關系。

 (17)參看吳飛:《自殺與美好生活》(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

 (18)比較田德望譯文:“我的心激於憤懣的反抗情緒,想以死來逃避人們的憤怒和輕蔑,致使我對自己這正義的人做出了不正義之事。”參看田德望譯:《神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92。

 (19)見奧古斯丁:《上帝之城》,吳飛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一卷。

 (20)英國作家喬納森•雷本在“9.11,我們付出的代價“一文(載2006年9月8日《獨立報》)里提醒讀者,在紀念“9.11”的時候我們也要記住“9.18”,在2001年的那一天,美國國會通過授權總統使用武裝力量法 (英文簡稱“AUMF”)。筆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於2006年9月11日舉辦的“大江作品研討會”上特意介紹了這篇文章,相信在場的大江深有同感。

 

 

 【參考文獻】

 [1] 大江健三郎,《愁容童子》,許金龍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

 [Kenzaburo Oe. A Child with a Melancholy Face. Trans. Xu Jinlong. Haikou: Nanhai Publishing House, 2006.]

 [2] ——:《別了!我的書》,許金龍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

 [---. Goodbye, My Book! Trans. Xu Jinlong.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3] Tanner, Michael. "Sentiment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LXXVII(1976-1977): 127-47.

 [4] 麥克•泰納:“時間的檢驗”,陸建德譯,《重新解讀偉大的傳統——文學史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200-219。

 [---. "Test of Time." Trans. Lu Jiande. Re-Reading the Great Tradition: Essays on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3. 200-19.]

 [5] 裘小龍譯:《四個四重奏》,艾略特著。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年。

 [Qiu Xiaolong, trans. Four Quartets. By T. S. Eliot.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85.](愛思想網站 2015-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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