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對於世界的結束持從容的態度,以及馬克思主義者的如不完成歷史過程就以為毫無意義的緊迫態度,埃利亞德圍繞著這兩種態度,對於人類滅亡的可能性保持了距離,表示了相對的看法。但是,埃利亞德在這里把博物學家巴貝利恩的看法,重疊在和他本身最接近的"神秘家們"的思想,特別是他的"宇宙意識"上了。在這上面,作為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表示了強烈的同感。把這個作為表明生活於核時代的埃利亞德的內在希求來理解,倒是很自然的。如果面向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由於人的思想觀念加強和增大,終於度過核危機,那麼埃利亞德大概就不會談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的"最後的審判",或者經過混沌延緩再生的到來吧。應該說,只有度過今天的核危機以及熱核戰爭給人類帶來的滅亡這種混沌,他的走上再生的思想才有了方向,這對於曾經看到埃利亞德著作各種各樣細節上無不對核危機予以評論的我來說,我的意見是有根據的。

我從埃利亞德日記的這一段直接受到鼓舞,也有和開頭所提的殘疾兒子相關的理由。我以為這一段,使我在人生經驗的意義上重新得到教益。用埃利亞德說的人生經驗這個詞來說,就是,20年前出生的這個第一個孩子,後腦勺上長著一個像頭一樣的瘤子,孩子一生下來,我和妻子決心既生之則養之,好好照顧。雖然會有很多困難,但一定和他一起生活下去。這是如埃利亞德所說,當作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的一種決心。

回想起來,孩子躺在特殊嬰兒室面對玻璃窗,儘管看起來彷彿長著兩個腦袋,但是很精神的紅撲撲的那張臉,在我每天跑去隔窗窺視的過程中就培養起如此堅定想法了。此時此刻總是想起學生時代從英國小說中讀到的"這可悲的小生命"那句話。這個嬰兒的確是以悲慘的狀態誕生於人間的,雖然只過了幾個星期,但是他活著,他存在於人間,這一事實是任何人都抹消不掉的。我深深感到,雖然有神,但是任何神也抹消不掉這個事實。於是,我就下了決心,給"這個可悲的小生命"當證人,證明他生下來了。他確實是存在的,也就是接受這個孩子,好好照看他,和他一起生活。而且我也預感到,我這份證言,一定會成為我這文學生涯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開頭我並沒有想把這個經驗寫成小說,從年輕學生時代就開始有了的寫小說這種工作,面對畸形兒子誕生這件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難免絕望,對於重新打起寫小說的精神沒什麼用,不可能成為今後賴以發展而可供攀援的繩索。只是在有了直面痛苦的自覺之後才產生了寫的想法。

從殘疾兒子誕生那年起,我就以和那些廣島原子彈受害者們頻繁的死與生,以及和他們共同生活共同奮鬥的醫生們的行動與思想,以自己冒著原子彈災害開始邁出治療受害者的第一步,後來擔任原子病醫院院長,狠抓白血病和原子彈受害者第二代兩個課題的重籐文夫為核心人物為內容,開始寫報道文學。我在此項工作中逐漸理解到,這是為了把自己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下去的決心與實踐,無論如何必須使之社會化而採取的手段。原子彈受害者們是那樣地生活,然而活下來了;是那樣的一種存在,然而畢竟是存在的。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取消他們作為個體的生存這一事實,同時也受到核時代之下人類的生存無法取消的現狀直接影響所致。在原子彈受害者的生與死上,可以看到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現"最現代的表現,而且我還通過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發現了它。當時的我倒是很難說把它充分意識化了,但是內心深處確是那樣希望的。現在我決不是誇耀自己的天真,大談自己20年前的預感和希求一概應驗,而是被許許多多令人痛恨的思緒糾纏在其中想起來的。身有殘疾,同殘疾鬥爭中成長這一事實本身,就不能不遇到新的困難,僅僅考慮一下,不遠的將來,就不得不老實說,前景一片漆黑,總而言之,每次遇到具體困難無不花費好大力氣一一克服,然而過不多久兒子的狀態依舊故技重演。同這樣的兒子共同生活,對於他的母親和妹妹弟弟來說,顯而易見是一種艱苦的生活。確如兒子信上所說,他自己是極其痛苦的。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活了20年真遭罪。"但是,我這作父親的不消說,全家所有成員也都是通過同他共同生活,確實看到了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特別是我自己,通過養育他弟弟妹妹的實際勞累,更能明確地這樣說。

正是反復積累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之經驗,才對於這20年來越發窮凶極惡的核狀況—從今年起《原子科學家新聞月刊》的"表示審判日到來之鐘"上,表明距核戰爭還差3分鐘—之下,相信埃利亞德所說的人類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樣能克服危險的"樂觀主義"。當然,這"樂觀主義"對於我們市民來說,如果不注視著核狀況,不採取措施防止它反對同世界規模的恢復生命的行動,那麼就很難說不變成極其醜惡的犬儒主義。

我在前面的"為了同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中說過下面的話:"年輕的人們最近愛說親切這個詞。說什麼親切的人啦,喜歡親切啦,等等。足以反映這種流行時尚的,是廣告一類的東西上也愛用'親切'這個詞了。親切當然是好事,我自己就過於毫無牴觸地親切,但是如果問我喜歡把親切掛在嘴邊的年輕人麼?那我必須說未必喜歡。因為我想請年輕的人們考慮的是,如何把親切這個詞在社會里給它定個積極的位置。/具有社會意義的親切,難道不正是和那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這件事麼?親切是人的極其自然的態度。嬰兒就是很親的。一般的人都有親切的地方,但是那樣的人在社會性的生活過程中,有的人就對人不大可能親切,或者遇不上親切的人。因為有使親切變成不可能的制度。同這種使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鬥爭,我以為這才是使人在社會生活中親切待人的條件。/令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在我們周圍俯拾即是,不可勝數。肢體不健全的人想坐輪椅外出,但是使之無法辦到的種類繁多的結構,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認為那都是妨礙人親切待人的。使人不可能親切的最甚者,莫過於核避難所一類的設施,對於超過定額人數的人還必須用機關鎗阻擋。我認為有必要把這些障礙一個一個地撤掉,讓所有的人,特別是讓青年人能夠彼此親切相待,或者同妨礙人們親切相待的人或事鬥爭下去,改善現狀,這對於創造真正親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減福利預算,擴充軍備,一心想威脅亞洲各國,強調日本社會是競爭社會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這麼一小撮人弄得覆滅,那麼,日本、日本人留給人們的記憶豈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蠻、最下流的麼?"

我這樣說的同時就感覺到,"親切"的定義還不夠充分。於是在一次講演會上,因為聽眾都是殘疾人的父母,所以就彷彿按預先約定似地對作為前提的"親切"定義作了追加,想加上幾項意義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個提示的是對於我前面業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予以特別重視,堅持以它作為人生觀根本的態度,並同這樣的"親切"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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