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保護麥子的英雄與可怕的剝奪者——俄羅斯影片《烈日灼人》新賞(2)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科托夫與體制、與斯大林的關系從而考察他的愛和勇氣的方向和界限在哪裏。我們看到,面對要碾壓百姓莊稼的坦克,他“敢為人民鼓與呼”。但是,影片在那個歷史背景下寫這一場保衛麥子的戲就十分容易引起我們對這個人物的進一步推衍:他大聲呼喊呵斥與緊閉雙眼、三緘其口的範圍和界限在哪裏?在那個大清洗的時候,他的安全感和自信來自哪裏?是公開的輿論監督?還是公正的法庭控辯程序、公民權利的普遍保障?影片告訴我們,科托夫的生命保險箱只不過是斯大林的熱線電話。如果在他開會的時候,他的同事被拖出去槍斃,他會象保護麥子一樣保護明知無辜的同事嗎?他會拍案而起、仗義執言嗎?如果那樣,他還敢再去打斯大林留給他的電話嗎?導演米哈爾科夫大概知道一個人物的說話和沈默是對自己存在的重要選擇,他說:“蘇聯人經常說‘別怕你的敵人,最多他也只能殺了你,別怕你的朋友,了不起他背叛你。要擔心的是不聞不問的人,因為他的沈默即可以殺你、也可以背叛你。” (《亥科夫談新作《烈日灼身》》,載香港《影響》月刊,總第61期)也許,在影片的結尾高潮部分就是科托夫的頓悟,他在自己被暴打和眼看著契卡的特務肆意地槍殺一個迷路的卡車司機後,他知道了自己和家庭根本沒有任何安全的保障,這時,這位紅軍的英雄師長象狼一樣哀嚎起來,影片就是在那用氣球懸掛在空中的巨幅的斯大林畫像和小汽車中傳來的科托夫的哀嚎聲中走向結局。

從科托夫與家人和社會正義的關系,我們可以分析一個人在家庭生活和公共領域中行為的不同意義。著名哲學家馬格利特說過,一個人可以過不道德但倫理的生活。馬格利特所說的“倫理”是指與自己親近者的關系,而“道德”則是指與陌生人的關系。“中國人相信,‘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意思是,能照顧好家人就有資格當別人的父母官。這是錯誤地從一個人在家庭內的行為推論他在社會中的道德作為。馬格利特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公共道德不是家庭倫理的簡單類推。一個人愛護家庭、愛護親近自己的人(包括情人、秘書、親信,等等)未必就愛護社會。單單愛護家人者反倒更可能會肆無忌憚地犯下危害社會大眾的罪行。”(徐賁:《公共道德不是家庭倫理的簡單類推》,載《新京報》2006年10月21日A03版。)科托夫敢於愛鄉鄰的麥子,也真誠而勇敢地愛自己的女兒和妻子,但是從他對斯大林給他的那個電話號碼的得意和迷信我們可以得知,他對社會公共領域的正義與秩序卻幾乎是文盲。導演讓米迪亞這個腳色嘴裏反覆嘟噥著:“滿載著鵝的火車。”也許主要就是對自己扮演的這個將軍、英雄師長說的。

其實,即使在家庭關系,愛人關系中,科托夫也並不是那麽高大、那麽磊落。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敘事上的巨大空洞或者矛盾。按照導演對科托夫這個人物的整體塑造來說,他絕不是一個道德上的小人,也不象是一個會靠欺騙甚至權力來奪得美麗姑娘的軍人。但是,本片對前史敘述得那樣細致,可只是交代科托夫是在米迪亞被迫離開,瑪露莎自殺未成之後的一年出現的。但是,他何時見到瑪露莎的?他是什麽時候對瑪露莎產生愛和欲的?這些我們卻無從知曉。我們能夠從故事中知道的是,科托夫從來沒有跟瑪露莎透露過是自己把米迪亞派出去的。從米迪亞的“故事”中知道了一些真相後,瑪露莎逃跑上樓,這時科托夫追上樓去。那一組作愛鏡頭的調度很和光影設計十分獨特,有一種沈迷的美麗,演員的情緒變化也真實而富有層次。引起我們思考的是:科托夫為什麽在這時要與妻子做愛?其實,他是強烈地意識到瑪露莎在知道了一些以前他隱瞞的事實之後很可能要失去她,瑪露莎甚至以跳樓相威脅來阻止科托夫挨近自己。這時,他強烈、強力地要跟瑪露莎做愛既是一種發自動物本能的征服欲、占有欲爆發,又是一種對瑪露莎的祈求和說服。他要求瑪露莎承認並繼續接受多年來的事實:我是你的丈夫,在性關系和法律關系、情感關系幾個方面,你都是我的。

 

2、可怕的被剝奪者

 

仔細分析科托夫之後,我們再來審視米迪亞可能就會更容易找到一種參照。這個人是文學中的一類原型:他是一個與魔鬼簽約的浮士德,是一個兩手沾滿鮮血的麥克白斯夫人,與麥克白斯夫人不同,他的沈淪不是出於對欲望的極度追尋而是被迫的、出於恐懼的。“他(米迪亞)沒有別的選擇,作為一名被推翻階級的舊成員,他不得不參與這場遊戲,不得不把自己的靈魂抵押給魔鬼。他變得冷漠絕情。舊地重遊只是為了實行陰險的報覆。”(崔衛平:《被剝奪者是危險的》,載崔衛平著《帶傷的黎明》青島出版社1998年129頁。)

我們看到,他出賣了自己的朋友和戰友,在一次又一次滿足了買主的血腥要求之後,他大概被允許回國了。他回國以後應該不是由於知道瑪露莎早已嫁為人婦而沒有來這個別墅,更可能是,他因為看著自己的兩手而自慚形穢不敢來這裏。他對老祖母說:“你不知道他們對我做了什麽。”其實這句話的意思是:你們不知道,為了回到這裏我都做過什麽。影片開頭就交代,對於今天回到別墅執行這個任務,他是極不願意的。從他面對斯大林畫像的獰笑我們看出,他對這個政權是看得清楚的,而且是充滿仇恨的。科托夫對於自己親手建立的體制是充滿自信而糊塗的熱愛,而米迪亞對這個體制是充滿了清醒的服從。對於在他的祖國建立起來的這個國家,他大概更多地是仇恨和恐懼,但是為了能看到自己的愛人,為了活命,他把自己出賣給了科托夫代表的政權。在第一次出賣自己和為其服務以後,他已經成為這架制度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從他冷漠而職業地殺死迷路的卡車司機我們看到,他已經成為一顆堅硬無比,閃閃發光,永遠在高速運轉螺絲釘。但是,他只是一顆螺絲釘。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米迪亞來到別墅,他懲罰了自己的情敵,但這是他的覆仇嗎?這是他揚眉吐氣的勝利嗎?顯然不是。的確,他是把情敵和自己階級的敵人打得滿臉是血、哀嚎不止,但這決不是他痛快淋漓的報覆,而是他另一次被迫執行命令去殺人。我們看到,在這一天之內,他殺死了情敵、殺死了自己依然深深愛著的戀人、殺死了自己。原來,這個被體制吞沒的人,只有在執行體制的任務的時候,才能為自己偷竊到一點報覆的機會,而且他對此毫無快感。從劇作上說,導演完全可以把這個故事寫成是米迪亞借著大清洗的機會誣陷了科托夫,那樣寫也有某種更明顯的戲劇性,但是導演顯然並不認為那樣寫是忠實於自己所描繪的歷史,那樣寫也很可能成為對歷史的淺薄解釋或者粗暴的踐踏。米迪亞到來到別墅,帶走並輾碎了自己的情敵,但是同時也輾碎了自己的愛人,自己的記憶,自己生存的意義。米迪亞十分痛苦的報覆只是肯定了那個時代、那個制度的惡,他的報覆其實是肯定了殺戮他的那個制度的遊戲規則;他的報仇實際上是自殺。在精神上,米迪亞在出賣自己的同盟者時已經死過一回了。所以他對瑪露莎的外婆用第三人稱說自己:“已經沒有米金卡了,他死了,一具屍體。”他回來被迫殺死科托夫的同時也再一次地謀殺了瑪露莎,這也許能解釋他為什麽自殺。

米迪亞這個形象沒有任何反抗,也沒有《大紅燈籠高高掛》那青磚大院中頌蓮式的在服從規矩下的競爭,米迪亞只有臣服,他只不過是體制的刀把子。米迪亞不是歷經苦難癡心不改的知識分子形象,而是一個可怕的被剝奪者、被傷害者,是一個自賣自身和自我殘殺的俄羅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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