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西遊記》:逃避自由(15)

《堂吉訶德》:為“信仰”而跋山涉水


我們首先來看《堂吉訶德》,堂吉訶德和孫悟空的區別,就是“虎氣”和“猴氣”之間的區別。盡管他們都是路途中的跋涉者,但是前者走在天路歷程上,而後者只走在心路歷程上。堂吉訶德背後是信仰的仰之彌高,也就是說,在堂吉訶德背後是有信仰的,他是為信仰而“行”,為信仰而跋山涉水。而中國的孫悟空是什麽呢?是因為他發現:原來人生就是虛無,虛無就是自我,既然到處都是虛無,那麽干脆就為所欲為算了。這和西方的堂吉訶德所發現的恰恰是不一樣的。堂吉訶德恰恰是發現了這個世界的虛無,但是他仍舊堅持理想;而孫悟空則是遊戲於虛無。或者說得好一點兒,是與黑勢力搏斗。堂吉訶德最令我們尊敬的地方是站在理想的高度,以一個理想的姿態昭示人類:人類最美好的行為、最美好的形象應該是什麽。當然,堂吉訶德的所作所為在很多人看來都是很傻很可笑的。但是,實際這只是因為我們自己很傻很可笑。所以,我們才會笑這樣一個在世界上唯一有信仰、有理想的“信者”。他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出土文物,面對一場必然失敗的戰斗,他的偉大就在於敢於用愛去毅然面對。《西遊記》恰恰相反,《西遊記》是沒有靈魂也沒有理想的,也根本就不存在理想的追求,它只是在投機。堂吉訶德是為了理想而殺盡不平,也就是說,他是為了理想去匡復社會正義,但是孫悟空不是。孫悟空是為了某一個具體的工作目標而殺盡不平。而且,他們之間努力的方向也是完全不同的。堂吉訶德要跟你討論的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麽,而孫悟空跟你討論的是成功的最大化效益如何實現,他們之間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所以,堂吉訶德的失敗實際上是成功,而孫悟空的成功實際上是失敗。你別看堂吉訶德失敗了,我們大家都笑話他,而且他好像也沒有能夠拯救社會,但事實上我們在笑堂吉訶德的過程中偏偏發現了我們自己的可笑,發現了理想、愛和信仰的不可笑;但是我們在孫悟空身上卻看到了他的投機,在取經結束以後,孫悟空是成功了,但是在幾百年以後的今天我們會怎麽評價他呢?我們只能說——他失敗了。

所以,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堂吉訶德都不會死去,死去的恰恰是我們那種可笑的心態。可惜的是,中國並非堂吉訶德的中國。中國到現在也仍舊是孫悟空的中國。《堂吉訶德》的作者塞萬提斯這個人很了不起。海涅有一次做過一個排名榜,他說,戲劇的世界第一是誰呢?當然是莎士比亞,詩歌的世界第一是誰呢?歌德。還有,小說的世界第一是誰呢?他認為,是塞萬提斯。當然,對於這個評價我們可以有不同意見,但是,無論如何,塞萬提斯在西方都確實是一位很著名的小說家。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是同一年去世的。而且,我們只要仔細對比一下,就會發現,他生活的年代大致和我們的《西遊記》是相當的。當然,他也很希望自己的作品進入中國。他的《堂吉訶德》出版以後,幾年之內在西方世界就非常的流行,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寫《堂吉訶德》第二部的《獻辭——敬上雷莫斯伯爵》的時候,講到自己不得不寫第二部的原因時說:“四方各地都催著我把堂吉訶德送去,不過,最急著等堂吉訶德去的是中國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專人送來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說是懇求我把堂吉訶德送到中國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語文學院,打算用堂吉訶德的故事做課本;還說要請我去做院長。”這無疑是塞萬提斯的一個美好的想象或者說是他開的一個很善意的玩笑。實際上,中國並不需要堂吉訶德。因為中國並不需要堂吉訶德這樣的為理想而“當局者迷”的傻瓜。中國需要的是自己的行者——孫悟空。


《浮士德》:以“愛”的名義去奮斗


浮士德和孫悟空比較也頗具啟迪。在浮士德身上,可以發現我們特別崇拜、特別敬仰的那種“虎氣”。《浮士德》被西方稱之為“近代西方的聖經”。影響西方最大的書,除了《聖經》以外,就是《浮士德》。《聖經》是在古代社會的背景下告訴西方人怎麽去追求,怎樣去生活,但是到了近代社會以後,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為一個近代的西方人應該怎麽做、怎麽生活呢?換一句話說,西方人在進入現代社會的門口時,西方人要帶著一種什麽樣的精神面貌去生活?歌德的偉大就在於:他最形象也最深刻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歌德和康德異曲同工,都是西方近代社會的集大成者。康德把宗教的天命——也就是宗教的信仰概念、愛的概念變成了最為深刻的哲學命題——“自由”。歌德的《浮士德》則是把宗教的天命——也就是宗教的信仰概念、愛的概念變成了最為形象的人物形象——浮士德。在現代社會,一個有信仰的人應該是什麽樣的呢?什麽樣的人才是有信仰的人呢?中國人在接受了“西天”也就是印度的佛教思想以後,也迫切需要回答這個問題:過去我們已經知道理想的人應該是什麽,例如,是莊子式的,是陶淵明式的,是蘇軾式的,是王維式的,但是我們在接受了西天的佛教思想以後,中國人還要問:除此以外,還能是什麽呢?或者說在接受了新的印度的佛教思想的刺激以後,我們的新的更理想的人生模式會是什麽呢?《西遊記》說,就是孫悟空。西方也是一樣。當西方人追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浮士德》說,就是浮士德。西方的近代文化,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浮士德精神”,道理就在這里。

為了《浮士德》,歌德寫了一生。我有時候就想,上帝也真是公平,如果歌德這個人在第一次戀愛的時候就跟少年維特一起死去,那人類歷史甚至要不要改寫呢?西方人會不會在黑暗的文化環境里再徘徊很多年?真的不敢說。令人欣慰的是,歌德讓少年維特替他自殺了,而他自己並沒有自殺。結果,在六十年以後他寫出了《浮士德》的第二部。在寫完《浮士德》以後歌德說“今後,我生命的一切都可以說是恩賜之物了。”其實,我們更應該說,《浮士德》是歌德給我們的恩賜之物。

《浮士德》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話,大家一定要記住,就是:凡人不斷努力,我們才能濟度。那是浮士德臨死的時候上帝派仙女來接他時仙女們所唱的歌。人生是無緣無故的,面對無緣無故的考驗,你只有一個辦法去面對,那就是不斷地跟各種各樣的、無緣無故的命運去拼搏,去努力,最終,你只要努力了,上帝就會搭救你,其中的意思是什麽呢?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每次去作報告,很多大學生疑問最多的,就是人類社會的寬恕。面對滅門之恨,如果有一個人他不去復仇,我們會怎麽說他呢?我們會說:啊,你這個人忘恩負義,辱沒祖先。然後我們就會用中國人式的思維方式來給它論證,說:你不復仇,就吃虧了。但是對有信仰、有愛心的人來說,他就不這樣看。他認為,我沒有復仇,在我這個事情上我確實是失敗了,但是在人類的天路歷程的跋涉上,我成功了。因為人類從此看到了一個新的去面對復仇的拯救方式。所以,人類如果從我開始,轉身走向一條新的精神拯救的道路,人類不是因此而成功了嗎?所以,我是因“小”而得“大”的。因為我給人類提供了一個人類的最美好的形象,我讓更多的人看到:人類的愛是戰——無——不——勝的!而這也正是歌德的貢獻。浮士德精神,說穿了就是當西方那個宗教的殿堂坍塌以後,當西方人進入科學世界以後,歌德所給予西方人的一個告誡:怎麽做才符合真正的愛的要求呢?只有一個做法,就是無論你面對什麽樣的艱難險阻,無論你面對什麽樣的人間苦難,你都永遠只能用愛的名義去面對。愛要求你怎麽做,上帝要求你怎麽做,你就怎麽做!這樣,你最終就會得救。苦難是無緣無盡的,但是,你只要永遠以愛的名義去面對苦難,最終你就會得救。這就是浮士德告訴西方人的最簡單但是也最重要的思想。我認為,西方人就是在《浮士德》的這句話里得救的。因為當西方的宗教出現問題以後,人類應該怎麽樣去跋山涉水呢?像孫悟空一樣的大打出手嗎?像孫悟空一樣的到處投機嗎?像孫悟空一樣以當“斗戰勝佛”而沾沾自喜嗎?西方人沒有這樣做。西方人是怎麽做的?他們說,即使沒有上帝,我還是要以愛的名義來面對這個世界。在處理任何問題的時候,只要永遠以愛的名義來面對無緣無盡的苦難,最終就會被上帝救助,“你願意怎麽叫,就怎麽叫它。管它叫幸福!叫心!叫愛!叫上帝!”我始終認為。浮士德精神對西方來說是一種非常偉大的發現。但是很遺憾,中國的很多老師卻把浮士德精神理解為不斷地奮斗,理解為只要奮斗就能得救。其實根本沒有那麽回事。只要奮斗就能得救?那不成了孫悟空了嗎?西方人說的“努力”不是指“為奮斗而奮斗”,而是指“以愛的名義去奮斗”。始終堅定不移地以愛的名義去面對生活、面對世界,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夠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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