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那樣，城市裏的住宅，只是為核心家庭準備的。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以“開發”為主旨來規劃國土和城市的政府、窺探著每一寸空間的房地產商，還有認定了要獲取暴利的地主們，聯手將房地產價格擡高再擡高，一直擡到將工薪階層職員們退休前的每一個月的支付能力算盡為止。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日本城市裏，職員們的住宅多為一室一廳或二室一廳（每室六疊或四疊半，只十平方米左右）的公司宿舍或租賃房。即使到今天，普通職員如果以二十年、三十年的分期付款購買住房，一般也只能是二室一廳或三室一廳的一套。這樣的住房其實是為核心家庭量身定造的。除了那些在城市裏原本有老宅，或能夠購得別墅大宅的有錢人，一般職員家庭很難有余力可以另外備置供父母探親或同住的單獨的房間。在這種情況下，祖孫爭房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在局促的住宅裏，三代共居的家庭往往是讓祖孫合住一室。但這樣，當孫輩長大，空間之爭和作息時間的矛盾就無可避免，老人們成了妨礙孫子、孫女學習生活的干擾因素。這造成了許多家庭的不和。據上世紀六十年代有關機構對東京一些養老院的調查，祖孫間房屋之爭引起的家庭不和成了老人們離開子女進入養老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這樣的矛盾，在《東京故事》中就有活生生的演義。我們看到，為了給老人騰出臨時的房間，大兒媳不得不將孩子的書桌挪到了過道上，結果招來了孩子憤怒的抗議。雖然老人沒有看到這一幕，但這其實就是大孫子對兩位老人態度冷漠的一個因由。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的學者指出，在戰後的日本，核心家庭一方面是作為尊重個人和人權的新家庭制度而得以確立的，但同時，是住房的狹小，助長了社會核心家庭化的加速。換言之，核心家庭化其實是住宅制度強制規定的一種結果。

傳統的家庭紐帶發生裂變，還不只是因為住房的局促。在現代的城市社會中，無論是價值觀念還是現實需要，都規定了每個人必須為獲得有利的職業位置而盡全力去拼搏，從升學競爭到就業競爭、升遷競爭，容不得半點疏怠。因此，地方上的年輕人要“上京”，城市裏的成年人無暇陪伴自己的父母。也因此，人們將孩子的學業視為等一等二的家庭大事，孩子中心替代孝行至上，成了新的家庭生活的準則。

於是，我們看到，那些離開了父母的成年子女們，一個個全身心投入到個人的工作事業和自己的孩子身上去，“幸一”、“志繁”、“敬三”們能為父母做的，只能是一些禮節性的義務了。

《東京故事》所描述的，其實也可以被認為是東亞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普遍的社會變遷的軌跡：孝行作為普遍的規範倫理，以及親子間的互相依存，原是東亞社會中家庭生活的共通的根基，但是這樣的家庭制度在城市化過程中遇到了問題，遭到了破壞。小津導演的難得，是他能夠細細地品味，並自然貼切地將人們在這一過程中感受到的困惑和痛楚敘述出來，而不像有些知識分子那樣簡單地將這一切歸納、解釋為“個人的解放”或“社會的進步”。個人從家庭紐帶中剝離出去，老人被子女離棄，骨肉間的親情開始變味……這一切，果真是人們所要的嗎？小津說出了奮鬥著的日本人的疑慮和辛酸。

這樣的辛酸，其實，如今也盛在千千萬萬進入大城市謀生存、求事業的中國的年輕人以及他們父母的心裏。只是，他們或者還未顧得及去回味，或者，還沒有自己的藝術家來將它們好好地訴說出來。

小津導演的難得，還在於，他並沒有簡單地否定“幸一”、“志繁”、“敬三”們的生活方式。影片告訴我們，孩子們離開父母去城市裏奮鬥，這恰恰也是老人們所期待的 。一些評論者還注意到影片中的這樣一個細節，祖母跟小孫子惟一的一次對話的內容是：“你長大後想做什麽呀？”（小孫子還太小，只顧玩，沒有回答）這可以說是現代社會的價值規範在家庭代際關系中十分貼切的表現：長輩們都期待著下一代能不斷實現上升的社會流動。所以，我們看到，盡管感到了種種的不如意，兩位溫和的老人還是努力地去接受子女們的現狀和態度。他們相互安慰地說道：“我們還算是幸福的。對，我們算是幸福的。”

與此同時，小津導演也描述了子女們覆雜的心境。城市生活在撕裂舊的家庭紐帶的同時，也讓子女們體驗著內心分裂的痛楚。小津導演讓平山家的子女們自己來面對到底該做什麽樣的選擇這麽個棘手的問題。

影片中，那個看似最沒心沒肺的小兒子敬三，中途曾流露出深深的愧疚，為了沒有能在母親生前盡一點孝心。在母親葬禮的半當中，他退了出去。望著寺外墓地裏的一塊塊碑石，他痛苦地對紀子說：“她不能現在死去。‘墳前難盡孝子心’啊。”但盡管如此，在最後，葬禮結束後，雖然他說過還有一點時間的（或許是可以留下來在家裏多呆一兩日的），但當看到哥哥姐姐們準備當日趕回東京時，他還是選擇了坐同一趟火車回大阪。對逝去的母親的那一份愧疚，已經不足以讓敬三們退回到原來的規範中去了。

小女兒京子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傳統價值的守持者，她毫不猶豫地說：“我不想變成那樣！”影片為她設計了一個合適的職業身份：京子是當地一位小學教師。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一個小學教師是既可以跟上時代的發展，又可以堅持那一份純真的。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不擔心：京子應該是要結婚的，她不能陪伴老父親一生（這一點，小津導演在他的《秋刀魚之味》中明確地說了出來），那她未來的丈夫會跟她一起守持嗎？即使他們能，可當京子老後，她的子女會守著她嗎？而現實似乎比這些假設更無情：事實上，今天，在尾道這樣的日本的地方小鎮上，連京子賴以立足謀生的小學校，也已經遭遇了生存危機。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於年輕人的紛紛離鄉“上京”，也由於少子化的趨勢，日本各地的中小學普遍面臨因生源無以為繼而不得不關閉的命運。當年那所被《東京故事》選作京子工作所在學校的場景的小學——尾道的筒湯小學（那木造的校舍後來被改建成了水泥樓房）——如今也已經被關閉了。不知那兒的“京子”們，都去了哪裏？

紀子無疑是小津的希望所在。這個大都市裏獨立而美麗的女性，忠於愛情（昌二戰死已經八年了），又恪守著傳統的倫理。更為不易的是，她不僅能在老人面前盡孝心，還能對兄姊們的立場和態度表示理解。當然，影片中，小津也對“紀子會變嗎？”這個問題做了交待。在影片的最後，導演讓紀子講出了內心的矛盾，並對“紀子”們的“將變”和“該變”給予了一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