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怕看見幹笑，聽見敷衍的話；更怕冰擱著的臉和冷淡的言詞，看了，聽了，心裏便會發抖。至於慘酷的佯笑，強烈的揶揄，那簡直要我全身都痙攣般掣動了。在一般看慣、聽慣、老於世故的前輩們，這些原都是“家常便飯”，很用不著大驚小怪地去張揚；但如我這樣一個閱歷未深的人，神經自然容易激動些，又癡心渴望著愛與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變態。平常人可以隨隨便便過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惱，減卻了好些“生力”。——這真所謂“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過北火車站附近。馬路上橫躺著一個人：微側著拳曲的身子。臉被一破蘆葦遮了，不曾看見；穿著黑布夾襖，垢膩的淡青的襯裏，從一處處不規則地顯露，白斜紋的單袴，受了塵穢底沾染，早已變成灰色；雙足是赤著，腳底滿塗著泥土，腳面滿積著塵垢，皮上卻縐著網一般的細紋，映在太陽裏，閃閃有光。這顯然是一個勞動者底屍體了。一個不相幹的人死了，原是極平凡的事；況是一個不相幹又不相幹的勞動者呢？所以圍著看的雖有十余人，卻都好奇地睜著眼，臉上的筋肉也都冷靜而弛緩。我給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為我的老脾氣，終於茫漠地想著：他的一生是完了；但於他曾有什麽價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這樣人，知道有多少？像他這樣死的，知道一日裏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這不免引起我對於人類運命的一種杞憂了！但是思想忽然轉向，何以那些看閑的，於這一個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們的兄弟，朋友，或相識者，他們將必哀哭切齒，至少也必驚惶；這個不識者，在他們卻是無關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無關得失麽？“叫天子一聲叫”，尚能“撕去我一縷神經”，一個同伴悲慘的死，果然無關得失麽？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極少極少的所謂得失相關者顧念著，豈不是太孤寂又太狹隘了麽？狹隘，孤寂的人間，哪裏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願再往下想了！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漠視”了。我有一個中學同班的同學。他在高等學校畢了業；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們有四五年不見面，不通信了；相見時我很高興，滔滔汩汩地向他說知別後的情形；稱呼他的號，和在中學時一樣。他只支持著同樣的微笑聽著。聽完了，仍舊支持那微笑，只用極簡單的話說明他中學畢業後的事，又稱了我幾聲“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發見那幹涸的微笑，心裏先有些怯了；接著便是那機器榨出來的幾句話和“敬而遠之”的一聲聲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來；熱烈的想望早冰結在心坎裏！可是到底鼓勇說了這一句話：“請不要這樣稱呼罷；我們是同班的同學哩！”他卻笑著不理會，只含糊應了一回；另一個“先生”早又從他嘴裏送出了！我再不能開口，只蜷縮在椅子裏，眼望著他。他覺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辭。我點了頭，讓他走了。這時羞愧充滿在我心裏；世界上有什麽東西在我身上，使人棄我如敝屣呢？

約莫兩星期前，我從大馬路搭電車到車站。半路上上來一個魁梧奇偉的華捕。他背著手直挺挺的靠在電車中間的轉動機（？）上。穿著青布制服，戴著紅纓涼帽，藍的綁腿，黑的厚重的皮鞋：這都和他別的同伴一樣。另有他的一張粗黑的盾形的臉，在那臉上表現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臉，嘴上是抿了，兩眼直看著前面，筋肉像濃霜後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這樣地嚴肅，我幾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從他上車，我端詳了好久，總不見那臉上有一絲的顫動；我忽然感到一種壓迫的感覺，仿佛有人用一條厚棉被連頭夾腦緊緊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漸漸地低迫促了。那時電車停了；再開的時候，從車後匆匆跑來一個貧婦。伊有襤褸的古舊的渾沌色的竹布長褂和袴；跑時只是用兩只小腳向前掙紮，蓬蓬的黃發縱橫地飄拂著；瘦黑多皺襞的臉上，閃爍著兩個熱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開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緊要的事，想搭乘電車。來得慢了，捏捉著車上的鐵柱。早又被他從伊手裏滑去；於是伊只有踉踉蹌蹌退下了！這時那位華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著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頰上，眼旁，霜濃的筋肉都開始顯出勻稱的皺紋；兩眼細而潤澤，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開了，露出兩個燦燦的金牙和一色潔白的大齒；他身體的姿勢似乎也因此變動了些。他的笑雖然暫時地將我從冷漠裏解放；但一剎那間，空虛之感又使我幾乎要被身份的大氣壓扁！因為從那笑底貌和聲裏，我鋒利地感著一切的驕傲，狡猾，侮辱，殘忍；只要有“愛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誰底全部神經能不被痙攣般掣動著呢？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蔑視”了。我今年春間，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務主任。同事們多是我的熟人，但我於他們，卻幾乎是個完全的生人；我遍嘗漠視和膜視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時第一難事是擬訂日課表。因了師生們關系底覆雜，校長交來三十余條件；經驗缺乏、腦筋簡單的我，真是無所措手足！掙揣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強湊成了。卻有一位在別校兼課的，資望深重的先生，因為有幾天午後的第一課和別校午前的第四課銜接，兩校相距太遠，又要回家吃飯，有些趕不及，便大不滿意。他這兼課情形，我本不知，校長先生底條件裏，也未開入；課表中不能顧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這位先生向來是面若冰霜，氣如虹盛；他的字典裏大約是沒有“恕”字的，於是挑戰底信來了，說什麽“既難枵腹，又無汽車；如何設法，還希見告”！我當時受了這意外的，濫發的，冷酷的諷刺，極為難受；正是滿肚皮冤枉，沒申訴處，我並未曾有一些開罪於他，他卻為何待我如仇敵呢？我便寫一信覆他，自己略略辯解；對於他的態度，表示十分的遺憾：我說若以他的失當的譴責，便該不理這事，可是因為向學校的責任，我終於給他設法了。他接信後，“上訴”於校長先生。校長先生請我去和他對質。狡黠的覆仇的微笑在他臉上，正和有毒的菌類顯著光怪陸離的彩色一般。他極力說得慢些，說低些：“為什麽說‘便該不理’呢？課表豈是‘欽定’的麽？——若說態度，該怎樣啊！許要用‘請願’罷？”這裏每一個字便像一把利劍，緩緩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裏！——他完全勝利，臉上換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著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辭了職回去。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敵視”了。

（原載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４日《時事新報·學燈副刊》，１１月９日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