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媒體效應為核心的“偽公共領域”浮出水面。自由主義變成了“有字主義”，左派思想家變成了“做派思想家”

當前中國思想生產領域的“斗雞”現象

2012年7月6日，天空晴朗，微風輕撫，神州大地雖然沒有紅旗飄，但是卻有戰鼓敲。就在這一天，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終於以法國大革命的先烈姿態走到了北京朝陽公園南門口。他們聚集在一起，號召“人民”起來奮斗，就像正在號召一個新的時代。

這是一場偉大的“思想的圍剿”的後果：兩“排”公知，長期“微博”論戰，終於意識到微博者，微小之搏斗也。“蝸牛角上爭何事”?小小微博，載不下這偉岸的知識牧師們的身軀，於是，幹脆走到前台揮拳相向。你一拳我一腳，這才是改造歷史的真實力量的顯現。

報道說，長期“微博”斗爭，令雙方都很不爽，於是約在7月6日於北京市朝陽公園南門口“較量”。結果，一對一的“約架”吸引了一堆人。在一陣“叫囂”後，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在混亂中倒在地上，他事後指控對方“有組織地圍毆我”，特別是四川電視台記者周燕和某藝術家都參與毆打他，還稱後續錄像會記錄這“文革式的一幕”。而一些討厭“五毛黨”的網民則認為，吳法天其實是假裝摔倒。事後，周燕則以勝利者姿態在“微博”宣稱：“轉告同事們，雞蛋兩枚上臉，後背三腿，襠下三腳，軟的，沒檢查出結果，場面太大，警察武警已到，我全身而退，毫發無損”。某藝術家稱自己只是“去勸架”，後悔“心軟沒抽”吳法天。

有趣的是，韓寒沒有參戰，卻比參戰的人顯示出更大的熱情。他在“微博”上說，“一個男的在自己微博上公開侮辱女人，同意約架並欣然前往，這男的就欠抽，別扯什麽公知、民主、法制、文革，也別反咬他人，謊說自己被圍毆。滿地打滾是碰瓷犯的特征。就兩個字，欠抽。這事和民主一點關系都沒有，就算你是蔣經國，也得抽。”

沒有比韓寒的這一段話更能解釋這一場“歷史大戰”的內涵了：不要再借“民主”、“法制”這些崇高的大詞做思想貧乏的遮羞布了，打架就是打架，找抽就是找抽。原來如此!這些打著各種民主自由或者公平正義旗號的人們，一旦血性激活，就露出了自己的底褲：公共知識牧師的思想斗爭，“這事和民主一點關系都沒有”。

這也就還原了當前中國思想生產領域斗爭的真實景象：斗雞!何為“斗雞”?內有三義，不可不知。其一曰姿態大於宗旨。斗雞之雙方，乃是為了打架而設置出來的。為何而戰?為何而斗?種種答案不過是借口，打起來才是目的。

其二曰熱鬧代替深刻。所有斗雞，最充沛的功能乃是“好看”。雞毛亂飛、雞飛狗跳，這才能有圍觀的效果。斗雞不是雞斗，前者旨在表演，後者旨在輸贏。

其三曰激烈的消閑。沒有比斗雞更能讓人感覺慘烈的同時，又令圍觀者大快人心的事情了。看起來你死我活，其實並不傷筋動骨;看起來金剛怒目，卻不過是提供了一場反抗者互相抓破臉皮的快感。

簡言之，“公知斗雞”，所謂的知識分子為了正義而奮斗的幻覺，卻不過是一場熱熱鬧鬧的媒體圍觀事件，讓思考者變成了明星，讓思想變成了“八卦娛樂版”的談資。

三種知識分子的分裂與思想生產力的衰竭

“斗雞”現象的產生，並不是因為幾個好大喜功或者有點潑皮氣的文化斗士的一時興起。在我看來，之所以中國公共領域的思想家們能夠以“抽人”或者“被抽”為樂，歸根到底乃是中國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喪失思想生產力的必然結果。當思想家們不匱乏拳腳相加的勇氣，卻缺少理解思想對手之社會內涵的想象力的時候，朝陽公園自然就變成了“中國牧師們”斯文掃地的斗雞場了。

當思想的想象力遠遠小於身體的爆發力的時候，“斗雞”就發生了。究其根源，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蛻變與思想退化，養育了“公知們”的各種奇形怪狀。

一個健全的社會，至少應該具備這樣三種相互維系又互相斗爭的三種知識生產場域，相應也應該具有三種知識分子的基本類型。

“普遍知識分子”主要承擔回答一個社會的種種形而上問題的任務。康德肯定不會對某個記者的批評而放下仰望星空的姿態去熱情論戰，同樣，看起來激烈的尼采，也不會因為“五毛黨”而怒發沖冠。普遍知識分子的存在，保證了一個社會思想生產的基本質量，保證了一個民族不僅僅培養思想家，更培育思想的胸懷。

“專才知識分子”則堅定不移地叩問各種現實問題，執著地給社會和歷史一種深度考察。他們也會發出奇怪的聲音，但是，終究啟發人們發現嶄新的生活領域和知識方向。自從有了弗洛伊德，誰還會相信“聖人”呢?而韋伯則讓我們深深懷疑任何權威的合法性。專才知識分子旨在塑造著我們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

而自從人類進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以來，“批判知識分子”就活躍在各種生活領域。“批判”之本義，不是指攻擊、圍觀和群毆，而是“分析”、“歸類”。所以，批判知識分子，又可以稱之為“分析知識分子”。如果說普遍知識分子偏於“思維”、專才知識分子偏於“發現”，那麽分析知識分子則偏於“闡釋”。

而這個十年來，中國的三類知識分子產生了令人遺憾的“分裂”：學院知識分子埋頭學問，追問著種種抽象真理，對於現實問題要麽冷漠麻木，要麽就幹脆做了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批判知識分子要麽學院化、要麽公知化，誤以為“批判”就是攻瑕索垢、嗡嗡嚶嚶;而普遍知識分子更是本來就稀缺。

於是，思想生產領域的三種基本力量都在蛻化消解。這就自然讓鼓吹公共領域思想空間的聲音，變成了一個以媒體效應為核心的“偽公共領域”浮出水面。自由主義變成了“有字主義”，左派思想家變成了“做派思想家”。開口靈魂或者文明、閉口民主或者公平的牧師們，說著讓大家激動的話語，占據著某些媒體的各大版面，卻原來不過是制造“媒體圍觀”的策士。

簡言之，熱衷於媒體轟動的“思想”只不過是一些充滿思想泡沫的口水。思想的力量不僅僅體現為維護自己觀念的能力，更體現為充分了解對手的非合理性的能力。阿多諾沒有“約架”布萊希特，惱怒的馬克思不曾偷偷在牛津大學門口伏擊那位無聊的喜歡打假的教授。在這里，“寬容”並不是因為一個思想家的品格，而是因為思想的深度足以包容性地理解對手的缺陷。方舟子敏感於蔣方舟的“舟”字，韓寒會具有借“USB”罵人的“智慧”，但是，唯獨缺少因為懂得而慈悲的思想想象力。

說白了，思想的匱乏和對思想的藐視，才會有力求把思想斗爭變成媒體八卦的“斗雞”事件發生。也正因如此，這一次“約架斗雞”，已經完美實現了公知們的共同政治無意識，實現了他們嘴巴里不願意承認、事實上卻樂此不疲的“思想明星化”的總體戰略目標。所以，不妨說，2012年7月6日下午，正是中國思想界笑語狂歡地埋葬自己的歷史時刻。

(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愛思想網站 2012-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