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行為與生活事件的「可理解性」這個問題、以及隨可清楚理解。……一種環境有一個歷史，而個人行為者的歷史不僅是、而且應當是置於這個歷史中的，因為沒
有環境和環境在時間中的變化，人行為者的歷史和他在時間中的變化就是不可理解的。23

循此，近代以來，藝術與生活的差異、甚至對立，就不免為藝術解除了道德上的任務，因而「現代性將藝術變為基本上是少數人的活動和興趣這樣一種狀況，這就進一步使我們難以對自己做任何敘述性的理解」。24根據麥金太爾的論點，如果我們想要理解或解釋某個行為的任何片段，就必須試著提問有關「他正在做什麼」的各種可能性：「因為行為本身有一種基本的歷史特徵」，因此我們總是要把某個特殊事件「置於一些敘述的歷史背景條件中，這歷史既有個人所涉及的歷史，也有個人在其中活動和所經歷的環境的歷史」。更重要的，「正是因為我們過著可敘述的生活，也因為我們依據我們所過的敘述生活理解我們自己的生活，敘述形式才是理解其他人的行為的適當形式。」25因此，透過「德性」與「個人生活的整體」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相互聯結，「自我」的整體性就存在於一種敘述的整體中，並且構成麥金太爾所謂的「一種敘述模式中的自我」，而與所謂的「抒情自我」判然有別。

23 ［美］麥金太爾著、龔群、戴揚毅等譯，《德性之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頁 260。

24 ［美］麥金太爾，《德性之後》，頁 286。麥金太爾論及「敘述」相關的議題，主要見於該書第十五章：〈德性、個人生活的整體和「傳統」的概念〉，頁 257-84。

25 ［美］麥金太爾，《德性之後》，頁 266。

無論如何，「詩歌」與「歷史」之間、尤其是詩歌的「抒情」模式與歷史的「敘述」模式之間的分合關係，仍然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近代以來，在面對「革命」與「啟蒙」這些向度極其重大的議題時，則是以「史詩」場景的預設而開啟了論述場域中系列相因的反思，由此而「詩界革命」與「小說界革命」也成為指標性的話語，投射出無盡的想像與實踐空間。簡單說，在近代的論述與實踐場域中，「詩界革命」與「小說界革命」其實有著不同方向的發展。前者，回向傳統，藉以尋求自我在其中的定位；而後者，則較早進入與既有傳統的競逐，多有變化。

形式與內容之間既存的弔詭關係，仍屬於初步的反省，因而有待更進一步的推闡與實踐；就在系列以《新青年》做為核心刊物所展開的相關論辯中，詩與小說兩者、乃至於後來關於戲劇的創作，試圖以嶄新的語言與形式進行鍛鍊時，才慢慢顯現出近、現代文學可能的結果。儘管如此，歷史或時間向度上有關事件與敘述的問題，在這個階段也沒有正式進入思考與論述的場域。因此，我在本論文中試圖解析「詩史」這個概念所指涉的歷史面向與成分，並且闡明歷史、小說與敘述模式之間的相關性，希望藉此展開小說在敘述模式上可能展示的相關論題。

正如麥金太爾指出的，「人在他的行為和實踐中，就像人在虛構故事中一樣，本質上都是一個說故事的動物；他不是必然的，但通過他的歷史而成為一個渴望真實性的說故事者。」26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清華中文學報 第三期[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第 239～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