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人物風情版

光是從下列篇名上，就可以看出高陽歷史小說的特色所在。《胡雪巖》，《李鴻章》，《八大胡同》，《風塵三俠》，《縈緹》，《李娃》······人物風情，琳瑯滿目。這與其說是作家寫作風格有異，不如說是台灣與大陸的人文關懷有別。當大陸學生還在唱語錄歌的時候，台灣校園里已經開始流行諸如《外婆的澎湖灣》《走在鄉間小路上》那麽清新雋永的民歌了。早在大陸樣板戲時代，高陽人物風情版歷史小說已經風靡台灣。

高陽歷史小說沒有帝王情結，沒有天下野心，沒有忠孝觀念，沒有兼濟意識。樸素的文字，坦蕩的性情。恍如《三言兩拍》的某種延續，又像《木蘭詩》的作者改行小說敘事。歷史在高陽的筆下，與其說是一出出傳奇，不如說是一個個日常人生。喜怒哀樂，不過人之常情而不必誇張出豪言壯語。風雲際會，只是蕓蕓眾生的磨肩接蹱而並非就是改天換地的功名機遇。讀大陸出產的歷史小說讓人感到沈重，讀高陽歷史小說讓人感覺輕松。倘若以西方歌劇作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高陽歷史小說的風格有類於《風流寡婦》那樣的輕歌劇。旋律相當優美，詠嘆也纏綿悱惻。樸素的敘事，照樣可以造就出美侖美奐的閱讀效果。

十四、江湖政治版

據說，金庸最想寫的是歷史小說。不過，當年以政治評論著名的金庸，在武俠小說里已經做了歷史敘事。與古龍武俠小說完全飄忽於歷史之外不同，金庸武俠之於歷史的對稱，比一些演義還靠譜。從某種意義上說，金庸武俠是對《三國演義》歷史敘事的一個補充。倘若將兩者對照閱讀，不需要再讀任何教科書，便足以對中國政治了然於胸了。

金庸武俠小說里的歷史敘事，忠義觀念無疑淡化了，但隱含其中的現實政治批判，卻十分強烈。僅就小說的歷史敘事而言，可謂成也政治批判，敗也政治批判。在大陸磨難過來的讀者，每每看到那樣的細節，都忍不住會心一笑。一旦時過境遷，回首那樣的諷刺搞笑，不免感覺有失誇張。

金庸武俠於歷史敘事的深刻，不在於影射現實政治的誇張搞笑，而在於籍江湖，寫廟堂。江湖有如廟堂的一個倒影，江湖紛爭與廟堂權鬥，一幣兩面。金庸小說對江湖的透視，使《水滸傳》顯得淺薄。倘若說，水泊梁山的故事僅僅停留在義氣層面，那麽金庸小說則從義氣背後，發掘出諸如野心、欲望、心機、權謀之類的陰暗。江湖政治堪比廟堂官場。正如清官不多，真正的俠客也極為稀有。其情形就像從那群好漢中能夠篩選出的英雄，不過林沖、魯智深而已。

金庸武俠小說從另一個層面上說，也是生命的別一種修為。至於那番修為究竟抵達了什麽樣的境界，從韋小寶形象上可以得解。蕭峰的豪放、令狐沖的瀟灑、虛竹的空靈，段譽的多情，最終通通歸結成了韋小寶的油腔滑調。韋小寶就像金庸修為的舍利子。金庸功成名就之後的晚年言行，可以從中找到答案。

尾聲

最後坦陳一下區區三部歷史小說，《吳越春秋》、《商周春秋》、《漢末黨錮之謎》。敘事方式已在小說自序中言明：獨取女性視角。無論是一個男人與數個女人的故事，還是兩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恩怨，都立足於女性的立場，付諸女性的眼光。女性視角以審美為主導，不關心男人的功名，而在意男人的性情。婚姻或許需要功名支撐，相愛卻源自性情的有無。就男人而言，面對所愛的女人，經常會陷入選擇功名還是恪守性情的困擾。

三部歷史小說完成之後，回首敘述往事，突然發現，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敘事視角，悄悄地蟄伏在小說敘事里。稚童的目光。這目光在《吳越春秋》里來自越女，《商周春秋》有伯邑考、妲庚，《漢末黨錮之謎》則交織著雪兒、木香以及荀珂，三種不同的孩子眼神。既是渾沌未開的審視，又是局外人的旁觀。就作者而言，這個視角全然是下意識的，在不知不覺中形成的。原先並不曾設置過，完成後才發現原來如此。

歸結起來，區區小說的歷史敘事，基於三個維度。一個是歷史本身的維度，一個是女性審視的維度，一個是局外人的旁觀維度。

至於區區歷史敘事所受的前人影響，除了《紅樓夢》之外，其審美淵源應該是歐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婦女》，卡夫卡《城堡》，福克納《喧嘩與騷動》，加繆《局外人》。潛意識里可能還有喬伊斯小說的影響痕跡，比如《尤里西斯》，《芬尼根的覺醒》。《漢末黨錮之謎》的敘事方式，可能會讓人聯想到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花園》。當然，寫作之際，絕對不曾想到博氏小說。

就說這些，成敗自有讀者評說。

二0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寫於哈德遜河畔

（此文先後刊發於【東方早報】經濟評論版、【觀典】雜志第三期）

（收藏自2013-04-11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