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來，人文研究出現所謂「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提醒我們，真正改變社會的文化作品，往往不是因為說了什麼大道理，而是因為它成功喚起了人們共同的情感經驗，讓個人的記憶，轉化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電影尤其如此。它所生產的不只是故事，更是一種文化情感，一種地方認同，一種世代之間得以延續的共同感受。

若要談新馬華語電影如何憑藉本地素材走向世界，陳哲藝執導的《爸媽不在家》（Ilo Ilo）是一個無法繞過的起點。這部幾乎完全沒有商業大片元素的電影，取景只在新加坡的一般組屋、校園、職場與尋常商店，故事主線說的是菲律賓女傭和僱主正在成長的孩子之間的感情；副線在于一個在面對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而幾乎分崩離析的家庭。就是這樣一個極度地方化的「簡單」故事，不但獲得康城影展金攝影機獎，更奪得第50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成為新加坡電影史的重要里程碑。它的成功，不是因為迎合世界，而是因為忠實而平静地叙述自己的感情挣扎。

這正是電影文創最值得珍惜的地方：愈是本土，愈有可能成為世界共同理解的人性。

近日，《給阿嬤的情書》在馬來西亞突破1500萬令吉票房，勇奪2026年至今為止的華語電影票房冠軍，並刷新中國電影在海外單一市場的票房紀錄，距離ASTRO的《一路有你》1700萬令吉的本地華語電影票房紀錄亦只有一步之遙。這項成績固然值得祝賀，但若公共討論最後只停留在「能否破紀錄」，未免失焦。

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票房數字，而是《阿嬤》再次證明：情感，本身就是文化生產最重要的資本。

《阿嬤》並沒有依賴明星陣容，也沒有壯觀場面，而是建立在祖孫情、家庭倫理，以及南來華人共同歷史記憶之上。尤其電影裡所呈現的移民生命經驗、長輩對家族的守護，以及跨越血緣的人情義理，都觸動了新馬華人熟悉的情感結構。電影上映後，華團有組織地包場觀賞，也進一步將個人的觀影感動，轉化成群體文化事件。愛墾網觀察到，這種由情感帶動文化消費，再由文化消費累積文化認同的過程，正是「情動轉折」在電影市場最具體的體現。某仲程度上，吻合了愛墾網四月間發表的〈大馬2035年代影劇生產模式與情動策略〉。

因此，日前有檳城州議員表示，希望馬來西亞也能拍出一部屬於自己的《阿嬤》，這個方向並沒有錯；但如果只是複製一個「阿嬤」人物，甚至模仿成功公式，那便誤解了電影文創的真正價值。

《阿嬤》之所以成功，不是因為它有一位阿嬤，而是因為它找到了一段能夠引起集體共鳴的文化情感。

馬來西亞其實從來不缺這樣的素材。多元民族、多元語言、多元宗教，以及數代人的移民經驗，都蘊藏著大量值得書寫的生命故事。從新村到甘榜，從橡膠園到組屋，從跨族群友誼到隔代教養，每一段生活都是電影可以深耕的文化資源。真正欠缺的，不是故事，而是長期經營本地文化記憶的文創視野。

近年有人批評《阿嬤》具有「政宣」色彩，也有人稱之為「宣教」電影，甚至因導演接受特定平台訪問而產生不同聯想。然而，若回到電影文本本身，它最打動觀眾的並非任何政治論述，而是人物之間的情義。片中阿嬤臨終前留下的一句「做人要有情有義」，成為全片最大的情感震源。她所守護的不只是家庭財產，更是一代南來移民共同建立的人情價值。如果兒孫眼中只剩下遺產，而忘記上一代如何逃難、打拼、互相扶持，那才是真正令人唏噓之處。

這也是電影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它並沒有塑造一群完美人物，反而讓二兒子與孫子身上的功利與貪念，映照出當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價值焦慮。這種寫實，遠比任何口號更具感染力。

回望新馬影壇，其實這條道路早已有不少成功例子。梁智強筆下深入民心的「梁婆婆」，黎明在《錢不夠用》系列一句反覆出現的「吃飽未？」，乃至《爸媽不在家》裡那位默默照顧家庭的菲律賓女傭，都不是英雄人物，卻成為幾代觀眾共同的文化記憶。這些角色之所以歷久不衰，不是因為戲劇衝突，而是因為他們承載了真實生活裡最深刻的情感。

《阿嬤》的票房，也許終究會被新的紀錄超越；1700萬令吉，也終究只是市場上的一個數字。然而，一部電影真正能夠留下來的，不是票房，而是它是否成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是否讓一個地方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是否讓世界透過一個地方故事，看見共同的人性。

對馬來西亞電影文創業者而言，真正值得追趕的，不是另一部《給阿嬤的情書》，甚至不是下一部《爸媽不在家》——而是從《爸媽不在家》到《給阿嬤的情書》的情動隙缝中，觀察到各领域文創潛能的靈光；找到本身說故事的路徑。

僑批已重啟歷史的脈動。接下來，給自己民族的大未來寫情書（橋批），恐怕才是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方向。你隨函附上的，是「會館請我們去看戲的戲票」；抑或「文物館珍藏誌行動綱領的會議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