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歷史評價問題

摘要 “敘事本位”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然而近代以來的新史學，尤其是１９４９年以後的史學卻日趨與中國固有的歷史敘事傳統漸行漸遠，由此導致了史學的空框化。當代的史學危機實質上是敘事功能退化所引發的傳播性危機，而所謂歷史評價也往往表現為非敘事的當下意識形態評判或價值評判，故真正的歷史評價也有賴於歷史敘事本位觀的確立。 

近年，《探索與爭鳴》雜誌一直在討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作為一個對史學有著多年關注和涉獵的人，我自然有些興趣，幾乎一篇不落地看過。但恕我直言，真正有新意的文章不多。我認為，中國史學界有著太多的程式，太多的畫地為牢，太多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很少有人關註一個根本問題，即史學功能的退化。　

　　一

說史學功能退化，歷史學家們可能會不悅，建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史學著述足以汗牛充棟，名家如林，何來退化？然而，“史學危機”卻是史學家自己喊出來的，而且一喊就喊了２０余年。“史學危機”的癥相在於史學的邊緣化。何以會邊緣化？大多數學者歸咎於市場經濟和社會多元化引發的人們歷史興味的淡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歷史電視劇《三國演義》、《雍正王朝》、《康熙王朝》、《走向共和》等又是那麽地讓全國觀眾如醉如癡。這些史著的“替代品”——其實從媒介變化而言也未必是“替代品”——竟能如此掀動視聽，至少說明，所謂“史學危機”並非社會歷史關懷的危機，而是由史學——主要是學院派史學——在歷史表達亦即歷史敘事方面的功能退化所引發的危機。

所謂“退化”是指優良傳統的放失與斷裂。那麽，中國史學最為優良的傳統是什麽呢？無疑是歷史敘事。《史記》作為“史家之絕唱”，受到後世史家的無上膜拜，宋代鄭樵認為“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① 清代王鳴盛說：“司馬遷創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體例，後之作史者遞相祖述，莫能出其範圍。”② 趙翼也說：“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③ 此類評論表面上只是在說《史記》紀傳體例之不可超越，但實質上卻反映了古代史家對歷史“敘事本位”的固守與堅持，“紀”也好，“傳”也好——無非敘事而已。

　　二

史學的“敘事本位”，是指客觀的歷史實存和歷史精神，只有通過史學家對歷史細節的故事化文本，才能得以呈現這樣一種理念。由此反觀中國古代典籍，不僅“正史”、“野史”是“史”，而且“六經皆史”（章學誠語），諸子百家（尤其是其中的寓言形式）又何嘗非“史”？放而大之，《世說》玄談、禪佛燈錄、理學傳習、以及話本傳奇、南戲北曲，乃至村夫野佬的閑來說古，莫非“史”也。以此言之，中國文化堪稱一種“史傳文化”——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西方式的“神啟文化”或“思辯文化”——其文化價值觀和文化向心力往往是通過歷史敘事的全員性世代傳播得以薪火相續的。

在中國傳統史學中，《春秋》雖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史著，且為儒教初祖孔子所著，然而《史記》一出，即能邁越《春秋》而成為正史之宗。究其因，並不在於由孔子“微言大義”而引起的經、史分野，而在於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史乘具有最完備的敘事功能和最完美的敘事技巧，相形之下，其他體例的史著只能充當歷史記錄的補充形式。漢代公羊、谷梁之學大力生發《春秋》“一字褒貶”的微言大義，而王安石卻直斥《春秋》為“斷爛朝報”。可見從歷史視角而言，價值形態的經典——經學——不可淩駕於敘事形態的經典——史學，任何形式的史論本位，即使象孔子那種寓褒貶於敘事的《春秋》模式，都不可能成為史學正宗。因此，“敘事本位”所推崇的史學目的論意味著：優秀的史學文本可能而且必須成為其他史傳敘事文本（如小說、戲劇、繪畫等）的源頭或母體。同時，經典的史學文本應當以其高超的歷史敘事能力而成為歷史哲學與人生哲學感悟的酵母，當然這種感悟是一個開放而非封閉的，可以多維度解讀的不斷創造過程。相反，史論本位則傾向於以既定的價值預設來看待歷史、鋪陳歷史、甚至剪裁歷史。近代以來，尤其是以梁啟超《新史學》為標誌的近100年來，“史論本位”日趨成為中國史學的主流價值觀，從而使史學與既有的敘事本位傳統漸行漸遠，這種背離約可以分為三大路向。

首先是疑古路向。五四前後，知識界對中國傳統的價值體系持普遍質疑與否定態度，隨之，對既往知識體系（包括史學體系）的質疑與解構成為學術風尚。以顧頡剛為主將的“古史辨派”即其代表之一。顧氏的疑古史學基於一個假設性命題，即“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意謂“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平心而論，古史辨派在思想史上的貢獻為推翻偶像，其學術貢獻則在於對史料作回溯反視式的知識考古，故功在史料學。但由於該學派立足於推翻“偽史”，故不稍認同於傳統史學的敘事本位，他們將全部力氣用於對史學傳統的解構，而在新歷史敘事範式的重建方面則鮮有作為。

其次是歷史哲學路向。１８世紀以來歐洲蔚為大觀的思辯的歷史哲學，作為歷史線型進化和現代化的話語體系，對中國現代史學發生了巨大影響，其中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影響尤為深遠。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對中國新史學的建構起到了奠基作用，提供了以往所無的宏大敘事的框架，但是由於政治權威導向和對馬克思主義史觀的教條式套用，導致了中國史學長期以來超強的學術話語一統。在此之下，中國史學固有的歷史敘事本位讓位於思辯性的“歷史規律”本位，史學個性讓位於變幻多端的意識形態共性。所謂“宏大敘事”往往體現為在某些經典的“規律”框架中填補合適的史料磚塊，幾部充分展示“偽敘事”風格的新官修正史風行天下。同時，史學界對歷史的考辨研究，則長時期陷身於“五朵金花”——是指建國以後到８０年代前期中國史學界集中關注的５個問題，即漢民族的形成、中國歷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當時對這些問題的學術討論常常受到政治運動與意識形態的左右之類的“偽問題”中而難以自拔。當塵埃落定之後才猛然發現，我們已在填充式的“偽敘事”和猜謎射覆般的“偽問題”爭鳴中荒廢了真正有所價值的歷史敘事。其典型後果是，至今拿不出一部今人寫作的、足以令讀書界——注意：是讀書界而不只是史學界——刮目相看的、至少讓人產生“經典”聯想的通史或斷代史著作，卻有著太多的方便應試的歷史教材。回望民國史林，我們難免不發出“九斤老太”式的噓唏。

第三是多元的方法論路向。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後，隨著學術思想的相對解禁，中國史學進入了多元化的方法論時代，其特點是對此前片面體現歷史規律和宏大敘事結構的本體論史學作悄然解構，轉而聚集於歷史之一時一事一地的局部性研究。其間，西方的系統論、結構主義、計量史學、心理史學、社會史、文化人類學、現代化理論等等都在中國史學研究中扮演過角色。應當承認，多元的方法論客觀上刺激了學者的靈感，拓寬了學者的視野，將歷史認知由皮相的總體認知引向局部和縱深。但也應看到，此際漸行的方法論普遍具有科學主義——也有玄學主義的，如心理史學——特征，存在片面追求歷史模型化的傾向，從而在歷史哲學路向之外形成了對歷史本體認知的方法論遮蔽。過分的模型化往往是以犧牲豐富而靈動的歷史精神為代價的，客觀上同樣導致了史學與歷史敘事的疏離。更有甚者，有些學者完全不屑於艱苦細致的史料工夫，只對沿著由西方人敲定線路的方法論旅行樂此不疲，導致了無可救藥的學術空疏。

盡管上述３種史論本位路向左右中國史學長達一個世紀，而且還將繼續發生影響，但我仍然相信疏離敘事並非中國史學的宿命，信心不僅建立在中國傳統史傳文化本能的敘事意識和精湛的敘事藝術之上，更建立在當代讀者乃至廣義的媒介受眾對歷史敘事永不衰竭的熱情之上。其實，西方同樣有著悠久燦爛的歷史敘事傳統，我們並非僅僅通過形形式式的歷史哲學和方法論來認知西方史的，而是通過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吉本、伏爾泰、朗克、房龍、布羅代爾等一系列史學大師的精湛敘事來認知與感悟西方歷史的。只有宏麗嚴謹的敘事才能證明，歷史其實不等於任何動機、任何背景、任何形式的歷史哲學或方法論的“空框”，而只能是一個豐潤俱足的實在。

　　三

最後再來談談歷史評價問題。

完整的歷史評價，應包括對歷史人物、事件、歷史走向等方面綜合的理性判斷。與文學、藝術、學術評論之類的最大差異在於，歷史評價總是直指歷史本體的，而本體從根本上說，又是人類欲知、求知而不可能知的東西，正因為如此，歷史評價必須面臨極大的風險。我認為，歷史評價至少應建立在以下幾種反思的前提之上：

其一是關於歷史的因果反思。任何一種歷史行為或歷史現象均不可能是單項性鏈式因果關系，而應呈現為“多因→多果→更多因→更多果”的網狀結構。由於時空暌隔，大量的因果關系不為後世所知，對歷史的評價極易落入今人視野中的簡單因果關系甚或想象的因果關系陷阱之中，從而使歷史評價淪為遊離於歷史實際的純個性化文本。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為例，現存的評價不是認其為革命的宗教，就是斥其為邪教。然而，比這些定性更為重要的是因果追問：洪氏何以會拋開傳統形式建立一種新的宗教？其思想源頭何在？多少是理性的？多少是感性的？作為宗教鼓動的直接結果，其政治動員力如何？在政治動員實現以後，拜上帝教又衍生出多少政治、軍事、倫理和文化後果？這些後果又有哪些成為其後中國近代化歷程中某些元素之因的？總之，歷史評價的同情與批判只能產生於復雜的歷史因果關系相對厘清之後，否則就容易成為鑿空之論。

其二是歷史的語境反思。存在即合理，合理才存在。所謂歷史語境是指歷史人物、事件、走向無不處在一個特定的時空與社會坐標之中，其合理與荒誕也只能是歷史坐標中的合理與荒誕。以道學（理學）的發生發展為例。中唐以後，佛教文化滋蔓朝野，競為時尚，幾欲取儒教而代之，其程度與今日社會的西化取向不相上下。故韓愈獨樹“道德”大旗，挺立儒教本位，其“道濟天下之溺”的思想反撥，與當代後現代、後殖民主義思潮極相類似。宋代道學趨於體系圓熟，而道學正式淪為科學網羅則是明、清兩代的事。因此，我們不可因道學末流而將唐、宋儒者在挺立中國本位文化方面的努力一概抹殺，而應將道學的流變置於歷史語境的流變中予以敘事和評估。

其三是歷史的意識形態反思。古語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種歷史認知的局限與無奈被克羅齊表述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被柯林伍德表述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又被胡適之戲稱為“歷史是個任人塗抹的小女孩”。這種無奈點出了這樣一個事實——歷史敘事往往是由意識形態這隻“看不見的手”來操縱的，無論是官方意識形態、民間意識形態，抑或是內化了的史家個人意識形態，都會對歷史樣態產生裁擇、抑揚、變形等諸多影響。例如，在五四啟蒙語境中，明清之際的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都成了中國歷史的“啟蒙思想家”。在“文革”後期的政治鬥爭語境中，一部中國歷史可以變形為一部儒、法鬥爭史。再如，袁世凱的北洋系政治勢力，在歷史敘事中習稱“北洋軍閥”，這一稱謂本身就隱含著意識形態所規定的貶義，在此之下，北洋的直隸新政、興業辦學等種種努力似乎都成了花裏胡哨的表演，對中國的現代進程不惟無益，反似有害。當我們習慣了政治話語的規定後，再來看諸如北洋時期北大獨有的自由、民主氣象，北洋政要對私立南開大學的個人捐資超過２００萬大洋（江蘇督軍李純甚至向南開捐贈遺產的四分之一）這些歷史現象時，竟會產生莫名的怪誕之感。如此例證，不勝枚舉。歷史敘事尚且如此，歷史評價的意識形態印記就更為主觀、感性，更易受時代話語左右，當然也更具不穩定性。

遺憾的是，建立在以上３種反思基礎上的歷史評價少之又少。絕大部分顯得平庸、淺薄，甚至庸俗，或追隨風向，強古為今；或翻案成癖，語不驚人死不休；或蒼白無物，“為賦新詞強說愁。”若干有關歷史評價的高頭講章中，幾十年一貫制地充斥著令人生厭的、永遠不會出錯但說了等於白說的腔調——諸如“一方面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如何如何”，“客觀上起到積極作用，但有其局限性”，“功大於過”、“過大於功”或“功過相抵”，等等，不一而足。我傾向於將類似腔調稱為史學界的“偽辯證法語言災難”，在此之下，學者似乎有所言說，實又無所言說，學術的認知陷於自閉，思維的機鋒成了“銀樣蠟槍頭”，很像武俠小說常說的“一劍封喉”。

筆者固執地認為，遊離於歷史敘事的歷史評價不過是“禪外說禪”而已，正如遊離於文學文本的文學評論談不上價值一樣。真正切中肯絜、啟人心智的評價只能出諸長於歷史敘事的“良史”筆下，惟“良史”能深通歷史的肌理。然而，“良史”往往不屑於評價，《史記》正文敘事洋洋灑灑，而“太史公曰”不過寥寥數語，因為只有“良史”才深知歷史有太多的不可言說之處，能把一個故事講清楚了，講好了，就挺不容易。

問題又繞回到歷史敘事傳統上去了。最後不妨套用一下胡適之先生的名言——“多寫點史書，少發些空論吧”。（何平，收藏自 2011-3-26 《新思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