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小良。譯 

那是十五年前的一個早春——這天，慘白的陽光照著剛吐綠芽的樹枝。年輕的我作為一名專門采訪治安消息的記者，正驅車駛向一處我不願看見的地方去。警方廣播報告說：一名男子在家中的車道上倒車時意外地撞倒了小孫女，導致了一樁死亡事故。

我把車停在警車和電視采訪車之間，立刻看見一個身穿棉工作服的壯實的白發男子正站在一輛小型運貨車旁。幾只照相機對準著他，記者們把話筒伸到了他的面前。這位老人看來完全處於迷惑之中，正竭力回答記者的提問。他幾乎只是在抖動嘴唇、眨著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不一會，記者們放過了那位老人，跟隨警察擁進了一間小白屋。在我想象中仍能見到那位倍受精神折磨的老人正俯首註視著車道上曾站著孩子的那塊地方。屋旁是一個剛培土的花台，不遠處有一堆黑油油的沃土。

“我當時只想到那兒去撒那些肥土，”老人對我說著，盡管我並沒有向他提問什麽，“我甚至不曉得她在門外。”他伸手指著花台，爾後又讓手垂回腰際，重又陷入了思慮之中。而我正如一個合格的記者那樣踱進屋去看有誰能夠提供那蹣跚學步的孩子的近照。

幾分鐘後，我速寫本上記滿了全部細節，口袋中插著一張那天真無邪的女孩在照相館拍的3×5寸的像片，又朝警察說的放屍體的廚房走去。

我隨身背著照相機，是那種又大又笨的“斯比·古勞”牌的。這當時就象征著新聞記者的身份。主人們、警察、記者和攝影師——所有人都已退回屋外去了。我跨進廚房來到現場。

從拉著帶縐邊窗簾的窗口透出的陽光照出，在一張塑面桌上躺著一個包在潔白被單中的纖小的身軀。那位祖父不知怎的總想避開眾人，他正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側對著我，絲毫沒有意識到我的出現，只是難以名狀地死死盯著裹住的屍體看。

屋里非常寧靜，時鐘在嗒嗒地走動。我看到，那老祖父慢慢向前傾下身軀，曲起雙臂猶如括號一般圍住了小身形的頭與足。然後他把頭抵在裹屍單上，久久地動也不動。

在這寂然無聲的時刻，我預感到將會產生一張有獲獎希望的新聞照片。我測定著光線，調好光圈和距離。在閃光燈上安好燈泡，舉起照相機，從取景框中構成畫面。

畫面中的每一組成部分都堪稱完美無缺：身著樸素工作服的祖父；背襯著陽光的白發；包在被單中那孩子的小身形；窗邊墻頭上黑色鐵支架和“世界博覽會紀念盤”所烘托出的這間陋屋中的氣氛。外面，可以看見警察正在檢查運貨車那致命的後輪，而孩子的父母親則依在相互的臂膀上。

我不知道在那兒站了多久，仍不能按下快門。我強烈地意識到即將攝成的照片必定具有驚人的新聞效果和價值。我那職業責任感催促我將它攝下來。但我無法讓手點燃閃光燈，那無疑會打擾可憐老人那痛苦的內心世界。

我最後放下了照相機，悄悄地退出了屋子。我萬分震驚地對自己是否適應新聞職業產生了懷疑。當然，對於這次失去獲得新聞照片佳作機會之事，我沒有告訴城里的編輯和同行們。

每天在新聞廣播或報紙上我都能看到處於極度痛苦和失望中的人們。人類的苦難已經成為一項可供觀賞的運動了。當我有時在看新聞電影時，就不免想起那麽一天。

對我當時的所作所為，我至今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