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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代表直播賣红棗

原題：全國人大代表尤良英：我們用直播銷完了聯合社所有產品

中國光明日報記者 王瑟

晚上8點，全國人大代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師13團11連職工尤良英準時開始直播：“朋友們，這是我們種的紅棗，肉厚核小、味道甜、口感好，關鍵是整個種植過程綠色無公害，價格也實惠，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單了！”

                                       尤良英正在做直播。光明日報報記者王瑟攝影

“只要在家裏，我一般都在晚上開直播。今年春節前，我們聯合社賣光了所有生產出來的產品，銷售額達3000多萬元。特別是在去年疫情期間，全國各地的網友支持我們的網上直播帶貨，塔里木大學專門在校園裏為我們安排了直銷專櫃，讓豐收的葡萄順利售出，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

去年4月2日，尤良英任理事長的阿拉爾市萬農種植專業合作社聯合社正式揭牌，原本各自為政的數家農民專業合作社走上了聯合經營、抱團發展之路。截至目前，聯合社吸納的果農已有560多戶1200多人，統一管理的林果面積超過1.1萬畝。

新變化不僅在於規模的擴大，聯合社有更長遠的打算。2018年，尤良英將自己經營的部分紅棗園按照標準園進行大膽改造，把原來的株距擴大兩倍多，並施以更加科學的管理，年底經過比對發現，不但投入成本降低，而且紅棗品質明顯提高。這種有別於傳統的種植模式，她稱之為“綠色種植模式”。

去年全國兩會前的5月17日，原計劃她要從阿克蘇前往烏魯木齊市後再去北京，但因為下午3點半有一場直播，她不得不改簽機票，推遲兩個小時才出發。“那場直播，我們直播間最高人氣達到64萬，感謝全國這麼多網友的支持。鄉村振興，八方助農，讓我們一起為脫貧攻堅，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尤良英興奮地說。

她的頭條賬號裏有不少視頻作品：在棗林裏直播紅棗管理技術，在田間直播栽種紅苕，在葡萄架下直播葡萄生長情況……鏡頭中，“尤大姐”置身地地道道的田園風光，講著不太標準的普通話，熱情又親切。直播帶貨、視頻推薦，種種電商新玩法，尤良英都掌握得很熟練。為此，她得了一個新綽號——“阿克蘇薇婭”。

直播帶貨忙得不可開交，深入基層學習傳達全國兩會精神更讓她奔波在路上。去年全國兩會剛一結束，她就來到基層一線，為各族幹部群眾宣講兩會精神。她常說：“把廣大基層幹部幹事創業的手腳，從形式主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為擔當者擔當，讓履職者盡責。這是我聽了政府工作報告後最觸動和感動的一句話。”

說起自己的宣講和直播帶貨，尤良英總會講到這樣一個細節：一次直播中，有網友問尤良英能保證棗樹種植過程都是綠色的嗎？尤良英堅定地回答：“必須堅持綠色種植的道路，我們每一顆‘尤棗’都讓消費者放心。成立萬農合作社聯合社的初心，就是通過更多人的加入，抱團取暖，共同致富，一起抵禦市場風險，把我們這幾年蹚出來的經驗，比如提質增效的科學種植方法，將數量變質量、將產品變商品、將商品變禮品等新辦法，分享給大家。”

尤良英說：“我認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目標在打贏，核心在精準，最關鍵的是將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轉變貧困戶思想，依靠激發貧困戶的內生動力實現穩定脫貧。貧困戶有了‘造血’能力，再為他們提供好的平臺，持續穩定脫貧就不是問題。”

說起今年的全國兩會，尤良英說她準備了多份建議，特別是關於支持新疆農產品精深加工的建議，就是希望能為新疆的特色林果業發展帶來新的發展希望。《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27日 03版）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2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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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起雲湧海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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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推薦二十五。

陳明發院士·失憶的族群，從何談繼往開來、走出新路？


（Photo By 沙巴文化攝影家、沙巴海絲會理事、可樂達人劉富威）

SOUTH CHINA SEA 南中國海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marginal sea that is part of the Pacific Ocean, encompassing an area from the Singapore and Malacca Straits to the Strait of Taiwan of around 3,500,000 square kilometres (1,400,000 sq mi). The area's importance largely results from one-third of the world's shipping transiting through its waters, and that it is believed to hold huge oil and gas reserves beneath its seabed.

It is located：

south of mainland China, including the island of Taiwan, in the east;

east of Vietnam and Cambodia;

west of the Philippines;

east of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Sumatra, up to the Strait of Malacca in the west; and

north of the Bangka–Belitung Islands and Borneo


The minut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collectively an archipelago, number in the hundreds. The sea and its mostly uninhabited islands are subject to competing claims of sovereignty by several countries. These claims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variety of names used for the islands and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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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發《濱雪鄉鎮》

陪中國友人遊走了“濱雪鄉鎮”，在巴生、巴生港口（自貿區）與瓜雪走了一趟，落腳瓜雪巴西不南邦漁村 的民宿住了一宿。

最難忘的，是在雪蘭莪河與馬六甲海峽交界的水面，近距離觀賞海鷹。

我上一回到來這景點是在今年八月，短短三個月，這裡除了更多的海鷹外，還多了許多海鷗，讓中國友人興奮翻了。

加上夜裡晚餐後到甘榜關丹看螢火蟲。

他們覺得瓜雪的原生態旅游資源，是什麼也沒法子替代的。我想起八月間到來時，是和中國北京與遼寧撫順友人一道來的，他們那種忘我的開心真是無價。

那個景點也是觀賞落日、晚霞的好去處。連海天一色連接處的亮光，都讓他們感到新奇而歡喜。

那一刻，大自然與人的無縫融合，快樂真是很簡單。馬來西亞的原生態，是我們最後、最珍貴的旅遊夥伴。

註1：白天的時候，在鄰近八丁燕帶的雪蘭莪州水果谷，經理親自帶領我們和中國友人參觀。開車到寵物區時，巧遇附近雪蘭莪州大學的一群女學生到來做鄉野調查。大家一面喝新鮮摘下的椰水，一面和年輕人合照。其中一位馬來姑娘還向中國友人炫了幾句標準的普通話。果園經理透露，這地方其實適合做露營地。


註2：鄉音 鄉鄰 鄉德 鄉土 鄉景 鄉情，值得關注的特色

註3 https://goo.gl/wzmfEc

註4 https://goo.gl/p3iKGP

註5 https://goo.gl/GdxuKP

（7.11.2017 臉書）

濱雪海域：每個人都有一份體驗

關於濱雪海域鄉鎮的體驗叙事，一位文友透露，1970年代中，她在適耕莊教書兩年，小雨後的傍晚時分，常在遼闊的稻田上空看到180度半圓的雙彩虹。原來我們不覺得出奇的景觀在他人眼中卻是難得的景緻，真個身在美景不知惜眼福。(近年來該地迅速發展，應該不易見到了。)

真的很希望下一回在濱雪能看見她所說的雙彩虹。雙彩虹對我有特別的意義，我從柔佛老家捧著母親骨灰甕到士毛月靜安林安放時，那個傍晚雨後遠遠的天際就有雙彩虹......

1990年代杪到適耕莊，夜裏看見稻田遠處濒海處一輪大圓月幾乎接觸到海水。一般銀幕的月亮佈景都沒它大和亮。

說濱海體驗，带上一筆。沙巴邦國最北鄉古達，也是馬來西亞最北鄉，有位海南籍貫的酒店業者 孫家謙甲必丹，今年收到海南島鄉親來訊：紀念春節家中團圓飯，要添菜，添一道 南洋美食，需要孫家謙給他找佐料，同時用視頻微信他們怎樣炸這道美食，再問清楚，原來是炸香蕉。這群鄉親之前到過古達省親，吃了沙巴的炸香蕉後念念不忘。可是，一直也很困擾：海南島也有香蕉啊，用面粉油炸後，怎麼就是軟趴趴，一點也不像沙巴的香脆好吃。後來搞懂了，是佐料不一樣、用油不一樣的關系。炸香蕉在馬來西亞其實擁有”美食文化遺產“的地位，只是我們都覺得太尋常了。有時候走下一條街，有三間店就有三檔炸小吃。太普通了。可是，對遊客來說，真難忘啊。

這些地方創生纪事，一路都讓人想像，絲路文青怎樣走在一起，来到有一定人氣的創業根據地，有一定流量的互聯網平臺，接軌微信、臉書等有效社群媒體，後面是“一帶一路”的熱血會賢達與企業，還有富有經驗的各年齡層社會企業推手，都到場了，準備好了文青所需要的資源，在眼下最受寵愛的一帶一路夥伴的，文萊與菲律賓鄰居供貨區：沙巴—砂拉越國邦就等待大家的參與。

趁冠毒讓很多計劃都煞车而需要重新思考，這些年的概念路徑碎片，可以收拾組織一下，以便再出發：

絲綢之路文化基金專頁

愛墾納達故事城臉書

文化旅遊臉書

懷舊情懐臉書

跨界·絲路：文創青年關懷濱雪一帶一路

濱雪鄉鎮畫家陳幹逸

雪州瓜雪而欖鬍鬚港海鮮

臺灣木業文創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續上) 第二十一章《歷史的新頁》

中國人移居南洋，經歷了近千年的歷史。作為來自文明古國的和平移民，他們給南洋帶去了先進的技藝、勤儉的美德，他們用辛勤的勞動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作為居住在外國的中國公民，他們對祖國懷有耿耿赤子情，與祖國榮辱與共，有著愛國愛鄉的光榮傳統。在長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南洋華僑雖然也有過種種變遷，有不少人已經完全融合於所在國的社會，但就整體來說，他們仍然是僑民，仍然是生活在一個華僑社會中。在南洋，華僑學校遍佈，華僑社團林立，中文招牌、中文書刊處處可見，中國普通話、方言處處可聞，華僑中完整保留著中國傳統的節慶習俗。華僑以中國為祖國，關心祖國的動態和安危。他們把居住國稱為“他鄉”，在這里僅僅是“作客”旅居，最終依然是落葉歸根，返回“唐山”(中國)。

然而，這一切已成了歷史的陳跡。

變化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的。隨著戰後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一批新興國家崛起了。東南亞的歷史新頁已經掀開。南洋華僑社會也發生了本質的、深刻的、多方面的變化，在這些變化中，最重要的是國籍的變化。

從20世紀初以後，南洋華僑就一直為雙重國籍問題所困擾。在一些華僑的居住國，統治那里的殖民主義者，是依據出生地原則確定國籍，把出生於當地的華僑當成本國的屬民。而1909年清朝政府頒佈的國籍法實行的是血統主義原則，它明確規定凡是中華種族的人，不論是否出生於中國，都屬中國國籍。這樣，許多華僑就擁有了雙重國籍。這意味著某個人同時是兩國的公民，享有兩國法律規定的權利，並同時對兩國承擔義務。這是一個十分不正常的歷史現象。在東南亞各國紛紛獨立後，這個問題不解決，會釀成爭端，使華僑處於兩難的境地，也不利於中國和有關國家友好關係的發展。中國政府明確宣布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原則，並在1955年根據這一原則和印度尼西亞政府簽訂協定，在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平等協商解決了雙重國籍問題。以後，中國政府又多次重申了這個原則，願意看到自己住在國外的公民按自願原則加入居住國的國籍、完全效忠於他們所在的國家。一旦這樣，自然就意味著他們不再具有中國公民的資格。而東南亞各國的華僑，從長期的經歷中也深刻體會到，離開了各居住國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就失去了依托，當然也就談不上自身的存在與發展。另一方面，東南亞各國政府在如何對待華僑的問題上，經過曲折反復，最終也逐漸認識到，生活在自己國家里的中國移民，是一個積極的社會群體，他們的經濟實力是完全可以納入本國經濟的發展軌道，成為本國民族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對華僑的加入所在國國籍，采取了相對寬容的政策。這樣，許多華僑紛紛依據各所在國的法律，放棄了中國國籍，成了所在國的公民。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變化，今天生活在東南亞各國的中國移民，保留中國國籍的已經很少，約有95%以上的人都加入了所在國的國籍，成為華人(族)。華僑的“落葉歸根”觀念已演變為華人的“落地生根”觀念；昔日被認為是“他鄉”的居住國成了故鄉，而“唐山”故鄉卻成了他鄉。“海水到處，便有華僑”成了歷史陳跡，它讓位於“海水到處，就有華人”的新格局，一個嶄新的華人社會正在興起。

與國籍變化相聯系的是華僑經濟演變為華人經濟，成了當地民族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湧現了一批經濟實力要比陳嘉庚、胡文虎、黃仲涵、黃奕住等華僑資本家強大得多的華人企業家，他們在東南亞的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新一代華人的知識結構和素質也大大不同於他們的祖輩，他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出現了一批高級的文教科技人才。由於成為當地公民，他們的政治法律地位也發生了變化。華人正沖破種種阻力、歧視，爭取本身的合法權利，積極參政，享受公民權利，承擔公民義務。

這是一個符合歷史潮流的變化。

華人不同於華僑，二者任何時候都不能混同。但是，華人和中國人民之間固有的種族、親情、文化聯系依然存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仍會在這些異國的炎黃子孫身上得到弘揚。他們的歷史源頭在中國，但植根於南洋沃土新地。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我們的歷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時才開始的，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國文明創始時就開始。這段歷史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們繼承了這個系統和文化。”①這些文化價值觀幫助新加坡獲得成功，因此要珍視它。李光耀的話反映了東南亞華人面臨的現實，即在譜寫歷史新篇時，不忘歷史的源頭，不拋棄傳統中的精華。“華僑時代”雖已過去，但歷史是不能割斷的。今日終究是昨日符合邏輯的發展結果。足跡遍及東南亞各地的華人一定會像他們的華僑先輩一樣，在創造中奮進，為各自國家的繁榮昌盛貢獻力量。（延續閱讀《沉思·海上絲綢之路》）

註釋：華社新加坡1991年2月18日電。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第四節·九名中國外交官被害

太平洋戰爭爆發，南洋淪於日本侵略軍的鐵蹄之下。在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占領時期，日本侵略者對華僑的殘害是十分慘無人道的。喪心病狂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置國際公法於不顧，竟然殺害了楊光泩〔sheng生〕(駐馬尼拉總領事)、卓還來(駐北婆羅洲山打根領事)等九名中國外交官。

楊光泩(公元1900—1942年)、卓還來(公元1912—1945年)，分別畢業於清華大學、聖約翰大學，而且還分別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的博士。楊光泩擔任過華盛頓大學、喬治城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主編過報刊，資歷頗深。1938年，楊光泩派駐馬尼拉總領事，卓還來在1940年任山打根領事。此時，祖國大地正烽火連天，人民在浴血抗戰，東南亞也戰雲密佈，日本的“南進”戰略正在執行。

楊光泩赴菲律賓前後，華僑已在當地開展了抗日救亡運動，成立了“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抗敵會”)等抗日救國團體，類似團體一時多達百餘個。菲律賓華僑為祖國的抗戰，出錢出力捐飛機，組織“菲律賓華僑抗日義勇隊”回國參戰，僑領李清泉還是總部設在新加坡的全南洋華僑抗日最高領導機構南僑總會的兩位副主席之一。對於華僑的抗日救國運動，日本人恨之入骨，早在南侵前就派特務間諜收集了情報。1941年12月中下旬，日軍登陸呂宋島，從南北兩面夾擊馬尼拉。

日軍一占領馬尼拉，首先迫害愛國僑領，他們的生命財產必然受到威脅。在形勢危急的關頭，中國駐馬尼拉總領事館，采取了各種防患措施。他們曾一度考慮疏散華僑，但馬尼拉城內華僑太多，要在極短的時間里完成集體疏散任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作出了“希望華僑特別是抗日活動分子設法自救”的決定，同時組織文教人員疏散，指揮銷毀各種救國活動的捐款票據、公債登記、人員名單、文件記錄，以免落入敵手。珍珠港事件前夕，中國政府在美國印制了一批貨幣。正在運回國內途中，戰爭爆發了，這批貨幣滯留在馬尼拉海關。如果這筆巨款落入日寇手中，必然給國家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總領事館全館緊急動員奉命將它們銷毀。

當時總領事館的外交人員共8位，對於自身的安全，楊光泩總領事沒有作更多的考慮，因為根據國際公法有關交戰國不殺敵國外交人員的條款，日本人是不能對他們下毒手的。當日軍登陸，美國駐菲律賓司令官麥克阿瑟撤退時，還為楊光泩等預留了機位，他婉言謝絕了。全體館員會上他宣佈“身為外交官員，應負保僑重責，未奉命令之前，絕不擅離職守”。

1942年1月初，楊光泩等八名中國總領事館官員被日軍拘留，同時被拘的還有40余名愛國僑領。日本占領當局脅迫他們接受三個條件：

(一)通電重慶政府對日“媾和”，並宣佈擁護南京汪精衛漢奸政權；

(二)在三個月內，為日占領當局募集相當於旅菲華僑1937—1941年給重慶政府捐款(1200萬比索)的雙倍錢款；

(三)組織華僑協會，與日本占領當局合作。

並說如果這些條件能被接受，被拘人員即可獲釋，被凍結的財產也可以發還。限兩日內答復。

但被扣的中國人大義凜然，嚴辭拒絕了敵人的要求。威逼失敗，日寇就將中國外交官和華僑投入監獄。楊光泩等八名外交官在聖地亞哥炮臺潮濕的地牢里受盡嚴刑折磨。4月17日，日占領當局不顧國際公法，以所謂進行“抗日活動”、軍事上協助重慶政府、抵制日貨和“擾亂”治安等“罪名”，將他們秘密處死。在敵人的屠刀面前，八名中國外交官英勇不屈，表現了可貴的民族氣節。

在拘禁楊光泩等中國駐菲律賓外交人員的同時，卓還來也在山打根落入日寇魔爪。1942年1月19日，日軍占領英屬北婆羅洲山打根，中國領事館未及撤出，外交人員陷入敵人包圍中。日軍沖入領事館時，中國國旗仍高懸著，卓還來在辦公桌前鎮定自若。敵人迫令他交出文件，他將灰燼示之。日軍大怒，立即逮捕卓還來和其他官員、家屬。日占領當局威迫卓還來，如果投降加入南京汪精衛政府，既共享“大東亞共榮”，他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子女也可獲自由。對於敵人的威逼利誘，卓還來“淡然一笑”，斷然拒絕合作。

在以後的三年多時間里，卓還來被囚禁於集中營，做伐木、築路等苦役，並在北婆羅洲各地被轉移，生活條件極為惡劣。身心備受摧殘的卓還來始終不向敵人屈服，他從日軍辦的報紙的字里行間，捕捉到了敵人行將失敗的信息，對抗日必然勝利，信心十足。

各地華僑盡其所能，從物質上給予他很多幫助，送飯送菜送醫藥，他們還計劃幫助他逃離魔窟。特別是到了1945年年初，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敗局已定。盟軍飛機頻頻空襲。為躲避空襲，日軍對卓還來的管制有所放松，他的行動有些自由，華僑就為他擬定了逃走的計劃。卓還來婉辭了，他充滿深情地對好心的華僑朋友說：有大家幫助，逃走是很容易的，但日軍抓不到他，必然要加害整個地區的華僑。幾年的艱苦都過來了，現在和平即將來臨，他不能拋棄大家而逃走。他勉勵華僑“不要灰心，不要忘記祖國。祖國是不會忘記我們的。要耐心地等待勝利的到來，中國必將成為世界強國”！7月6日淩晨，卓還來和另外四個西方難友被日軍殘酷地殺害。此時，離日軍投降只有個把月的時間了。

歷史總是公正的。

1945年8月，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1946年初，殺害楊光泩、卓還來等九名中國外交官的劊子手們被處決。1947年，楊光泩、卓還來等九名烈士的遺骸歸葬祖國。在菲律賓、北婆羅洲、新加坡舉行了悲壯的公祭和送行儀式。是年7月8日，中國政府在南京隆重祭奠九英烈。9月3日，烈士遺骸安葬於南京菊花臺忠烈公園。在他們犧牲的馬尼拉、北婆羅洲也建有紀念碑，銘誌其績。(下續)

第三節“三年零八個月”

1941年底，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在不到半年時間里，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片土地淪為日本的占領區。“三年零八個月”(指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至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對生活在南洋地區的1000萬華僑來說是苦難、悲慘的歲月。華僑遭到殘酷的屠殺、掠奪。以新加坡為例。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淪陷，日本占領軍當局下令集中全島華僑，進行所謂“大檢證”(大檢舉)，前後進行了將近一個月，至少有七萬名華僑被檢舉，約有25000人慘遭殺害。“新加坡大檢證”是和“南京大屠殺”齊名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其他如在菲律賓、馬來亞，類似這類“檢證”的慘案也發生過。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無論如何也是洗刷不盡的。日本侵略者還在經濟上進行掠奪，如強迫新加坡和馬來亞華僑繳納5000萬元巨款作為“奉納金”。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僑也有被勒索大量“獻金”的事件，再加上經濟上實行壟斷政策，華僑經濟幾乎崩潰，生活處於絕境。

“三年零八個月”既是苦難的歲月，又是南洋華僑參加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光輝歲月。

戰鬥的第一幕是壯烈的新加坡保衛戰。1941年12月8日，日軍在新加坡登陸，英軍節節敗退，在英國海峽殖民地總督的要求下，當年年底成立了以陳嘉庚為主席的“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參加者包括華僑各界人士。“總會”下設若干個部，其中民眾武裝部組建了一支近3000人的華僑義勇軍，領導人是林江石。稍經訓練的義勇軍隊員，手持英國殖民當局發下的舊槍，就開赴保衛新加坡的前線。他們英勇作戰，在海岸阻擊登陸的日軍，給來犯之敵很大的打擊。直至1942年2月13日，英國當局決定放棄新加坡，華僑義勇軍才宣佈解散。新加坡保衛戰的時間雖然短暫，但華僑義勇軍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戰鬥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在日軍占領東南亞時期，各地華僑還建立了抗日組織，如菲律賓的“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印尼棉蘭的“華僑抗日協會”，蘇門答臘的“蘇島反法西斯同盟”，爪哇的“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西加里曼丹的“西婆羅洲反日同盟會”，越南的“越南華僑救亡會”，緬甸的“緬甸華僑戰時工作隊”等，這些組織冒著極大的危險，開展地下抗日活動，出版秘密報刊，支持僑居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立下了功勛。

建立抗日武裝，堅持對占領軍開展遊擊戰爭，也是華僑反法西斯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兩支武裝力量是較為突出的，一支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另一支是“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支隊”(簡稱“華支”)。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骨幹力量和基本成員都是華僑，開始時只有160餘人，在三年半的戰鬥中，隊伍越來越壯大，後來發展成為一支有八個獨立隊的7000人的隊伍。這支隊伍在馬來亞運用靈活的遊擊戰術，誘敵深入，曾和日軍作戰340多次，粉碎了敵人10多次的大規模圍剿，擊斃、擊傷敵軍5000多人，也有1000多名戰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支隊，也叫48支隊，1942年5月成立。這是一支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隊伍。它在戰鬥中不斷壯大起來，從開始時的50餘人發展到700多人，共分為六個大隊，經歷了260多次戰鬥，殲敵2000多人，戰績赫赫，揚威呂宋。菲律賓建了一座“菲律賓華僑抗日烈士紀念碑”，紀念戰士們的不朽功績。

此外，潛入馬來亞敵後活動的東南亞盟軍136部隊中也有不少華僑，他們曾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合作。該部隊馬來亞區華人區長林謀盛，新加坡淪陷前夕曾擔任“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的勞工服務部主任。1943年11月潛回馬來亞，聯絡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共同行動，準備配合盟軍反攻，次年4月不幸被捕，在獄中威武不屈，犧牲時年僅35歲。

經過艱苦卓絕的戰鬥，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贏得了勝利。南洋華僑飽經苦難，和各國人民一道迎來了大地重光。他們和當地人民一道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並肩戰鬥，在戰爭浩劫的廢墟上重建家園，華僑和當地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戰爭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安危興衰應該和長期居住的南洋融為一體，應該為它的繁榮、穩定、發展傾注更多的心血，並在整個南洋的發展中去求得自身的存在與發展。（下續）

印度尼西亞華僑為抗戰前線派出了醫療隊。組織人是著名醫生柯全壽。醫療隊的醫生、護士和司機都是自願報名，並經嚴格挑選和訓練後才登程的。醫療隊在前線艱苦的條件下救死扶傷，為抗戰作出了貢獻。還有許多印尼華僑青年沖破重重困難，參加抗日隊伍，英勇戰鬥，甚至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女英雄李林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李林(公元1916—1940年)是印尼華僑，14歲時回國，先後在廈門、杭州、上海念書，開始參加抗日救國運動。

1936年到北平民國大學學習。1937年被派到山西、綏遠一帶進行武裝鬥爭。擔任過平魯抗日遊擊隊第八支隊政治部主任、120師獨立第六支隊騎兵營教導員等職務。她經常手持雙槍，率領騎兵奇襲敵軍，戰果赫赫，有“雙槍女英雄”的美譽，日本侵略軍懸賞重金緝捕她。1940年4月26日，李林在戰鬥中壯烈犧牲，年僅24歲。這位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南洋華僑回國參戰，突出的事例，還有滇緬公路上的3000多名“南僑機工”。

“南僑機工”的全稱是“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這是抗日戰爭時期從南洋等地回國支援抗戰的華僑汽車司機和修理技工的統稱。抗戰爆發，東南半壁河山淪陷，沿海的口岸、對外交通要道被占領或封鎖了，國際軍援物資運入困難。1939年年初通車的滇緬公路，成為抗戰時期中國大後方的唯一國際通道。設在昆明的西南運輸總處主任致電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希望他出面代為招募一批華僑機工回國，以解決滇緬公路上汽車機工缺乏的問題。

南僑總會立即在1939年2月7日發表通告，號召機工回國服務，並定出了條件。廣大南洋華僑熱烈響應號召，報名十分踴躍，出現了許多動人的事例。機械工程師王文松，在新加坡每月有相當於國幣700元的收入，而到滇緬公路當機工，月薪僅國幣30元，但他自甘犧牲，不僅自己去，還招了10多個同伴，帶了全副機修器械回國。李月美，女扮男裝與弟弟一起回國參戰。一次翻車受重傷，在醫院搶救時方發現她是女性，曾被報紙譽為“當代花木蘭”。類似的事例還有不少，它們生動地反映了南洋華僑青年的愛國情操和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執著追求。

在1939年短短的半年內，來自新馬、印尼、泰國等地的機工共3200餘人，分別從新加坡和檳榔嶼出發，踏上了回國參加戰鬥的路程。

滇緬公路從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戍，全長1200公里，是抗戰時期中國與東南亞聯系的紐帶。這條新修成的公路，要翻越高黎貢山和大王山兩座高山，渡過怒江、瀾滄江、漾濞〔yangbi樣必〕江三條大河，出沒深山老林，“煙瘴之地”，全程要行駛七八天，十分艱險。


南僑機工回國後，在昆明經過短期集訓，就奔赴滇緬公路沿線，投入緊張的軍事運輸。滇緬公路不僅路情複雜，氣候多變，懸崖陡坡，泥濘塌方，險情屢屢，而且瘧蚊猖獗，許多人死於惡性瘧疾。日軍為封鎖滇緬公路，還派飛機狂轟濫炸，機工的安全時刻處在嚴重的威脅之中。1940年，統治緬甸的英國政府在日本的誘逼下宣佈封閉滇緬公路三個多月(7月至10月)。

南僑機工組織了一次突擊“大搶運”，趕在封閉前將大批軍用物資運入中國境內。公路重開後，日軍飛機重點轟炸橋梁，企圖切斷交通線的咽喉。1941年1月23日，地理位置重要的功果橋在九架敵機的輪番濫炸下，有一半橋面墜入瀾滄江中，敵人以為公路中斷了。然而，南僑機工卻用144個汽油桶紮成大浮筏，冒險搶行，及時將物資運達彼岸。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緬甸淪陷，滇緬公路運輸被迫在次年5月中斷。


在三年多(1939—1942年)時間里，3000多名來自南洋的中華兒女，出生入死，日夜奮戰，保證了一條具有戰略意義的交通動脈的暢通，光是軍火就搶運了45萬噸之多，有力地支持了抗戰。

機工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有1000多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海內外的炎黃子孫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歷史上的豐功偉績。在馬來西亞的檳榔嶼和雪蘭莪都樹立了殉難機工的紀念碑。在中國滇緬公路的起點——昆明樹立起一座“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碑文肯定了南僑機工的不朽功勛：“他們以自己的生命、鮮血和汗水，在華僑愛國史上譜寫出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也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史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下續）

第一節“南僑總會”

抗戰爆發，南洋各地華僑紛紛建立抗日救亡團體，籌款賑濟祖國傷兵難民。“新加坡、馬來亞籌賑會”、“緬甸華僑救災總會”、“菲律賓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印尼華僑救濟祖國災民慈善委員會”、“暹羅(泰國)華僑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等救亡團體相繼成立。為了將南洋各地的人力物力集中統一起來支持祖國的抗戰，1938年夏，印尼華僑領袖莊西言和菲律賓華僑領袖李清泉，聯名寫信給陳嘉庚，建議成立南洋華僑抗日救亡的最高組織。陳嘉庚完全贊同莊、李二人的主張，並積極主動地領導了籌組工作。

1938年10月10日，來自南洋各地的40多個愛國團體的代表共160多人，齊集新加坡華僑中學，宣佈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被選為主席。由於當地政府的限制，不允許華僑公開用“抗戰”的名義捐款，只好以“籌賑”為名，募集錢物支援祖國抗戰。南僑總會號召南洋華僑：“各盡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勵自勉，踴躍慷慨，貢獻於國家！”南僑總會的誕生，是南洋華僑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標誌著在抗日旗幟下的愛國華僑大團結局面已經形成。在南僑總會的領導下，南洋抗日救亡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這類團體已增至700多個。他們開展了多種多樣的抗日救亡活動，而以募捐的成績最為突出。僅1938年和1939年兩年，南僑總會的各地分會共募得一億四千多萬元，占同期海外華僑捐款總數的70%，匯回祖國及時支援了抗戰的需要。 

當時的口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陳嘉庚從“新加坡籌賑會”成立之日起，即帶頭每月認捐2000元，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同時，帶頭購買救國公債10萬元。李清泉購買救國公債40萬元，他病重彌留之際，囑咐家屬將遺產的一部分共10萬美元贈給中國政府，作為撫養難童之用。出錢出力的不僅有富裕的華僑領袖，而且遍及各個階層，包括店員、工人、教師，他們節衣縮食捐獻，湧現了一些十分動人的事例。印尼坤甸市華僑馬細旦是一個殘疾人，以手代步，靠行乞度日。抗戰爆發後，基於民族感和愛國心，他在市中心區，“乞錢為祖國難民請命”，在兩天的時間里，籌得荷幣40盾，如數捐助祖國抗戰。馬來亞山打根華僑鄭潮炯，以小販為業，曾七次沿門義賣瓜子籌款。1940年初，得知自己的父親在家鄉被日機炸死，他悲憤交加，把親生的小兒子賣了80元作為捐款交出。他接著放棄小販生涯，奔走各地，共募集了2800多元抗日捐款。印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華僑劉長英的兒子在空戰中為國獻身。祖國政府向他頒發撫恤金一萬元。劉長英將它全部捐贈祖國，作抗戰軍費。 

南洋華僑不僅捐款，也積極捐贈抗戰所需衣物。南僑總會捐獻各種汽車200輛，菲律賓華僑在世界各地獻機救國運動中，集資捐贈飛機15架，命名為“菲律賓華僑飛機隊”。

陳嘉庚領導下的南僑總會在支援祖國抗戰中的功績，人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第二節回國參戰

南洋華僑不僅從財物上支持祖國抗戰，而且還有許多熱血華僑青年，拋棄了海外較為優裕的生活條件，回到戰火中的祖國，在抗日戰場上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

1938年，“菲律賓華僑抗日義勇隊”組成回國。義勇隊的成員是通過公開征集，審查合格後才吸收進來的，人數共六七十人，負責人是年僅24歲的沈爾七。經過短期培訓，義勇隊首批共28人於1938年1月由馬尼拉啟程回國。這支小小的隊伍，沖破種種阻撓，歷盡艱辛，在福建西部參加了新四軍二支隊，改名為“菲律賓華僑回國隨軍服務團”，服務團在團長沈爾七領導下，配合新四軍，開展抗日的宣傳工作。沈爾七曾兩次奉派回到菲律賓，繼續組織僑胞的人力物力支援祖國抗戰。1941年，沈爾七第三次回國後，不幸在廣東東江地區的抗日遊擊戰爭中犧牲，年僅28歲。（下續）

第三節僑報僑刊

在中國本土以外，由華僑創辦的中文報刊是19世紀80年代出現的。在此以前，東南亞出版過幾份由外國傳教士辦的報刊，1807年在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最早出版的一份。這份月刊前後出版了六年，雖然也登載一些新聞及天文、地理等知識性的文章，但主要是有關宗教方面的內容，因為傳教士辦報的宗旨是傳播基督教教義。類似的報刊有《特選撮要每日記傳》(1923年巴達維亞創刊)。東南亞第一份由華僑創辦的中文報刊是《叻報》。

1881年《叻報》在新加坡出版。創辦人是薛有禮，他是第五代的華僑；主筆是聘自香港的葉季允，這位多才多藝、詩文俱佳的撰稿人，任職《叻報》前後達41年之久。19世紀末在東南亞還陸續出版了《星報》、《天南日報》、《日新報》(新加坡)、《華洋新報》、《嶼報》(檳榔嶼)、《華報》(菲律賓)等七家報紙。由於人力、財力等原因，這些報紙大多曇花一現，只能維持短暫的幾年甚至幾個月。只有《叻報》是個例外，它堅持出版了51年，直到1931年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才停刊。《叻報》是當時東南亞最有影響的中文報刊。

20世紀初辛亥革命前後，東南亞出版了很多報刊，它們的政治傾向鮮明，圍繞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派和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之間的矛盾，形成不同的派別。

1904年由陳楚楠、張永福集資創辦的《圖南日報》是一份公開宣傳革命的報紙。它在清王朝和各種保守勢力的激烈攻擊下，辦得很有特色，從創刊時的每日30多份逐漸銷到2000多份，影響日益擴大。但由於財政上的困難，只堅持了兩年時間就停刊。新加坡在1905年出版的《南洋總匯報》和1907年出版的《中興日報》，前者守舊保皇，後者宣傳革命，針鋒相對。1910年檳榔嶼出版了《光華日報》，它後來逐漸取代了《中興日報》，成為新馬地區革命派最主要的宣傳陣地。這一時期在印尼出版了《泗檳日報》、《華鐸報》、菲律賓有《警鐸新報》、緬甸有《光華日報》、泰國有《漢京日報》。

辛亥革命以後的30年，隨著清王朝被推翻，東南亞各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華僑自身經濟力量的增強，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中文報業蓬勃發展。

在新加坡，除原有的《叻報》外，這時期創辦了七份報，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南洋商報》1923年由陳嘉庚創辦經營，從國內聘請文化水平較高的知識分子編報，內容豐富多采，是當時東南亞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星洲日報》創刊於1929年，是繼《南洋商報》之後的另一家影響較大的報紙，這家報紙的創辦人胡文虎還辦了《星中日報》、《星檳日報》等一系列“星”系報紙。這一時期在馬來亞，先後出現了30份報紙，其中只有《馬華日報》、《光華日報》、《現代日報》等六家堅持到1942年初日軍占領前夕。

在印尼，最有影響的是《天聲日報》和《新報》。前者是印尼中國國民黨支部的機關報，1921年創刊；後者由華僑創辦，先出印尼文版，中文版到1921年才正式印行。《新報》在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洪淵源的領導下，從中國聘請知識分子來主持筆政和管理，辦得有聲有色，是印尼所有中文報紙中銷路最廣、影響最大的報紙。菲律賓的《公理報》、《華僑商報》、《新閩日報》和泰國的《國民日報》、《華僑日報》、《華暹日報》、緬甸的《覺民日報》等算是各自地區影響較大的報紙。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南亞為日本侵略者占領，僑報絕大部分停刊。戰後，東南亞報業一度呈現相當繁榮的局面。在新馬地區，《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光華日報》等老報復刊，還出版了一些新報刊。在新問世的報刊中影響最大的是1946年11月創辦的《南僑日報》。陳嘉庚是該報創辦人，胡愈之、夏衍、洪絲絲等擔任過社長、主筆、社務委員會主任等職。在這個強大陣容的主持下，《南僑日報》堅持民主、反對獨裁，而且新聞性強，社論、時評、專稿水平均很高。它的姐妹刊《風下》(胡愈之主編)和《新婦女》(沈茲九主編)也辦得很出色。在雅加達，1945年由王紀元等人創辦的《生活報》，是新辦的報刊中辦得最好的，它和《新報》是印尼最有影響的兩家堅持民主、反對獨裁、擁護新中國的報紙。1946年12月創辦的《人民報》(開始為旬刊)，是仰光的第一大中文報。 

從1881年《叻報》出版起，東南亞華僑報業在困難的環境中，歷盡艱辛才得以存在和發展起來。作為華僑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對華僑社會的團結、進步，對提高華僑的文化素養，對激發華僑的愛國之情和國際主義思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從輿論上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其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第二十章南洋華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火蔓延到中國關內，中國人民開始了神聖的抗日戰爭。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打響，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伸向亞洲太平洋地區，僑居在南洋地區的華僑和當地人民，都遭受到日本侵略者鐵蹄的蹂躪。

南洋華僑在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進入20世紀以後，東南亞僑團的發展也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僑團不僅數量增多、會員人數增加、社會影響和貢獻增大，並且逐漸超越了幫派的鴻溝，出現了超地域、超幫派、超行業的社團組織：總商會、總會等。

它們的出現表明華僑社會日益成熟、華僑的團結日益增強，僑團也已從分散、各自為政、為局部利益服務的小團體逐漸過渡到維護華僑社會的整體利益。

最早的中華總商會是1904年在馬來亞吉隆坡、雪蘭莪和菲律賓馬尼拉成立的，原名叫華人(或中華)商務局。在20世紀初各地紛紛成立的商會、總會中，最有影響的是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該會是在清政府商務部勸導下成立的。

它維護華商的經濟權益，反對英國殖民政府的歧視政策，並且起著聯系華僑社會、清政府和英國殖民政府之間的橋梁作用。1921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馬來亞各地的中華總商會一道成立了“馬華商聯會”就是一例。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總商會出面召集了有118個僑團參加的“僑民大會”，宣佈成立支援祖國抗戰的“籌賑會”。在新加坡籌賑會的影響和帶動下，東南亞各地紛紛成立類似的抗日救亡團體，並在此基礎上，於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了以陳嘉庚為主席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南僑總會”)作為南洋華僑抗日救亡的最高領導機關，它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東南亞的綜合性僑團還有“巴城中華會館”(1900年，印尼)、“雪蘭莪中華大會堂”(1923年，馬來亞)等。

形式不同、性質各異的僑團，是隨著華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而來的，它是華僑社會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兩手空空，離鄉背井，移居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碰到困難時，憑著同鄉關係，憑著共同的方言，“親不親，家鄉人”，家鄉組織雪里送炭，使他跨過了異鄉生活的第一道難關；當這個人融入僑居地社會後，他仍然可以從各類僑團得到這樣或那樣的支持和幫助。當然，這個人也會把給予自己支助的社團看成是“家”，會給予回報，並且通過這些社團聯系自己多災多難的祖國，履行一個僑民對祖國的義務。

僑團和自己所代表的群眾有著血肉依存的關係，因此充滿著活力。

第二節·僑校遍佈

尊師重教，是中國人的優良傳統。但早期的中國移民，經濟條件極差，文盲占大多數，加上單身漢多，因此教育下一代的問題就無從談起。隨著人口的增多，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辦學校的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於是興起了華僑教育事業。

大約在18世紀末，私塾在華僑社會里出現了。1775年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辦的“明誠書院”和“南江書院”，是東南亞最早的私塾和義學，有人認為它們是東南亞華僑學校的開山鼻祖。到了19世紀初，最有名的私塾是1854年在新加坡開辦的“萃英書院”。實際上，這類“書院”規模均很小，聘一兩位老學究教幾個孩子念念《四書》、《五經》而已，算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學校。

到了19世紀末，新式華僑學校才開始出現，20世紀上半期達到興盛。

開東南亞新式僑校先河的是菲律賓，1899年，“小呂宋華僑中西學校”成立。但東南亞華僑教育事業發展最好的不在菲律賓，而是在新馬和印尼。1901年，在印尼，新成立不久的巴城中華會館創建“巴城中華會館學校”，這是一間正規的僑校，以普通話教學。緊隨其後，印尼的其他地方也紛紛建立中華學校，到1911年已達130所。1911年印尼成立了華僑教育的統一領導機構——荷印華僑學務總會。到1940年，全印尼的華僑學校約有650所，遍佈城鄉，不僅有小學，也成立了如巴城中華中學這樣的著名中學，在校中小學生多達七萬多人。在新馬，1904年檳榔嶼中華學校成立，它標誌著馬來亞新式教育的開始。辛亥革命前後，由幼兒園、中小學、女校、師範組成的相對獨立的完整的基礎教育體系，在新馬地區基本形成。1919年，在陳嘉庚的首創下，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建立，這是東南亞華僑創辦的第一所完全中學。隨後尊孔中學(吉隆坡)、鐘靈中學(檳榔嶼)、中正中學(新加坡)等中學紛紛成立，這些學校規模較大，設備較為完善。到1941年，新馬地區共有僑校1300餘所，學生約10萬人，是東南亞華僑教育最發達的地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東南亞各地相繼淪為日本殖民地，華僑教育受到嚴重摧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華僑學校在戰爭的廢墟上恢復和發展。

在新馬，1946年成立了馬來亞華僑復校委員會，設立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三個分會，統籌全馬來亞的華僑學校事務。老校紛紛復辦，新校相繼建立。英國殖民政府對戰後蓬勃發展的華僑教育事業采取控制、扼殺的政策，甚至出動武裝軍警迫害華校師生。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新馬的華僑教育還是有了可喜的發展，1949年華僑學校有1680所，比1938年增加了900餘所。1956年，新加坡還成立了一所正規中文綜合大學——南洋大學。在印尼，以雅加達為例，僑校也在迅速恢復和發展。老校如中華中學修建了規模很大的新校舍，新校也開辦了一些，最著名的是1945年成立的巴城中學，它後來發展成為東南亞最有影響的華僑學校之一。1948年印尼華校總數是621所，學生有14萬餘人，比1941年的學校總數增長24%，學生人數增加一倍以上。在菲律賓，由於舊校復辦和新校開辦，戰後僑校曾達150所之多。1948年泰國注冊立案的僑校有426所，學生六萬餘人，是泰國華僑教育史上，學校數量最多的年份。到1954年，海外華僑學校總數為4376所(包括港澳地區)，絕大部分集中在東南亞。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出現的新式華僑教育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僑校向華僑青少年灌輸中華民族意識，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普及文化科學知識，加強華僑與祖國和華僑自身的團結，其作用是積極的。（下續）

（續上）黃遵憲，字公度，1891—1894年間出任駐新加坡總領事。黃是一位舉人，能詩善文，文學造詣很高，曾擔任過駐日本使館參贊，外交經驗豐富。和左秉隆相比，黃遵憲顯得更為大刀闊斧、更為果斷一些，更符合時代潮流。左秉隆辦“會賢社”，課士時出的題通常是傳統國學舊論，而黃遵憲上任，將“會賢社”改組為“南社”，題目也改為結合當時列強和中國的現實問題。他還注重調查研究，實地了解僑情，對華僑不願回國的現象，經詳察後指出，是由於回國後要面臨“官員之查究，胥吏之侵擾，宗黨領里之訛索，種種貽累，不可勝言”，華僑“孤行孑立，一遭誣陷，控訴無門”，因此有家想回而不敢回。他上書朝廷，請廢除舊法，另立新章，豁除海禁，招徠華僑回國。黃遵憲在任內努力維護華僑利益，和英殖民政府公開抗爭，因此英殖民官員對他十分不滿，認為“如果他再留職五年，此地華僑對我們的忠誠將極大地削弱，華僑對我們的好感也會大受損害”，這倒是對黃遵憲政績的很好肯定。

晚清駐東南亞的外交官中，左秉隆和黃遵憲是最突出的。但不論他們個人怎麽努力，想盡其“護僑”之責，由於中國國力衰弱，正像左秉隆在一首詩里寫的“世無公理有強權……外侮頻來緣國弱”那樣，一介領事在如此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是難有作為的。

弱國無外交，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第十九章僑團、僑校、僑報

隨著中國人的不斷移居，特別是十六七世紀明末清初時大批華僑出國，華僑人口增加，在東南亞一些沿海地區，逐漸形成了華僑社區，早期的華僑社會開始出現。華僑社會的三大組成部分(常被俗稱為“僑社三寶”)即華僑社團(僑團)、華僑學校(僑校)、華僑報刊(僑報)，也隨之出現和發展。

第一節僑團林立

僑團林立，是東南亞華僑社會的一大特色。早期華僑絕大多數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農村，他們長期依附於土地，自給自足，聚族而居，鄉村中的祠堂，往往成為族人的活動中心，祭祀祖先成為族人的主要活動。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們，異鄉飄泊，面臨的種種困難往往要比在家鄉經歷的嚴重得多，生存的本能迫使他們更要依靠在家鄉時的各種社會組織，彼此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共渡難關。於是，各種類型的社團就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逐漸形成了“僑團林立”這樣一個東南亞的社會景觀。

僑團的雛形是寺廟和義山。

當人們活著的時候，為著祈求神靈祖宗保佑，就為觀音菩薩、土地神“大伯公”、航海神媽祖等早在家鄉就崇仰的神修寺建廟。這些寺廟既是人們精神支柱之所在，也是人們聚集的地方。有些華僑死後，因貧病、因鰥寡，後事沒人料理。出於同胞宗親情誼，就會有一些人領頭出面購置山地為公共墳場，即義山、義塚，以安葬死者。同宗同鄉能同眠一處墳墓，在冥間不致成為孤魂，對於生者也是一種心靈的慰藉。1650年，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華僑修建了“觀音亭”，它可能是東南亞最早的一座華僑寺廟。1775年，觀音亭改名為“金德院”，是印尼現存最古的一座華僑寺廟。1673年，馬六甲華僑修建了“青雲亭”，也是奉祀觀音的廟宇。至於公共墳場，巴達維亞的“唐人義塚”是1650年出現的，是東南亞最早的華僑義山之一。這些寺、廟、亭、宮、義山、義塚是後來許多按血緣、地緣建立起來的華僑社團的最初形式。

18世紀末，特別是進入19世紀以後，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僑團出現。

宗親會館，是血緣性組織，是一個姓氏或多個姓氏宗親成員組成的社團，一般稱為館、堂、總會、公所等。1819年新加坡成立的“曹家館”是最早成立的宗親會館，爾後成立了如“南洋唐氏總會”、“瓊僑邢氏總會”等一大批按僑居地(南洋)或按祖籍省城(瓊，即海南島)的同姓氏組成的僑團。也有幾個姓氏合組一個社團的，如雷、方、鄺合組“溯源堂”；三國時期，劉備、關羽、張飛“桃園三結義”，後來趙雲在古城入盟，四姓聯宗，在東南亞華僑中就有劉、關、張、趙四姓的“古城會館”。

同鄉會館，是基於共同地緣而建立的社團。這類社團相當復雜。雖然地緣相同，即同鄉，但這個“鄉”大小不一，同鄉同鎮自是同鄉無疑，但有的是同縣、同州、同府、同省，充其量只能算作“大同鄉”了。還有跨省、跨縣或一省一州一縣內的因同方言、同宗、同鄉的關係而分別組成社團的。廣東會館、福建會館、中山會館等社團從會名即可知它的地緣情況，可謂一目了然。岡州會館是廣東新會縣僑胞的社團，新加坡“義安公司”是廣東潮州籍華僑最早建立的同鄉社團，它們用的是古地名。新會古稱岡州，潮州古為義安郡，因而得名。同鄉社團往往和方言群結合，而且更注重方言的共同性。如1888年新加坡成立“豐永大公司”，它是由廣東豐順、大埔和福建永定三縣的華僑組成的，上述三縣在地理上並不同州府，但由於都是講客家方言的地區，屬同一個方言群，因此也結成了同鄉社團。

在東南亞，特別是在新加坡，存在著以宗親、同鄉或方言群體為中心的所謂“幫”。大幫是：廣東省的廣府幫、潮州幫、客家幫，海南省的海南幫，福建省的閩南幫、興化幫、福州幫以及三江幫。三江幫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江蘇、浙江、江西三省籍人士組成。以幫劃線，形成不同的群體，及至後來成立綜合性的大社團時，理事名額也按幫分配。

同業公會，是業緣性組織。華僑，尤其是早期華僑的謀生手段包羅萬象，行業眾多，為了維護自身從事的各行業的利益，行業相同的人們組織了各種經濟性的同業公會。1868年新加坡的“北城行”是較早出現的一個同業公會，供奉北城侯魯班先師，是廣東籍的建築工人的行業組織。其他如米商公會、樹膠公會等等都是。

除上述血緣、地緣、業緣性的社團外，還有一些其他性質的社團，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慈善社團，如泰國曼谷的華僑報德善堂(1887年)、天華醫院(1905年)即是。它們施醫贈藥、濟貧恤孤、創辦學校，促進宗教和文化活動的開展，為僑居國的社會福利事業服務，信譽很好。（下續）

第一節晚清的“護僑”政策

到了19世紀末的晚清時期，歷代王朝執行的禁止中國人出國定居的態度有了轉變，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第一，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清朝的失敗而結束，《北京條約》規定允許英法殖民主義者可以自由在中國招募華工。雖然早在上一個世紀就有中國東南沿海人民被西方殖民主義者用武裝擄掠為奴工的歷史，這些在清政府看來是非法的，但上述條約的規定，標誌著華工出國是完全合法的。從此，華僑出國就沒有什麽禁令阻攔了。於是大批中國貧苦百姓賣“豬仔”當華工，背井離鄉，走出國門。華工出國使華僑人數從19世紀初的100萬左右增加到20世紀初年的近千萬，大部分還是僑居在東南亞。華僑人數增加，他們在海外受到歧視和壓迫的事例也不斷增多，因此他們迫切要求清政府給予保護，如菲律賓華僑在1880年以後曾經四次具稟要求在該國設立領事館就是例子。第二，19世紀末華僑經濟力量有了相當的增長。華僑在國外，為謀求生存，可以說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幹。由於大多數西方殖民主義政府都明令禁止華僑擁有土地，因此他們只好小本經營，從事小買賣。憑著他們的勤敏、刻苦、進取精神，買賣越做越大，有的人積斂了相當的資本，成了原居民和西方殖民主義者之間的中介商。他們以此為基點，逐漸進入制造業、種植業、金融業等領域。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華僑聚居的東南亞地區逐漸出現了一批擁有幾千萬元資本的巨富。這些人熟悉僑居地語言，了解那里的情況，和當地政府也有良好關係，而且由富而貴，憑借財勢，他們成為當地的僑領。出於內政的需要，清政府開始重視華僑的“錢袋子”，自然也十分重視富甲一方的僑領們。其三，清王朝的“天朝”地位在西方殖民主義面前被徹底粉碎了，特別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朝廷文武大員中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亡國”的危險，在內政方面他們提出了發展工商業以求富國強兵的主張。發展工商業需要資金，而東南亞華僑口袋里的錢正是他們所需求的。而要利用華僑的經濟力量，首先要保護他們，要贏得人心。這樣，在清朝同治年間(公元1856—1875)，清朝逐漸改變了對華僑的看法，開始采取保護僑民的措施。

要想保護僑民，就得在華僑的僑居地開設使領館，與各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鴉片戰爭以前，清王朝以“天朝上國”自居，對外部世界毫無認識，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剛愎自用，極端無知。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王朝在西方列強槍炮下不得不屈服，開始和洋鬼子們打交道。此時，設立了總理衙門這一主持外交的專門機構，允許英法公使駐京，並派遣專使出國辦理具體外交事務。光緒初年(公元1876—1877年)第一批常駐使臣郭嵩燾、何如璋、陳蘭彬等人分別派往日本、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等。這些使節送回了大量各國的政治、經濟情況的材料，或多或少開闊了清帝國朝野上下的視野，同時也對海外華僑的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們提出了在華僑聚居的商埠設立領事館的建議。設領事館的動機，首先是從經濟利益出發，保護商民，此外也可通過領事館達到控制華僑社會的目的。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清朝就中國在菲律賓、印尼、馬來亞設立領事館問題，分別和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殖民主義國家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談判。其中，與荷蘭的談判是最費時間的，前後拖了30多年，直到1911年9月才往爪哇島派出領事，不久辛亥革命就爆發了。中國在海外設立的第一個領事館是1877年的駐新加坡領事館。與東南亞其他地方設領事館的談判相比，新加坡的談判是順利些，但也頗費周折，而且第一任領事還不是由中國政府派出的外交人員擔任的。

第二節左秉隆和黃遵憲

新加坡是南洋華僑商務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英國在東南亞的最重要基地。1877年初，駐英國公使郭嵩燾上任不久，即與英國外交部進行在新加坡設領事館的外交談判。英政府對此事持消極態度，但此前它已在中國派駐了多處領事，因此要完全回絕清朝的要求也是不可能的。他們采取拖延、推托、限制的對策，只同意清政府在新加坡一地設領事館，而且對領事館的職能作了很多限制，把領事館設置當成是臨時安排，領事只能作商業代辦，不能過問華僑事務。尤為令人氣憤的是要求第一任領事不由中國委派，而從當地華僑中遴選。為達到設領事館的目的，郭嵩燾答應了英外交部的要求。

1877年10月，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開館，第一任領事是僑領胡璇澤(本名胡亞基)。胡璇澤死於1880年，在任不滿三年。他作為一位華僑領袖是頗有些作為的，但作為一名外交官，政績就乏善可陳了。

胡璇澤的繼任人左秉隆、黃遵憲等的政績倒是相當突出的。

左秉隆，字子興，於1881—1891年任駐新加坡領事，1907—1910年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前後駐節新加坡10餘年。左秉隆是清朝同文館的高材生，同文館是培養外語和外交人材的學府，因此左的英文很好，曾隨清使臣曾紀澤出使英國，任翻譯官。左秉隆是清政府中比較通曉外交事務的官員，他任職期間做了一些好事，如：關心華僑疾苦，阻止新加坡販運“豬仔”華工的活動；發動華僑募捐賑濟祖國自然災害；最為突出的是積極傳播中華文化。他辦“會賢社”，每月出題課士，宣傳儒家思想，成立“英語雄辯會”，每周辯論一次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他還大力提倡中文教育，支持創辦義塾，加強華僑與祖國的聯系。左秉隆的所作所為頗得上司好評，華僑社會對他任內的政績也有相當贊譽。

第十七章·華僑是革命之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曾經得到海外華僑的大力支持。孫中山先生說過許多肯定華僑的革命貢獻的話，其中流傳最廣的是“華僑是革命之母”，它生動形象地說明，如果沒有華僑從革命一開始就給予支持，革命是難成功的。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在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大會上說：“海外華僑是辛亥革命的強有力的支持者”，這話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華僑的分佈，以南洋地區為多，因此給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以強有力支持的首先是南洋華僑。孫中山先生也是華僑，在他13歲時就投奔旅居檀香山的哥哥孫眉(孫德彰)。他在檀香山受過教會教育，也在哥哥店里工作過。1891年，在檀香山組織了革命團體——興中會，開始了在海外的革命生涯。在1905年革命政黨——同盟會成立之前，孫中山先生在歐美、日本活動較多，同盟會成立之後，南洋就成為他革命的主要基地了。

南洋華僑熱烈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紛紛在各地建立同盟會分會。1905年10月，他到越南，首先在堤岸建立同盟會分會。第二年年初到達新加坡，受到愛國華僑陳楚楠、張永福的熱烈歡迎，在這里他領導建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先後加盟的有400餘人，其中有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在這之後，南洋各地都有同盟會組織。到1908年，僅南洋的英荷殖民地(包括印尼、新馬等地)就有同盟會的分會組織100多個。南洋華僑革命的中心在新加坡，後來遷移到檳榔嶼。從1900—1911年期間，孫中山先生曾八次抵達新加坡，其中有三次住在一所名為“晚晴園”的兩層樓房里。這是愛國華僑張永福供養老母的寓所，張永福主動借給孫中山先生作為革命活動的總部。年輕的新加坡共和國是十分重視歷史傳統的，現在的“晚晴園”已成為文物資料館，得到很好的保護，甚至地鐵施工可能危及它時，也不惜改變線路，以保護這座有功於革命的建築物。

南洋華僑對革命的另一個巨大的貢獻是參加武裝起義，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從1895—1911年武昌起義的16年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人前後發動了10多次武裝起義，華僑都是起義的骨幹力量。特別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在廣東、廣西、雲南發動的幾次起義，都有不少南洋華僑參加。其中1907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的指揮者是新加坡華僑許雪秋，同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義是新加坡華僑鄧子瑜指揮的，這兩次起義的骨幹力量都是華僑。1908年3月欽、廉起義，主力是由華僑組成的200餘人的短槍隊。

最壯烈的一幕是1911年的黃花崗之役。

這次起義是孫中山先生、黃興等人1910年10月在檳榔嶼開會策劃的，華僑從各方面給予支持。本來計劃挑選800個人組成敢死隊，通過一次大規模的起義，一舉達到推翻清朝統治的目的。但由於聯絡工作不力，敢死隊也只到了一部分。4月27日黃興指揮著這樣一支人數不齊、倉促成軍的隊伍，在廣州發動起義，進攻總督府。這些敢死隊和革命誌士，在起義的戰鬥中不畏犧牲，英勇作戰，但終因力量懸殊，寡不敵眾，起義失敗。事後，收殮了72具烈士的遺骸，合葬在黃花崗，被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後來又陸續查明14名烈士，計共86人，其中華僑占1/3，而且全是從南洋各地回國參加起義的。這些烈士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是華僑的光榮。

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更重要是從經濟上的大力支持。起義的裝備，士兵的糧餉，活動的經費，革命領袖的各種開銷等，幾乎全部是華僑捐獻的。孫中山先生在回憶他所領導的多次武裝起義時說：“其慷慨助餉，多為華僑。”1907—1908年孫中山先生領導幾次起義，共得華僑捐助約20萬元，大部分是南洋華僑所獻。黃花崗起義的軍費共籌得港幣18.7萬元，其中南洋華僑捐了八萬元。武昌起義，民國政府成立後，南洋華僑的捐款就更多了。陳嘉庚個人捐了五萬元給孫中山先生，許多祝賀革命勝利的電報都加上“款明日電付”、“款繼發”等內容。有人統計，1911年南洋華僑所捐的款多達五六百萬元。慷慨解囊的華僑，各階層的人都有，既有陳嘉庚這樣的愛國資本家，也有很多是貧苦百姓，有些事跡是十分感人的。賣豆芽菜的越南華僑小販黃景南，加入同盟會後，將自己一生辛勞積蓄的幾千元，全部獻出作起義軍費。並且還將以後每日賣豆芽的收入貯入“撲滿”①，以作革命之需。越南挑水工人關唐，每挑一擔水只得一文錢，但他將半生用血汗換來的3000元全部捐作起義軍餉。這些捐款絕大部分都是義捐，孫中山先生說這些華僑“不圖絲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一團熱誠，只為救國”。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績是永垂史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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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①儲蓄錢幣用的瓦器。

第十八章晚清時期中國駐新加坡的領事

隨著中國人移居國外人數的日益增多，對華僑應怎樣認識，應采取怎樣的政策，也漸漸成為歷代中國政府要面對的問題。從總的來看，由唐朝至晚清，歷代王朝不僅不允許人民移居國外，並且也不準人民在國內流動移居。將農民固定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從事耕作，既便於政治上加強控制，也有利於榨取賦稅和勞役，這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封建政府的基本國策。因此禁止人民出國也是很自然的。雖然歷代政府都有種種的禁令，但由於和周邊國家與地區，特別和東南亞有著頻繁的貿易關係，就會有中國人因貿易關係而“流寓”海外，成為長期“住蕃”的華僑。這些已定居國外的華僑，被歷代王朝看成是“流落”在外的“無賴之徒”、“棄民”，因此絕不會考慮如何去保護他們。當華僑遭受迫害時，如1740年“紅溪慘案”發生後，清政府的各級官員雖然反應不一，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即那些慘遭荷蘭殖民主義者殘酷殺害的華僑是“自棄王化”、“彼地土生，與番民無異”，因此他們的被殘殺是“孽由自作”。華僑是地地道道的“海外孤兒”。

選擇山東煙臺辦酒廠，有這麽一個緣起。1890年，他和法國駐雅加達的領事共進晚餐時，品嘗了法國名酒。法國領事告訴他，如果能用煙臺產的葡萄釀酒，可以釀出酒色不遜於法國名牌的好酒。法國領事言之無心，但聽講的張振勛卻有意，他在問清原委之後，就暗下決心，將來一定要在煙臺辦廠釀酒。1892年，他延聘一批專家進行實地考察，作了充分論證後，決定創辦張裕釀酒公司。他投資300餘萬銀元，買了兩座適宜葡萄種植的荒山，經三年的小片試種獲成功後，就從國外購入大批葡萄良種，實行大面積種植。同時，積極建設廠房，安裝機器設備，招募工人，聘請外籍酒師，開始精心地釀造葡萄酒。張裕釀酒公司的產品，最初只有白蘭地與葡萄酒兩種。1915年，白蘭地在“巴拿馬國際商品賽會”上獲得金質獎狀和最優質獎狀。此後，張裕酒廠的白蘭地就以“金獎白蘭地”的美名傳揚四方，至今不衰。據說，當時正率領中國實業考察團在美國考察的張振勛得知產品獲獎時，激動地說：“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發憤圖強，後來居上，祖國的產品都要成為世界名牌！”

張振勛還擔任過許多官職。從1892年被委任為駐馬來亞檳榔嶼的首任領事開始，他歷任粵漢鐵路總辦、中國通商銀行總董、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他是一個亦商亦官的人物，但他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也暗中資助，而且十分熱心社會福利和華僑教育事業。

第三節潮汕鐵路和漳廈鐵路

籌集資本在國內進行鐵路建設，華僑也是十分踴躍的。清朝末年的鐵路有三條是民辦的，這三條民辦鐵路全是華僑投資的。南洋投資建設的有兩條。

一是潮汕鐵路。這條鐵路從汕頭市到潮安縣，再加支線，共長42公里。它從1903年籌備興建，1906年全線完工通車。創辦人是張榕軒兄弟。

張榕軒(公元1851—1911年)，又名煜南，張耀軒(公元1861—1921年)，又名鴻南。廣東梅縣人。早年到印度尼西亞，曾在張振勛企業中當職工，後漸漸發跡致富。在張振勛的勸說和鼓動下，張氏兄弟回國參與潮汕鐵路的興建。這條不算長的鐵路共投資300萬兩，張氏兄弟占2/3的股份。潮汕鐵路是國內最早修成的僑資鐵路，它運行了30多年，直到1938年，因被日軍嚴重破壞而停止運行。潮汕鐵路的建成對潮汕地區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曾起過有益的作用。

二是漳廈鐵路。漳廈鐵路公司於1905年成立，資金約300多萬元，投資人以印尼華僑為多。1910年開始通車，全長只有28公里，實際只建成一部分，和其他交通線也不銜接，但對僑鄉的客、貨運輸有一定的作用。

第四節攜巨資回國投資的黃奕住

在舊中國，華僑回國投資，規模最大的應該是印尼華僑黃奕住(公元1868—1945年)了。

黃奕住經歷過十分艱苦的生活磨難。他生在福建南安的一個農家中。因家貧而輟學，幫父親種地度日，並曾學理發。16歲時下南洋，經新加坡轉到印尼爪哇三寶壟。開始時，人地兩生，語言不通，他只好白天在路旁設攤剃頭(理發)，後來改當肩挑小販，晚上住在媽祖廟中，漸漸地，從攤商而經營土產和日用品，買賣越做越大，由零售而批發，由一店而發展到在各地廣設分店。他開設的商號“日興行”，專營糖業，在經營上很注意市場信息，在紐約、倫敦，特別在產糖國古巴都設有通訊點，及時掌握市場動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已成為一名富有的企業家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遇到一個難題。當時統治印尼的荷蘭殖民政府規定，一切工商企業要補繳大戰期間的各種稅款，只有荷蘭籍公民才享有減免權。按此規定，黃奕住大約得補交1500萬盾左右的巨額稅金。當時，荷蘭官員曾勸他入荷蘭籍，日本領事也以幫他減稅為誘餌，請他入日本籍。但是，黃奕住有著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華僑的心理：自己是堂堂中華國民，不能忍辱“托人宇下，隸人國籍”，於是決定結束在國外的業務，攜帶了幾千萬元巨資回到祖國。

回國後，他選擇上海、廈門兩地作為主要投資地。最重要的企業是1921年在上海創辦的中南銀行，該行預定總股金是2000萬元，黃奕住占股75%。中南銀行是當時最大的僑資金融企業，擁有鈔票發行權，兼營國外匯兌，還在一些大城市設立分行、辦事處。中南銀行積極投資於紡織、化學、水泥、礦石等業，還致力於發展社會經濟事業。對於福建家鄉的建設，黃奕住更是不遺餘力。在閩南地區，他投資交通事業，參與籌辦漳廈鐵路，開發龍巖的煤礦。他獨資經營“商辦廈門電話股份有限公司”，還集資辦了“廈門自來水公司”。他創辦的房地產公司“黃聚德堂”，在廈門和鼓浪嶼建築房屋。所有這些，對二三十年代的廈門市政建設無疑是有很大作用的。黃奕住年幼失學，深知無文化之苦，因此他十分關心教育事業，在家鄉辦小學、辦師範班，並且資助南開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和新加坡的愛國學校、華僑中學等學校。

黃奕住是一位對中國的民族經濟的發展及社會公益事業都有很大貢獻的愛國華僑企業家。

陳啟沅、張振勛、黃奕住等的名字代表著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批在祖國投資的企業家。他們幾乎都是因為家貧而在青少年時期漂泊南洋的。在異鄉，他們飽嘗艱辛，歷盡磨難，才漸漸在經濟事業上站住了腳跟。雖然舊中國的苦難歲月把他們拋離到海外，但故鄉故土時刻縈懷胸中，在海外的事業稍有成就後，就想到如何通過投資實業，以振興祖國。華僑愛國愛鄉的傳統，在他們身上得到明顯的體現。

1898年12月，美國打敗西班牙，奪取了菲律賓。菲律賓革命戰爭從第一階段的反西班牙殖民統治進入了抗擊美軍侵略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劉亨賻主要是在比科爾地區的前線參加戰鬥的。1900年初，美軍加緊了侵略行動，在比科爾發動了全面的攻勢。劉亨賻負責防守的黎牙實比港也遭到了敵人的猛攻。有一位菲律賓的歷史學家說，劉亨賻“寸土必爭，敵人每進展一碼都要付出重大的傷亡。他的戰鬥人員，特別是大刀手們，在勇氣和視死如歸方面勝過侵略者，但是他們令人遺憾地在武器方面處於劣勢”。戰鬥打了整整一上午，部隊疲憊不堪，劉亨賻只好主動撤出。事後，美軍指揮官在戰鬥報告中提到這場戰鬥時說：“抵抗是如此頑強……致使許多人在肉搏戰中傷亡，而沒有顯示任何投降的跡象。”從黎牙實比撤下來後，他重組了自己的部隊，對敵人開展了遊擊戰。雖然曾多次受挫，但劉亨賻毫不氣餒，他指揮士兵不僅用槍炮大刀而且用火箭和燃燒的火把作戰，實行焦土政策，焚燒他所襲擊的市鎮，使敵人雖占領這些城鎮而一無所獲。

在菲律賓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劉亨賻表現了他對菲律賓的熱愛和忠誠，他曾告訴自己的妻兒：“我要活到我們親愛的國家獲得獨立的那一天，並且目睹菲律賓國旗在我們天空中單獨而驕傲地飄揚。”戰爭結束後，他回到比科爾家里，從事農業和商業，過著一位退休將軍平靜和幸福的生活。1906年，他曾回到福建家鄉，為母親祝壽。

劉亨賻的業績，贏得了菲律賓人民的敬重，阿奎納多後來曾這樣評價他：他的“公正無私和英雄風度，已獲得全體菲律賓人民的感佩——他正是為他們的自由和幸福而獻身的。他熱愛菲律賓一如其祖國，菲律賓自當視之為她的英勇的子孫了”。有的歷史學家認為，在菲律賓歷史上最值得尊敬的亞洲人中，劉亨賻是最出類拔萃的。

1926年，劉亨賻死於癌癥。菲律賓為這位華僑將軍舉行了國葬，國會議員全部前去送殯，非常隆重。1989年6月12日，慶祝菲律賓獨立91周年時，在菲律賓建立了兩座紀念碑，為劉亨賻塑立了雕像，以表達對這位曾經為菲律賓立下汗馬功勞、戰績彪炳的中國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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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①菲律賓秘密革命團體，全名是“最崇高、最受尊敬的菲律賓兒女協會”，成立於1892年。

②比索是菲律賓貨幣單位。

第十六章投資祖國的華僑企業家

19世紀60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重重阻力中產生了。在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中，有一些是由愛國愛鄉的南洋華僑企業家創辦的。

第一節繼昌隆繅絲廠

華僑在祖國創辦的第一家企業是1872年在廣東南海縣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它也是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的近代工業企業。創辦人陳啟沅(公元1825—1905年)，是廣東南海人。他幼年時家庭雖貧困，但有誌於學，因此讀了不少書。後來他在家鄉以農桑為業，並兼任教書先生。1854年赴越南謀生，漸漸成為富商，但他始終不忘農桑本業。1872年回到家鄉辦繼昌隆繅絲廠，采用機器繅絲。在辦廠過程中，陳啟沅遇到了很多的困難，遭到多方的刁難、阻撓，工廠還曾一度被迫停辦。但由於陳啟沅對興辦近代工業信心十足，認為用機器繅絲代替手工繅絲對蠶桑業大有好處，應該堅持辦下去。他改造了機器設備，以適應生產發展。這樣，不僅繼昌隆本身辦下去了，而且它還帶動了珠江三角洲的機器繅絲業的發展，增加了絲的出口量。南洋華僑陳啟沅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在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節張振勛“實業興邦”

張裕釀酒公司的創辦，要晚於繼昌隆繅絲廠20年，它是華僑資本家張振勛在祖國的多項投資中較為重要的一個項目。

張振勛(公元1841—1916年)，字弼士，廣東大埔人。他出身貧寒家庭，只在村塾里受過三年的啟蒙教育就輟學了。不滿20歲，張振勛只身南渡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在那里他當過礦工和雜工，早年的生活相當艱苦。後來，漸有積蓄，又從嶽父那里繼承了一筆可觀的遺產以後，就開始自立門戶開創自己的經濟事業，他不僅在印尼，而且在馬來亞開辟墾殖場，種植糧食和熱帶作物，此外還兼營錫礦，創辦航運公司。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經過30年的經營，張振勛大約擁有七八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資金，成為19世紀末首屈一指的南洋華僑巨富。

張振勛成了巨富，但念念不忘災難中的祖國。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海外度過的。在海外，他深深體會到，祖國不富強，華僑只能是被歧視的“海外孤兒”。張振勛有過這樣的一次經歷：1898年，他與兩位高級職員和一位德國籍的家庭醫師從雅加達去新加坡，但德國輪船只賣給他們一張頭等艙票和三張統艙票，原來該公司規定，華僑不能乘頭等艙，只有德國人才能享此特權，因此那張頭等艙票是賣給他的家庭醫師的。此事深深地刺傷了張振勛的民族自尊心。在盛怒之下，他撕碎了船票，並自創輪船公司，懸掛清朝龍旗，和外國輪船一爭高下。他熱愛祖國，提出了“實業興邦”的主張，積極在祖國興辦實業，發展生產，以振興中華。他從海外調回大量資金，在“主權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則下，引進西方的先進設備和技術，先後在廣東等地辦了機織、礦業、航運、墾牧、玻璃制造等企業，其中最有名的是設在山東的張裕釀酒公司。

劉亨賻〔fu富〕(公元1872—1926年)，是一名獻身菲律賓獨立事業的華僑。有一位著名的菲律賓歷史學家曾在一篇論文中這樣描述他：“這位英勇的中國兒子，曾用他的戰劍獻身於菲律賓的獨立事業。他在菲律賓的旗幟下戰鬥——首先反對西班牙(公元1896—1898年)，然後反對美國(公元1899—1900年)，並且由於他在戰鬥中獅子般的勇猛和對菲律賓第一共和國的忠誠，而被艾米利奧·阿奎納多將軍提升為菲律賓軍隊的準將。誠然，他是菲律賓革命中唯一的中國將軍”。

這位“中國將軍”來自福建南安縣，1890年移居菲律賓。當時的菲律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鄰近菲律賓的中國東南沿海，特別是福建省的晉江地區有不少人移居到這個群島之國。華僑擅經商，又掌握了較為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及其他工藝技術，對菲律賓商業和農業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劉亨賻漂洋過海到菲律賓時已是18歲的青年了。到達馬尼拉後，先在自己伯父的鐵鋪里當一名學徒，幾年後升為工匠師傅。後來自己經營鐵鋪，並從事制鹽業，漸漸致富。他語言天賦頗高，不僅學會了菲律賓的他加祿語、比科爾語，還會講西班牙語和一點英語。這為他融入菲律賓社會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他和周圍的許多菲律賓朋友，包括搬運工、漁民都建立了很好的關係。19世紀末，菲律賓民族覺醒，出現了“卡蒂普南”①資產階級革命組織。劉亨賻和菲律賓的革命者建立了聯系和接觸，他結識了許多革命領導人，如後來擔任菲律賓總統的艾米利奧·阿奎納多。劉亨賻個人的魅力、勇氣和有關武器及鍛鐵的知識，給阿奎納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96年8月，菲律賓獨立戰爭爆發，劉亨賻毫不猶豫地加入革命軍，被任命為步兵中尉，從而開始了為菲律賓的獨立自由而戰的光輝一頁。戰爭初期，愛國者缺乏現代化武器，每10名戰士才有一支步槍，絕大部分戰士只能使用大刀、竹槍、弓箭等簡陋武器去和裝備精良的敵人戰鬥，處境十分困難。鑒於這種情況，劉亨賻就向阿奎納多建議創辦軍工廠。這建議立即被采納了，他被任命為革命兵工廠廠長。1896年9月兵工廠建立，劉亨賻用全部身心投入工作。一批招募來的工匠，在他的指導下，不僅修好了從敵人那里繳獲的舊加農炮和損壞的毛瑟槍，而且自制了土槍炮和大量的彈藥筒，駐守在壕溝中的許多戰士，用革命兵工廠的武器武裝起來了。

1896年11月6日，西班牙軍隊向革命軍發動了一次進攻。激烈的戰鬥在諾維萊塔—比納卡延防區進行。為了抗擊敵人的猛烈襲擊，一切可以調動的軍隊都被調往前線。劉亨賻率領一支大刀隊也投入了戰鬥。他和刀手們一道似怒獅般地和敵軍步槍手進行格鬥，英勇無畏。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革命軍終於解放了比納卡延，劉亨賻因戰功而晉升為上尉。爾後，劉亨賻還參加過一系列的戰鬥，直到該年聖誕節時才回到兵工廠。第二年二月，西班牙軍隊向革命軍發動了全面的進攻，劉亨賻又一次奔赴前線，負責指揮一支步槍手和大刀手混合連隊。在強大的敵軍進攻面前，革命軍有些招架不住，且戰且退，撤到了伊穆斯。在保衛伊穆斯的戰鬥中，劉亨賻率部多次擊退敵人的進攻，又一次由於戰功而獲晉升，成為一名少校。1897年10月，在卡曼西山戰役中立功，晉升為中校。當時有一位革命者這樣描述劉亨賻：“我對他的印象深極了。在兵營見到他是一個奇觀——身著中校制服、精神抖擻的軍官卻有一條辮子。他的士兵是他加祿人，都是誌願戰士，然而效忠他，並且為在他的戰旗下服務而感到驕傲，盡管他是一個中國人。”

1897年11月1日，比阿克納巴托共和國成立，劉亨賻參加了該共和國的成立大典，並莊嚴地在《比阿克納巴托憲法》上簽署了自己的名字，他是歷史上獨一無二享有簽署菲律賓憲法榮譽的中國人。然而該共和國沒有維持很久，總統阿奎納多及其他將領被迫流亡香港。劉亨賻隨他而去，擔任翻譯，發揮他的語言專長。

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美軍在馬尼拉灣擊潰了西班牙艦隊。流亡香港的菲律賓革命領導人回到菲律賓。阿奎納多號召人民恢復反西班牙的自由鬥爭。五六月間，革命形勢發展很快，革命隊伍在壯大，裝備和糧餉的籌集成為一大問題。由於劉亨賻是中國人，在華僑中享有威望，因此他被委以為革命戰爭募集捐款的重任。1898年6月12日，菲律賓宣佈獨立，劉亨賻也和戰士們一起分享了這一勝利，為紀念這一重要事件，他還剪掉了辮子，並幽默地對菲律賓朋友說：“我現在擺脫了親愛的辮子而獨立，正如你們擺脫了西班牙人而獨立一樣。”為菲律賓的獨立戰爭的勝利，劉亨賻不辭勞苦奔波於各地，說服人們特別是華僑踴躍認捐。在比科爾，他募集了38萬多比索②，這是菲律賓第一共和國募集到的數額最大的現金。

為了把募集到的財物都如數上交給共和國的財政當局，他還要冒著生命的危險。1899年10月初，當他率隊解送16萬比索捐款，越過拉蓋灣向塔亞巴斯海岸前進時，不幸被美國炮艇發現了。炮艇全速追趕上來，眼看辛苦募集來的巨款就要落入美軍手中。劉亨賻情急生智，果敢地下令將帆船駛入近岸淺灘，並將裝有比索的口袋扔入水中，然後離船上岸。美軍炮艦吃水深，無法闖入淺灘，只好氣急敗壞開走了。第二天，劉亨賻率隊返回海灘，撈起錢袋，交給了共和國財政部。由於為革命事業募捐成績卓著，他被擢升為準將，成為一名將軍。劉亨賻對華僑同胞的生命財產的安全總是盡力加以保護。1898年7月6日，在送上2000比索給革命政府的同時，隨款附上一封信，要求阿奎納多“發表一篇宣言，禁止傷害中國人和幹涉他們的小商業企業；因為這種行為使我們的政府和您的名譽蒙受恥辱”。在反西班牙統治的革命戰爭時期，西班牙人在一些城鎮屠殺華僑，他立即派兵援救，使2000多名華僑免遭殺戮。

第二節華僑馬來語和文學

土生的印尼華僑的特點之一是不講華語而使用居住地的方言。印尼是一個方言復雜的國度，僅在華僑聚居的爪哇島就流通著巽他語、爪哇語和沿海城市的“低級馬來語”(與官方保護與推行的“高級馬來語”相對而言)。使用爪哇語、巽他語的土生華僑在當地的文化藝術領域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出現了作家。大約在19世紀中期，土生華僑逐漸使用在低級馬來語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華僑馬來語”(也叫“中華馬來語”、“市場馬來語”)。這種馬來語的基本語法和基本詞匯是馬來語，但糅入了很多漢語的表達方法，吸收了大量漢語(主要是閩南方言)詞匯。它不僅成為操不同方言的土生華僑的口頭和書面語言，而且在實際上成為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所有居民的混合通用語。今天印尼統一的民族語言是在20世紀確定的，它的基礎是先前在印尼各地區流行的馬來語。華僑馬來語是馬來語的一個分支，它對統一的印尼語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華僑馬來語中有大量的漢語(閩南方言)借詞，這些借詞大部分為日常生活和商業用語，它們現在已經成為統一的印尼語言中的詞匯。華僑，更具體說是土生華僑在印尼統一的民族語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應予肯定。

1901年，土生華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份馬來文報《理報》。隨後，形形色色的馬來文出版物包括孔孟著作、中國文史、創作小說紛紛問世，土生華僑的馬來語文學也開始出現。最早的作品大多是中國古典小說的譯文。有學者作過統計，從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初，印尼的華人作家共創作和翻譯了3000餘部作品。其中，翻譯中國作品759部，而同一時期翻譯的西方作品只有233部。在將近100年的時間里，而且是在條件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中國的古典作品如此大量地被譯成同一種外文，這是舉世罕見的。譯者幾乎毫無例外的都是華僑，特別是土生華僑。古典小說精品，除《紅樓夢》、《金瓶梅》等少數幾種外，幾乎都有馬來文譯本。《三國演義》在1883年就譯出，這本書從1883—1912年短短的29年里，在爪哇各地至少出版了六個版本。《水滸傳》1885年譯出，在以後的百年里至少出了四個譯本，《西遊記》有三個譯本。其他如《精忠嶽傳》、《聊齋誌異》、《鏡花緣》，各種公案俠義小說、神怪小說以及儒家著作相繼翻譯出版過。一些說唱文學作品，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有多種譯本，並用地方劇種演出梁祝故事。梁祝故事家喻戶曉，不僅征服了土生華僑社會，而且深入到印尼的各階層中。總之，大批中國優秀古典文學作品通過土生華僑的翻譯、出版，不僅受到不識中文的土生華僑讀者的歡迎，而且也在印尼原住民中間擁有很多讀者，大大促進了他們對中國悠久文明歷史的了解。土生華僑譯者的貢獻是十分傑出的。

中國是一個世界文明古國，中國文化傳播東南亞並對這一地區的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過積極的影響，這是歷史事實。在印尼，傳播的媒介是中國移民及其後裔土生華僑。通過印尼華僑在傳播中華文化中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在印尼，乃至在整個東南亞，華僑還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第三節新報派

印尼的土生華僑生長於斯土，講著當地的語言，完全融合於當地社會，是發展的必然趨勢。他們對中國相當隔膜，很少聯系，對中國發生的各種事情一直采取消極旁觀態度，但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風向似乎變了。這一時期，在文化上產生尋根和回歸華夏文化的趨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被大量翻譯，儒家思想的宣揚即是明證。他們日益把命運與中華民族聯系在一起。產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荷蘭殖民主義者在居住區、旅行、入境等方面對華僑諸多限制，法律上歧視華僑，把他們列為二等甚至三等公民，乘車、看電影不能買好座位票，甚至無理規定華僑不許穿西裝，一般華僑子女被禁止進入荷蘭學校學習。荷蘭殖民統治者的這些種族歧視政策，使華僑尤其是土生華僑感到屈辱，他們不滿這種政策。另一個原因是，20世紀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主革命運動的感召。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使他們歡欣鼓舞，他們相信，中國一旦強大起來，自己的屈辱歷史就會結束。因此，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回歸”、傾向中國，並和“新客”華僑一道，投身於提高華僑的社會地位、爭取華僑正當權益和支援中國革命為中心內容的華僑民族主義運動。

華僑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這一政治派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茂山、洪淵源和郭克明。郭克明是1910年土生華僑創辦的馬來文《新報》的社長、主編和記者。有的人(如柯全壽)雖不在《新報》工作，但持有和朱茂山等人相同的政治觀點，因此被統稱為“新報派”。新報派認為：華僑“既生為中國人，就永遠是中國人”，堅持保留中國國籍；“不管中國是好是壞，是弱是強，中國總是我們自己的國家。”中國是華僑的靠山，“最重要的是要使中國強盛起來”，華僑才有地位；華僑應該接受中國文化教育；反對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這些觀點代表了中下層華僑的利益，面對荷蘭殖民統治者歧視欺壓，他們只有團結起來為維護自身權益而鬥爭，並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的富強上。新報派不僅在居住國積極反對民族歧視、反抗殖民主義的壓迫，而且盡力支持中國的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等歷次革命鬥爭，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奮鬥。此外，新報派還同情和支持印尼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並為之作過積極貢獻。所有這些都應予肯定和贊揚。當然，如同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治派別和個人不能不因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而帶有局限性那樣，新報派也不例外。比如他們片面地要求保留中國國籍就是一例。其實當時的土生華僑已經融入所在國社會，對他們來說，中國實際上已是遙遠的他鄉，長期地在當地生存和發展下去才是最好的選擇。

第十五章菲律賓的中國將軍

辜鴻銘學貫中西，是一個有名的翻譯家。他譯的《論語》、《中庸》，譯文流暢自然，譯出了原文的風格，獲很高的評價。英文著作《春秋大義》，介紹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戰爭的出路》、《中國反對歐洲思潮的理由》都是一時稱誦之作。通過辜鴻銘的著作，西方人較好地了解了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他在溝通近代中西文化上的功績是相當大的。在西方，他甚至有著比在中國更高的知名度。比如德國文化界就認為能代表東方文化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印度的泰戈爾，一個就是辜鴻銘。

在政治思想上，辜鴻銘因循守舊，狂熱鼓吹儒家思想，反對維新，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他還一直拖著辮子，並且自詡“菊殘猶有傲霜枝”，以當清朝的遺老為榮。但他是一個有廣博知識、對外部世界有廣泛了解和聯系的人物，他在研究、比較了中西文化之後，堅持認為中國文化優秀於西方文化，中國只是近代才落伍了，他在1921年曾對來訪的英國作家毛姆說：“你們憑什麽理由說你們比我們好呢？我們的思想不比你們深奧嗎？我們的文化不及你們的精巧，不及你們的繁復，不及你們的細微嗎？如，當你們穴居深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進化的人類了。”他這種可貴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讓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想法，贏得了人們廣泛的尊敬。

第四節傑出生理學家林可勝

林可勝(公元1897—1969年)是傑出的生理學家，出生於新加坡，是林文慶的長子。他在童年時就到英國上學。中學畢業後升入著名的愛丁堡大學學習醫科。畢業前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林可勝應征入伍，在戰時醫護崗位上工作了四年，直到戰爭結束後才復學。1919年，林可勝大學畢業，獲內科和外科兩個學士學位，並受聘擔任母校的生理學講師。次年，獲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24年，又獲愛丁堡大學科學博士學位。同年，這位出類拔萃的年輕學者回到了祖國，應聘擔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教授、系主任，他是該醫學院的第一位中國教授。在協和醫學院工作期間，他創建了“中國生理學會”，兼任《生理學雜誌》主編，1928年擔任中華醫學會會長。

林可勝是富有愛國精神的科學家。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林可勝為投身抗戰事業，免除後顧之憂，他將子女送回新加坡安頓在父親家里，然後只身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他組織了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委員會，並成立救護總隊，任總隊長。總隊先後派遣100多個分隊分赴各戰區。當時醫護人員少，藥品器材奇缺，林可勝就在貴陽辦醫校，培育醫護人員並附設藥品及醫療器械制造廠。1940年，陳嘉庚率南洋華僑慰問團回國時，對林可勝的“努力之精神”大加贊許，並對他的工作給予經濟資助。

1942—1944年，林可勝被派往緬甸，參加中國遠征軍。在那里他擔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軍醫總監。在工作中，他不畏艱辛，經常每日工作10餘小時，曾多次獲得中、美、英政府的嘉獎，兩次獲得美國總統授予的勛章。

抗戰勝利前後，他出任聯勤總部軍醫署署長，國防醫學院院長，創立軍醫中心教育制度。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5月去美國。在美國的20年間，林可勝主要從事醫學教學和研究。他對疼痛及止痛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他一生共著有《生理學大綱》及近90篇學術論文，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

林文慶等人生於南洋華僑家庭，在西方接受教育，但都曾在不同的時期將知識和才華奉獻給祖國，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是一代南洋華僑知識分子對祖國的熱愛。

第十四章印尼的土生華僑

早期移居東南亞的華僑，幾乎全是男性，定居之後娶當地女子為妻，是必然的事。異族通婚所生的後代有別於剛從中國移入的“新客”，被稱為土生華僑(“僑生”)。隨著華僑人數的增多，男性土生華僑可以娶非華僑女子為妻，其所生後代仍是華僑，但女性土生華僑一般不嫁非華僑。這樣，土生華僑人數越來越多，在泰國、菲律賓、越南、新馬、印尼等華僑聚居的地方形成了土生華僑社會。和“新客”華僑相比，土生華僑在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雖然也從中國出生的父輩那里間接地接受了中國的影響，但從母親那里所受到的異國影響更深些，他們使用居住國的語言，熟悉那里的情況，在居住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東南亞各國的土生華僑情況不盡相同，這里我們只講印尼的土生華僑。

第一節“伯拉奈干”

印尼的土生華僑叫作“伯拉奈干”(Peranakan)，其原意是土生的人，後來成了專有名詞，專指土生華僑。男性叫“巴巴”(Baba)，女性稱娘惹(Nyonya)、諾娜(Nona未婚)。土生華僑的特點是：男性娶原住民女子為妻，或在土生華僑之間通婚，諾娜一般不嫁原住民而與“新客”移民結親，因此任何一位土生華僑都有母系方面的原住民血統，而且有三代以上的僑居歷史；一般不通或會講一點華語或中國方言，日常生活交流隨母親講當地方言，如巽他語(西爪哇)、爪哇語(東、中爪哇)；雖然從父輩那里繼承了一些中國的文化習俗和行為準則，但由於受母系方面的影響，文化習俗和行為準則更加接近原居民。總之，土生華僑是中國和印尼兩個民族通婚的結晶，也是兩國文化交流的產物。

中國人較早的時候就到達印尼，唐宋時期那里就有華僑定居，明朝時在爪哇北部、蘇門答臘南部沿海地區形成了華僑村落。據載，直到17世紀末，才有一位中國婦女來到印尼，她的到來還引起了一番轟動。可以想見，在此以前，華僑娶當地女子為妻、生兒育女是很普遍的事，可見土生華僑早已出現。16世紀，中國人大批移居印尼，至19世紀中期和20世紀初達到高峰。一方面是“新客”源源而來，華僑人口驟增，另一方面是異族通婚現象越來越普遍，其結果是形成了人數日益增多的土生華僑社會，中國移民自然融合於居住地社會，成為其中的一員，“隔絕聲教，語番語、衣番衣、讀番書……奉回教，不食豬犬，其制度與爪哇無異。”(王大海：《海島逸誌》)

第二節“防疫鬥士”伍連德

接下來要說的是被譽為“防疫鬥士”的伍連德(公元1879—1960年)，他和林文慶是連襟，兩人都是率眾開發詩巫的黃乃裳的女婿。伍連德最大的貢獻是在防疫學上，是飲譽世界醫學界的防疫科學權威。他生於馬來亞的檳榔嶼，接受英文啟蒙教育。1896年，考取英國女皇獎學金，去英國劍橋大學的意曼紐學院學習醫科。看得出，伍連德的社會出身、教育文化背景和林文慶有很多相似之處。伍連德是一個很勤奮的學生，學習成績優秀，曾多次獲得獎狀和獎金。在經過嚴格考試之後，他得到一筆獎學金在聖瑪利亞醫院實習三年。他是獲準在該醫院實習的第一個中國人。伍連德在歐洲度過了七年的留學生活，曾在德國的哈勒大學、法國著名的巴士德學院作過研究。1903年，他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學成之後，他回到馬來亞，並在吉隆坡醫學院從事熱帶疫病研究，後來在檳榔嶼行醫。他還用一部分時間去為華僑社會服務，參加社會改革，反對華僑吸食鴉片。1907年，他應聘回祖國服務。他的第一個職務是天津帝國陸軍軍醫學堂的副監督，負責軍醫培訓工作。從這個時候起，伍連德連續在中國醫藥衛生界服務了30個年頭。他不僅獻身於防疫、滅疫戰線，而且還致力於國家醫藥衛生界的行政和研究工作。1915年，他參與發起成立中華醫學會，擔任過會長，並負責《中華醫學雜誌》的編輯事務，為促進中國現代醫學的發展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他還興辦了幾所醫院，並在其中的一所北京中央醫院工作過四年。他先後擔任過外交部醫官，京漢、京張、京奉、津浦等鐵路的總醫官。1930年被任命為全國檢疫事務所監督，負責監督剛頒佈的全國衛生檢疫條例的實施。

1910年，他領導了一次滅疫鬥爭，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

1910年年底，哈爾濱發現黑死病流行，疫情十分嚴重。伍連德被派往疫區調查疫情，並負責領導一個小組，與瘟疫進行殊死的鬥爭。他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曾這樣說：“那時候無人舍得離開北京文明舒適的生活，更無人肯冒險到瘟疫流行的東北去，所以我們便去了。”他到達滅疫鬥爭的第一線後，采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首先是嚴格控制交通，建立隔離疫區和病人收容所，並嚴格消毒以防疫病蔓延。為了有效地做到這點，他調動了軍警，嚴加管理。其次是集中火化屍體。伍連德初到疫區時，疫情正在發展中，死人很多，最多時每日死亡人數達180餘人。當時，火葬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到處是一排排等待土葬的棺材。而帶疫屍的棺材下葬等於是擴大疫源。為推行火葬，他只好請皇帝下旨。幾天後“聖諭”到達，準其所請。伍連德立即組織人力，將兩千多具屍體集中在一起焚化。鄰近的俄國疫區也仿效中國的辦法，甚至把已入土的棺材也刨出火化。伍連德的措施產生了很大的效果，次年三月，疫情就被控制住了。後來，在1917—1921年間，山西、東北又先後相繼發生兩次疫病，伍連德都親赴疫區參加滅疫鬥爭。

由於在撲滅和研究疫病方面的卓越貢獻，香港大學等著名學府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並選他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多次出席各種國際醫學大會。他根據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和研究所得，寫出一批學術水平極高的研究報告、學術論文以及《肺疫論》、《霍亂》、《中國醫學史》(與他人合著)等專著，蜚聲於世界醫學科學界。

1937年，伍連德結束了自己在祖國長達30年的醫藥衛生活動返回馬來亞，在那里掛牌行醫。晚年，他寫了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英文自傳《防疫鬥士》，敘述自己一生的經歷，而且還記述了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和事。1960年，他死於檳榔嶼，享年81歲。

第三節“奇才”辜鴻銘

被稱為“奇才”的辜鴻銘(公元1856—1928年)也是林文慶、伍連德同時代的人。辜鴻銘，字湯生，生於馬來亞的檳榔嶼。辜家是當地的顯赫人家。他父親是一家英國橡膠園的司理，頗得園主佈朗的信任，這個園主還認辜鴻銘為義子。10歲時辜鴻銘隨義父回英國上學，他在歐洲啃了十幾年洋面包，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獲文學、土木工程學位，精通英、德、法、日、意、拉丁、馬來、希臘等文字，還懂俄文，可謂博學多才。1880年，24歲的辜鴻銘回到新加坡擔任公職。後來受到維新改良思潮的影響，他下功夫學習祖國的語言文化，以便把自己的所學獻給危難中的國家與同胞。30歲那年，辜鴻銘回到祖國。經別人介紹，辜鴻銘擔任了清朝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而且一幹就是20餘年。他充分發揮自己的知識專長，為張之洞出謀劃策，頗得器重。加上他精通多種外文，又熟悉西方事務，因此多次參與外事談判。他擔任過外務部員外郎，後又晉升為郎中、左丞。還擔任過黃浦江浚治局的督辦。1910年，成為文科進士。當時與他同榜的文科進士嚴復，工科進士詹天佑，後來都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物。辛亥革命後，他應蔡元培校長的聘請，擔任北京大學歐洲文學史教授，專心一意從事教學與著作。他說，他一生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這倒是十分符合事實的。

對於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李光前給予大力支持。特別是30年代以後，陳嘉庚的企業連年虧損，陳嘉庚難於維持兩校經費。此時包括李光前在內的許多華僑企業家雪中送炭、慷慨輸財，支持了陳嘉庚的“傾家興學”壯舉，如在1936年他就捐了5萬元給陳嘉庚建立一項支持廈門大學的基金，占了捐款數的37.5%。1950年為修復和擴建被炮火破壞的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李光前響應陳嘉庚的勸募，慷慨捐贈港幣600萬元。從1951年開始，陳嘉庚用李光前的捐款，費時八年，擴建了廈門大學，共建樓24幢，總建築面積等於解放前全校建築面積的兩倍。陳嘉庚曾被譽為廈門大學的“校主”，他為廈大的創辦和發展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而李光前為該校的發展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致力於新加坡、馬來亞的教育事業，積極支持陳嘉庚的興學活動的同時，從1939年起，他在家鄉福建南安芙蓉鄉獨資興辦了“國專小學”和“國光中學”。1943年創辦國光中學時，他正流亡美國，在東南亞的產業已作為“敵產”被日本沒收，經濟情況困難，為籌措學校經費，他不惜變賣衣物。新中國成立後，他決定擴建國光中學，還請了陳嘉庚代為選址籌劃。經幾年努力，一個以國光中學為中心的“梅山學村”終於建成。學村座落在叫“大宇山”的荒坡上，方圓500畝，不僅建了國光中學的新校舍，而且建了四所小學、幼兒園和配套的醫院、影劇院、體育場，總建築面積七萬餘平方米。為梅山學村的建設，他共捐資400餘萬元。梅山學村不僅培養了很多人才，而且隨著人的素質的提高，以學村為起點形成的梅山鎮也成為一個文明富裕的僑鄉。

一個熟悉李光前的人曾這麽說過：“對於社會公益事業，李光前先生往往一擲千金而毫無吝惜。但在個人生活方面，李光前甚為克己。”在60歲以前，他曾經無償獻血18次，家人勸他說：“你把錢給人就行了，為什麽連生命都要豁出去？”他卻說：“人家今天要死了，若沒有血就會馬上死。而我們可以慢慢吃補的，緊急時血輸給人能救人。我們是要做個榜樣給人看，不然誰肯獻血？”為別人、為社會他想得很多，肯“出血”。對自己的生活，他嚴苛得幾乎有悖常情。1958年去日本觀光，他竟以公共交通工具代步，和馬來亞留日學生一起吃學生飯堂，令日本人驚訝不已。1965年他因癌癥到上海治療，作全面體檢時，竟然發現他有“營養不良癥”！奉獻和克己，這是李光前魅力之所在。他留給後世的不光是一個跨國企業集團，而且還有不朽的精神。人們永遠紀念他。

第十三章傑出的華僑知識分子

談到南洋華僑時，每每有這樣一種看法：他們在經濟領域中很有建樹，湧現出許多巨商大富，而在文化科學上就似乎沒什麽值得提起的。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南洋華僑雖然大部分是從中國南部沿海移居到南洋的貧苦百姓，本身所受教育不多，但卻十分重視子女教育，在他們中間湧現出一些很有影響的知識分子。

第一節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林文慶

被陳嘉庚譽為“橡膠種植之父”的林文慶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林文慶(公元1869—1957年)，是出生於新加坡的第三代華僑。幼年時雖然也念過一點四書五經，但接受完整教育的卻是英文教育。1877年，成績優異的林文慶獲得英國女皇獎學金而開始了在英國的留學生活，曾取得了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醫學碩士學位，還在著名的劍橋大學從事過研究。1893年回到新加坡。在以後的將近30年時間里，他以新加坡為活動舞臺，除了掛牌行醫、從事金融活動外，精力還傾注在社會文化活動上。林文慶是在新加坡土生土長的，被稱作“海峽華人”。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他並沒有完全西方化，而是努力地弘揚中華文化。19世紀末，林文慶和另一些“海峽華人”同道，成立了“中國好學會”，創辦了《海峽華人雜誌》，後來還組織了“海峽華人協會”。這些團體和刊物的宗旨是一致的，即主要是向海峽華人灌輸中國傳統文化，將他們提高到“與其他外國的現代標準立於同一地位”。林文慶認為，“把一個民族的一切傳統憑空割除，而仍然希望它能夠興旺，是不可能的。”他在報刊上發表了《儒學的基本原理》、《中國的革新》等文章，提倡學習中文、尊崇孔子學說，鼓吹和支持維新改良。他曾經保護過戊戌變法失敗後亡命新加坡的康有為。當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蓬勃發展時，他傾向革命，成了同盟會的會員，在孫中山困難的時刻，他給了孫中山熱誠的支持。辛亥革命後，他還應孫中山的邀請，擔任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衛生司司長。1921年，陳嘉庚聘請他擔任新成立的廈門大學的校長，他在這個崗位上幹到1937年才離職。林文慶在廈門大學仍然鼓吹孔子學說是千古不變的道理，這顯得有些迂腐，但他盡心盡力地辦學，培養人才，卻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林文慶被認為是新加坡最多才多藝、最早對中國文化教育事業作出貢獻的華僑知識分子之一。(下續)

李光前在事業上能獲得巨大成功，原因何在？首先是機遇。李光前的企業王國雖然也屢經挫折，但從總體上看，他在戰前打下了基礎，又抓住了二戰後的發展機遇。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企業管理上有自己的一套，又吸收了陳嘉庚公司管理的許多優點。受過現代西方教育的兒子在李氏企業的管理中也起重要作用，三個女兒也占有企業的股份。和陳嘉庚一樣，李光前為人辦事公正、誠實、節儉，為社會、為國家謀利益。他是篤信儒家學說的，將儒家的倫理應用於企業人事管理、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關心雇員的疾苦和升遷，在企業中形成了大家庭的合力、向心力。他是那個時代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位企業家，精通中英文，常去歐美，因此也接觸到很多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企業管理方法。有學者說他推行“中西合璧”的企業管理方法。比如，他在堅持企業家族所有制的同時，又將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開，形成了法治的家庭企業管理法。南益集團的最高決策機構是總部的董事會，他和他的三個兒子都是董事，全權負責整個集團的業務決策，但他們不參與企業的管理及執行事務，這些是聘專業經理人員負責。選擇這些管理層和執行層的幹部時，會充分考慮親情鄉誼因素，因此在南益員工中閩南籍華僑占多數，但首要的條件仍是專業知識和操行。李氏家族成員是企業股東，年終可按規定分紅分息，但任何人無權挪用企業公款。這樣，最高決策層以家族紐帶維系，彼此沒有利害沖突，人人以發展企業為己任。專業經理人員則各司其職、各盡其能。總之，南益集團管理制度的基礎是法治，這就有效地防止了一些華僑企業的通病，如裙帶關係、人情面子、包庇縱容、權力濫用等。同時，又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指導，講忠孝仁義恕敬廉，講求人際關係中親情與和諧。因此，當他在1954年退休時，有條不紊地傳下了企業的指揮棒。李光前在企業中建立了各種福利制度，很早就使用了電腦，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不僅創出一個至今還充滿活力的多元化跨國企業集團，而且還為華僑家族企業的發展樹立了一個成功的管理模式。

第二節`興學重教

李光前企業經營成功，富甲東南亞，然而克己節儉，不抽煙、不喝酒，一夫一妻，私生活十分嚴肅。對於個人財富，他反對揮霍奢侈，認為把它用之於他人，用之於社會，才越顯出真正的富有。於是，他對人、對社會，特別對文化教育、社會公益事業非常慷慨。李光前熱心文化教育事業，早在“打工”階段就開始了。那時，他每月工資最高是110元，但就對侄兒、親戚的學習給予幫助，還寄錢回家鄉修祖厝和寺廟。後來，隨著企業的發展，財富的積累，使他有了更大的能力去資助文化教育和慈善事業。新加坡的第一所印度中學的校舍是李光前捐贈的，創辦馬來西亞第一所伊斯蘭學院時，也是李光前慷慨解囊的。當然，他資助最多的還是新馬的華文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恢復被戰火破壞的華校，馬來亞成立了華校復校輔導委員會，李光前出任該委員會主席。他運籌策劃，出錢出力。福建會館新辦一所學校，李光前給了它大力支持，但拒絕以他的名字命校名，這所學校後來定名為光華學校。為創辦南僑女中，他捐地捐樓。1953年，一些新加坡僑領倡辦南洋大學時，李光前認捐該校實收捐款總數的10%，到1957年止共捐叻幣104萬餘元，還捐建了文物館、電腦中心，並每年為南洋大學的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李光前傾注最多心血的還是華僑中學和馬來亞大學。

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成立於1919年，是東南亞最早的中文中學，首創人是陳嘉庚。從1934年起，李光前出任該校董事會主席，連任16屆，前後達21年之久。在這20餘年中，他領導董事會成員和教職員，盡心盡力辦校。在物質方面，他承擔了學校日常經費和擴建費用的大部分。上任之初，即先代為償還華僑銀行的七萬元借款，鞏固了學校的經濟基礎。又先後在1940年和1957年，獨資捐建了科學館和圖書館各一座。南洋華僑中學今天仍然是新加坡一所設備先進、教學水平較高的學校，陳嘉庚、李光前等華僑前輩苦心經營該校的功勞，將被永遠銘記。

新加坡馬來亞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李光前分兩次共捐款叻幣50萬元。第二筆捐款是為該校圖書館購置圖書文獻之用，在捐款函中，他希望能多購一些東方文字的圖書，注重東方文化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建議建造一座國家圖書館，並主動捐獻巨款，附帶的條件是：購藏中、馬、印等東方文字圖書，並免費借閱。該館於1957年8月16日奠基，今天在圖書館的大門壁上銘刻著“李光前先生奠此基石，這座房子是由其慷慨捐款所促成”字樣。他還擔任過新加坡福利協會主席，主持賑災救濟工作。英國劍橋大學的著名學者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出版，也得到了李光前的資助。

1952年，李光前創立了“李氏基金”，把南益集團的部分資產捐作基金。1964年，他又將自己名下的全部南益股權(總股份的48%)捐獻給“李氏基金”。這樣，“李氏基金”就成了南益的最大股東，每年數目可觀的股息，全部用作發展科學文化教育、社會慈善福利事業。其贊助範圍十分廣泛，幾遍及世界各地。40多年來，“李氏基金”共捐助了將近三億新元，對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貢獻巨大。

由於李光前對文化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的傑出貢獻，他獲得過各種榮銜。1962年，馬來亞大學一分為二，成立新加坡大學和馬來西亞大學。德高望重的李光前擔任了新加坡大學首任校長這個榮譽職務，他是以一介平民而榮膺此職的，相當難得。在隆重的就職典禮上，他發表了一個演講，結尾時引了三句話：“我們對國家的貢獻，有什麽更好或更大於為它教育青年！”(古羅馬西賽羅)“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孟子)“凡是要收獲好稻的，必須先種好種子。”(馬來格言)三句話的中心都是“重教”，這大概也是李光前的心聲。

第三節情鐘祖國

李光前只是青少年時期在祖國生活、學習了十幾年，他的事業、貢獻主要在居住國，晚年成為新加坡公民。但他對祖籍國是十分熱愛的。1993年10月，李光前誕辰100周年時，在福建舉行了“李光前學術討論會”。他的一位得力助手在會上講了這麽一段話：“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祖國。祖國若是政治安定，經濟較好，他就高興；祖國若有些不妥之處，他就煩惱。韓戰期間，美軍若勝了，光前先生就吃不下、睡不著；若是中國勝利了，他就開懷大笑。可見他對祖國的感情是多麽地深厚！”關心、熱愛祖國，在家鄉興辦教育公益事業，這是李光前輝煌人生中的部份篇章。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李光前即投身華僑抗日救國運動。他積極支持陳嘉庚出面領導籌款抗日工作，並率先捐獻10萬元。1938年10月，“南僑總會”成立，他參與籌備並當選為常務委員，帶頭認購了大量公債。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第十二章·企業家、教育家李光前

繼陳嘉庚之後，東南亞地區最著名的華僑領袖之一，當推李光前(公元1893—1967年)了。他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20年代末他親手創建的作坊式小廠現在已發展成為多元化的跨國大企業集團。他熱心興辦文教福利事業，還撥出巨款建立“李氏基金”，作為資助文化教育及其他公益事業的永久性基金。生前，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有很高的威望；死後，他仍為人們所懷念。

第一節從作坊到企業集團

李光前，1893年生於福建省南安縣。父親李國專先後在廈門和新加坡做小生意。幼年的李光前在家鄉私塾啟蒙，10歲到新加坡，在英印學堂念英語和數學，周末到養正學堂學中文。1907年，清政府在南京辦了專招南洋華僑學生就讀的暨南學堂(暨南大學前身)。李光前由於學習成績突出，於1909年被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主席資送到暨南學堂學習。暨南學堂畢業後，他先後到北京清華學堂(預科)、唐山路礦專門學堂深造。1912年回到新加坡。這次出國，他孤身一人，舉目無親，父親已回國內。他先擔任華僑小學教師，兼任《叻報》電訊翻譯工作，後來考入測量專科學校，同時攻讀美國某大學的土木工程函授課程。10餘年苦讀，李光前成為一位既受中華文化熏陶、又飽浸西方現代文化科學知識、兼通中英文、視野比較開闊的知識分子。但他未能如願完成學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生活所迫，李光前只好輟學從商，到莊希泉開的中華國貨公司任職。1916年，為擴展歐美國際市場，陳嘉庚將年輕的李光前招至帳下，處理中、英文函件和對外聯絡工作。陳嘉庚很賞識李光前的才華學識，不僅委任他當了部門經理，而且還把長女嫁給了他。在陳嘉庚的公司里，李光前貢獻頗多，同時他也向老嶽父學習了很多橡膠經營的知識，並建立了各種業務聯系。耳濡目染，在言行品德上也頗受陳嘉庚的影響和熏陶。總之，在陳嘉庚的公司里任職11年，其所積累的經驗，李光前終身受用不盡。陳嘉庚的恩情，李光前是終身不忘的，即使是老人家的事業遭到巨大挫折時，他也是初衷不改的。

1927年，李光前開始獨立經營。他先獨資創辦了一個作坊式的制膠煙房，繼而成立了南益橡膠有限公司。在他主持下，業務不斷發展。他不僅經營傳統的橡膠和菠蘿種植與加工業，而且涉足金融界，是著名的華僑銀行的股東之一。1939年他被選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李光前已是聞名中外的實業家、銀行家和華僑領袖。從30年代以後，由於諸種原因，陳嘉庚的企業遭遇了重重困難，並在1934年正式收盤，李光前則一如既往地支持陳嘉庚的愛國興教事業。 

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李光前正好在美國華盛頓參加國際橡膠會議，由於交通中斷，他被迫留居美國。日本占領東南亞時，因為他在戰前積極抗日救國，他的產業被列為“敵產”全部沒收。戰爭結束後，李光前回到浩劫後的新馬，出任新加坡咨詢委員會委員，在協助新加坡重建工作的同時，還著手恢復橡膠業。此時的李光前剛50歲出頭，正值壯年；在美國的兒子學成回新，也投身於南益公司業務。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作為戰略物資的橡膠業經營旺盛。李光前在橡膠業之外，還積極投資於其他領域，逐漸使企業經營走上了多元化的集團道路。1954年李光前退休，南益集團的業務由他的三個兒子成義、成智、成偉分工負責，對外活動由第三子李成偉代表。到1967年他去世時，南益集團已擁有26家公司，分佈在新馬泰及歐美，經營橡膠、食品、種植、航運、商貿、工程、木材、印刷等行業。主要企業是南益集團和華僑銀行。李氏家族的資產估計超過16億美元。（下續）

延續閱讀 》沉思·海上絲綢之路

羅芳伯傳奇：殖民時代客家的遷徙、反抗和蛻變

羅芳伯一七七七年在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締造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的故事，不只對客家人是段歷史的驚奇，對於全球的華人，特別是旅居東南亞的僑胞，更是成長的歲月中經常訴說的故事。

羅芳伯和他那個動亂時代的市井小民們，離家千里、拋妻別子，用他們不肯認命、不願服輸的堅毅勇猛，在客居的土地上，和世界的殖民強權對抗，實踐了他們共和自治的理想。
　

節錄自〈田園、礦場、市集〉　

這條路引導著他們經過菜園和果園，勤勞的華人農民正忙著在他們的灌木叢中灑水。許多房屋如荷蘭農舍般散落在田地之中，健康快樂的孩子們在門口玩耍。—— 荷蘭官員納赫斯（Nahuijs）參觀蘭芳東萬律總廳的描述，一八一九年　

一七八七年，蘭芳十一年。　

你作為新客到此地，一無所有，舉目無親。隨身一卷鋪蓋，四處飄蕩；直到總廳和下屋接納你，公司招待了你，安排你到礦上做工，你才有機會賺錢，才能實現宿願。想當初，你願做工就能做工，想歇息就能歇息，愛去那裡就去那裡。總之，你比在中國的先人活得更自如。

文告是由大港公司署名，鼓舞華人礦工加入義興公司的招才廣告。羅芳伯看著內文對於加入公司描寫的美好情景，心裡不禁會心一笑。蘭芳公司成立瞬間邁進第十一個年頭，他回想過去十年的奮鬥，心裡有許多的感觸。

農民的生計是羅芳伯最為關心的。隨著礦場的營運邁進高峰，大家對於大米等食物的需求倍增。農民們近年並轉作咖啡、胡椒、香料等經濟作物，而除農地的開墾外，水利設施是其中施政的重點。

羅芳伯非常重視農田水利，跟他出身農家，以及早年在原鄉嘉應州的耕作及生活經驗有關。他那時發現，農田收成的多寡跟水利密不可分，而農家為爭放水也經常導致爭執，甚至械鬥的情事。

當乾隆皇帝退位，清朝已達成長的飽和點，旗軍的尚武精神至此業己消散。雍正的養廉雖使官員的薪給增加數倍，但仍不能供應他們衙門內的開銷，因此貪汙的行為無以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種水力工程失修，災荒又不適時救濟，人民挺而走險為盜為匪，也就事勢逼然了。

而從「和順總廳」旗下的坑尾公司和下屋公司的事件中，羅芳伯發現，大公司的成員為了開礦資源的取得，特別是水源和土地，也經常發生分裂。「和順總廳」十幾年的分分合合情形，以及並非所有的公司都會願意持續接受總廳的統治，主要的影響還是因為開礦和農墾利益的問題。

他今天特別起了個大早，帶著江戊伯、闕四伯、宋插伯、胡永成四位兄弟，新一代的青年才俊羅永忠、羅永義、連杰和黎婆，在農民們還沒上工前的黎明時分就先巡視了各項排水、灌水、儲水和分水等灌溉設施。他們在引水前端的河水地帶，發現數十位漁民已經分乘四艘小舢舨，沿河邊收網，邊快樂地合唱著山歌。

食煙愛食兩三筒，連妹愛連兩三宗，第一就要言語好，又要人才蓋廣東。

放下擔子坐茶亭，敢唱山歌怕何人。阿哥好比諸葛亮，唔怕曹操百萬兵。

看著漁夫鄉親們快樂地在河上划船、補魚和唱歌的情景，羅芳伯等一行人情不自禁地停下腳步，心中充滿喜悅。自然而然地感染到這一股「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歡愉氣氛。

續讀 》

加里曼丹客家人王國

林其泉·蘭芳大總制——亞洲最早的共和政體

“大唐總長”羅芳伯

James R. Hipkins：婆羅洲華人史

高偉濃博士：荒原深挖洞·婆羅洲淘金記

築夢揚帆 重走海絲路

古渤泥蘭芳共和國

推究其因，或許間接肇因於十八、十九世紀間，中國南遷大量的僑民至此，其信仰雖帶有民間色彩，卻也揉雜了漢系佛教的傳承。下面就亞庇佛教歷史分為：公元四、五世紀開始至十三世紀的早期佛教，及二十世紀中、末的近期佛教，兩個時期來敘述。

一、佛教傳入亞庇的史跡

若欲了解亞庇市佛教的起源及其發展，得從「渤泥國」時代談起。在史料學上，中國史書──《梁書》應該是最早記載當時信仰佛教的史書。若論及當時國王崇信佛教乃至深入一般平民百姓的考察，則需綜合《諸蕃誌》卷上的渤泥國條，《宋史》卷489的渤泥傳等文獻資料。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97），渤泥國王曾派遣使者施弩、副使蒲亞里，判官哥心等多人到過中國朝貢。當時兩國之間的交流大概情形，記載於中國史書，成為今日考證本市佛教的重要史料之一。

根據史書記載，中國宋代時期的渤泥範圍已涵蓋今天的菲律賓南端、蘇祿群島、沙巴、砂拉越及加里曼丹，即後人所稱的「婆羅州」。西方人士所稱的Borneo實源於Brunei汶萊，是渤泥的對音（見邱新民《東南亞文化交通史》，頁385）。當時情況是：十四世紀之前的本地佛教信仰者幾乎是當時皇族市民的土著為主。史書有載，公元1292年，中國元軍南征爪哇失敗時，亦曾有一批中國人留居渤泥，但畢竟是外來的。

佛教在公元前後傳入東南亞，五世紀初傳入「婆羅州」。根據《梁書》、《隋書》、《舊唐書》及《新唐書》記載，早在公元四、五世紀間，渤泥便是信奉佛教的國家。《南海寄歸內法傳》和《求法高僧傳》亦明文記載，七世紀初葉到公元六百七、八十年前後，當時的印尼諸島和婆羅州一帶多行「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小部分居民則信奉「正量部」（Sammatīya）佛教。（關於西北說一切有部僧人至南印度、東南亞乃至中國的史料，參見補充資料。）

直到十四世紀中伊斯蘭教傳入，至十八世紀的間中或有佛教的弘傳，不過在史記上不是很明顯。後來，大約十九世紀中，中國南端廣東、福建一帶大量華人移居至此，再次帶來中國佛教和民俗信仰混合。此後，本地佛教信仰者皆以華人為主。

亞庇佛教的歷史的發展，可推溯至四、五世紀的渤泥國。渤泥當時的版圖據中國《諸蕃誌》及《宋史》說法是「統十四州」。近人從三都望、三發等地出土的遺物考察，及按照『諸蕃誌』所載的西龍宮、什廟、日麗等多處地點、交通和服色飲食等研究，當時的渤泥國土，至少應當包括今日的沙巴州、汶萊、砂拉越及坤甸，有的說法還包括了菲律賓的南端，而且政治上與中國的關係至為密切。關於渤泥當時的情形有翔實的記載，以《諸蕃誌》及《宋史》最為詳盡。從現今留存的《梁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等中國史書，婆羅州出土的佛像、香爐等及近人在學術上的考察研究成果看來，從公元四、五世紀至十四世紀之間，這裏確實是曾流行佛教的國家。

中國宋代時期的渤泥國崇佛史跡

宋代的渤泥，城裏有居民一萬多人。據說，當時中國商賈每月初一、十五兩天奉賀禮，到幾個月後，才請國王及大人來論定物價；價格一定，就鳴鼓召集遠近的人來船上，任他們貿易。即便貿易完成，卻須等到六月十五辦完佛誕節後才可出港，以祈避免風濤等災厄。當時所稱的佛，並沒有佛像，只是建蓋一些茅舍，樣子像塔裏放個小龕，罩珠兩粒，稱為聖佛。凡遇佛誕節，國王必親自供獻花果三天。佛誕節後，商賈船舶啟碇離港回國。

中國明朝的社會情況，《宋文憲公全集》（四部備要本）卷26「芝園後集勃尼國入貢記」有記載，與《諸蕃誌》相同，其記載稱：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廓，樹林柵為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車馬，出入徒行。……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

公元十四紀後，渤泥國王開始改奉伊斯蘭教，但在十三、四世紀間，中國元世祖忽必烈（Hu-bi-lie）滅宋朝後，建立元朝（1279-1368），版圖跨越亞、歐兩州。1292年元軍南征爪哇（Java），海軍往返經常路過渤泥。後來元軍遠征失敗，而對渤泥的影響卻不少，就是一批不少人馬長居渤泥。這是渤泥國王改信伊斯蘭教之前，中國人口、文化與宗教信仰仍續不斷傳入渤泥的概況。公元十五世紀以後改信伊斯蘭教，第一任蘇丹為阿拉伯爾達達（Alak ber Tata），亦稱摩罕默（Mohamed, 1403），傳其女兒嫁總兵黃升平（或王三品 Ong Sum Ping），而黃升平繼承為汶萊蘇丹世系第二代，伊斯蘭教名字為亞默（Ahmad）。（開印阿闍梨：亞庇佛教的歷史發展[2018年9月4日增訂] In 佛教書籍, 禪林事記 開印（20180904增訂）

開印阿闍梨《亞庇佛教的歷史發展》

現今的亞庇佛教，是以華語系或北傳的中國佛教系統為主流，南傳與藏傳佛教道場或間有分設，雖為數不多，但在亞庇佛教界卻扮演著以英語弘傳佛法的重要角色。

2018年07月31日星洲日報報導，馬來西亞統計局最新發布，沙巴2017年人口約385萬3800人，其中華族人口只有約31萬4500人，佔8.16%。

若是根據1991年I.D.S研究所的調查統計，當時亞庇華人人口是20萬9175人，佛教徒只有31,788，佔15.2%。值得一提的是，亞庇市佛教徒似乎以華人為主流。

保護華人老街·馬來西亞相關組織擬為吉隆坡茨廠街申遺

據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報道，吉隆坡小販商業公會準備向政府提出申請，把具有文化和旅遊特色的重鎮茨廠街，申請列入國家文化遺產，以保護這條具有「歷史任務」的老街，使之再現光輝。

該會主席洪細弟近日在茨廠街舉行慶祝 61 周年紀念晚宴上，宣布了這一消息，並獲得出席晚宴的馬華總會長廖中萊的支持。

準備通過馬華申請

洪細弟說，該會準備通過馬華提出申請，確保茨廠街能永遠保存，並讓後輩了解先賢創業的艱辛。他說，這老街具有百年歷史，周圍有百年老廟、百年建築物，應獲得共同保護。

廖中萊說，馬華願意協助茨廠街打造為一個更具生命力的旅遊和文化區，發揮更大的吸引力。

他說，目前茨廠街已成為世界聞名的旅遊區，希望繼續獲得各界的支持，與政府建立更密切合作，這樣會把老街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方天興：會慶顯示萬眾一心

華總總會長方天興說，吉隆坡小販商業公會成功在茨廠街舉辦會慶，證明此舉已獲得了大家的支持。

他說，吉隆坡的歷史比馬來西亞獨立的時間還久，也是華裔先賢拓荒、成家、興業、結社和參與國家發展的最典型的例子，而茨廠街更是一步一個腳印，見證了華人參與老街的發展。他希望能全力支持洪細弟，以便共同維護老街未來的發展。

行動黨武吉免登區國會議員方貴倫說，茨廠街具有百年歷史，是遊客必到之地，為國家賺取了豐厚外匯。

他相信一旦老街提高治安及清潔，特別是吉隆坡市政局給予配合，會有另一番新貌。他希望市政局能提供適當獎勵措施，如為歷史性的建築物，豁免門牌稅等。
（來源：2014 年 06 月 17 日中國新聞網/本刊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