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次向去過承德的人打聽，離宮麗正門左邊不遠，有家小小的新亞書店還在嗎？沒有人能回答我。

那天碰到承德來的一位朋友，才知道這家小店關門多年，女主人已經不在了。

十幾年前我去承德，住在離宮對門的賓館里。我一向起得早，每天都到街上去散步，常常看到那位上了年紀的女店主已經坐在書攤前。她不賣庸俗讀物，主顧不多。

我還記得，我在她那里找到一本徐鑄成先生的回憶文集《新聞叢談》。書本來不臟，她非要從小屋的書架上找出一本更新的。

有一次，見她開門後，正站在木凳上掛幾種新到的期刊。我真擔心她不小心會摔倒。難道她家里沒人來幫她嗎？又一天，我見她正為兩個解放軍戰士包紮幾本小詞典。她顯得那麼高興，像一個母親照應著自己的孩子。

還有一次，見一位店員打扮的姑娘，給她送來幾包方便面，放下後像一只小燕子似的又飛走了，邊走邊喊道：“錢，回來再說吧。我正忙著呢。”

我向地區文聯的朋友打聽，證實女店主確是獨身，也不是本地人。1942年，她從武漢大學圖書館系畢業，50年代初響應支援塞外的號召來到熱河省。現在退休了，一生未婚。

為什麼不結婚呢？我的朋友沈默了。再追問，朋友說：“她本來應該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她在同事中找到過一位戀人，倆人相約學英文。他們太天真了，常常當著眾人練習對話，不免遭到愚昧而多忌的人的白眼。政治運動來了，有人提出：為什麼不學俄語？為什麼離開大城市到塞外來？抱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彼此還說外國話？不是“特嫌”是什麼！不久，“反右派”運動來了。失去愛情的姑娘，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她被送到山區勞改了6年。這還不算完，又被遣返回故鄉湖北的農村。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她才回到承德。

落實政策是何等的艱難！特別是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門。她回來以後，原單位落實的結果是：每月工資20元，分配在新華書店燒火！為什麼還要勞改？為什麼連50年代的70余元的工資都不恢覆？多虧黨報為她鳴冤，《河北日報》以《她含笑抹去腮邊的淚痕》為題作了報道，這才得到了解決。然而，她也到了該退休的時候。當她拿到1000元安排生活的費用，立刻拿出500元捐給承德市幼兒園。她在美國的侄子來接她，她說她還要在承德找一個攤位賣書，完成她一生熱愛圖書的志願。

1983年，她得到過新華書店系統先進工作者的表彰，這是她一生得到的最高榮譽了。我正是在這以後來到承德的。聽說，當時有的青年知道她英文好，常有人來求教。可惜我沒有碰上，否則我一定會看到她像接待解放軍戰士那樣的高興。

臨別承德的那天早晨，地區文聯派車子送我們回北京。我抽空又跑去看一眼那小書店。隔街相望，女主人剛卸下了門板，正在打掃便道。這是一個晴好的早晨，但願她今天生意好，最好有更多的青年來買她的書，或找她來討教英文。

我是抱著深深的祝福離開那小店和承德的。

如今有誰知道離宮外邊曾經有過一家新亞書店，有一個來自長江邊上的熱愛生活、熱愛賣書的女人？我若再到承德，盡管那書店和女主人都無蹤影了，我也還要到那里去佇立片刻。我想，那兩位解放軍戰士，那給她送來方便面的姑娘，那些向她求教過英文的青年們，以及所有從她手中買過書的讀者們都會記得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