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發《實兆遠燕窩》

從北馬霹靂州太平章卡遮令，連接到南部雪蘭莪州瓜拉冷岳萬津的“E32 西海岸大道” （West Coast Expressway，簡稱WCE），全長233公里，預料將在2022年建成。部分道路已在2019年5月已開放通行。這條大道將在冠毒後，為雪、霹兩州的海濱鄉鎮/漁村帶來國内遊的荣景。

霹靂州實兆遠沿海一帶，極靠近印尼。廿年前，印尼發生大火焚林，大量燕群纷纷飛越馬六甲海峽，移居實兆遠鄉區。當時，不少印尼燕農亦隨燕子遷移，越過馬六甲海峽到此搶購原不值錢的舊店，改裝成燕屋。

區區一間整十萬元的老鋪子，最高峰曾被炒到一兩百萬，十幾二十倍的價錢。在沒有高速公路的年代，實兆遠沿常被人笑說是“實在遠”。居民跟著印尼華商的腳步，成了馬來半島第一代的燕農。養燕的風氣後來從這裏傳到濱雪鄉鎮以及其他地方。

這個地方的名氣一度響亮到連越南人都知道，特地到來收購毛燕，處理後以高價賣到中國。大家開了眼界，于是不再賣毛燕，而自己動手設工場加工生產價位更高的乾淨燕窩。

這門功夫不用飛到遠方的越南去學，就近度過馬六甲海峽就可以了。動用了當地宗親會的鄉親長老出面，請來師傅無私分享真功夫。

但是，燕群聚居一處的時間為期只有7至15年，過後就每年逐漸減少以至消聲匿跡。經過風光的二十年，印尼燕商已經幾乎完全退出實兆遠養燕業。這裏的燕城盛譽已成歷史，過去那種燕群遮天蔽日的盛況不再有。留下的產業現在都由本地人收購；印尼華商臨走還從產業賺了一筆，比本地人精明多了。

濱雪鄉鎮之一的沙白安南，是全馬繼實兆遠之後最早養燕的地區之一。我在2019年曾訪問過最早從沙白安南把養燕技術帶進沙巴的領導人黃安榮先生，他的經驗就是來自他的出生地沙白安南。他透過社會企業的方式，推廣“以燕養校”的公益活動協助獨中，算是馬來西亞的Social Innovation（社會創新）之一。這一塊，我猜測它也會是衝破馬來西亞族群籓籬的有效工具之一，沙巴土著因此很早就參與了養燕業。

我想起2017年在參與廈門洽談會期間，有位女士請我和友人到她在泉州的新居一坐。她的談話充滿了成就感與積極心，因爲連一句馬來話都不會的她，居然有本事到馬來西亞與印尼收購燕窩，靠微信買賣在三年的時間內，儲夠了錢在泉州市區買下中上水平公寓的一個單位。

有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對這樣的本土案例深感興趣，因為它是一個無處可聽到的真實特色小鎮故事。（18.3.2021）

特别推荐·地理標誌專題 》

中國地理標誌

台灣地理標誌

SARAWAK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SABAH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砂拉越特色小鎮地理標識·黑橄欖

中國地理標誌分類數據

張玉敏·中國地理標誌的性質和保護模式選擇

林煥章·台灣地理標示運用在茶葉行銷之探討

走訪米鄉 看台灣稻米的故事

吉打：體驗稻田文化 稻地厝濃情蜜“憶”

馬来西亚華人虚擬文化街

2017年4月15日，我在臉書發了一個有關“馬來西亞華人虛擬文化街”的帖子：

大家說，馬來西亞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華族，可是，我們沒有一間華人博物館。千辛萬苦，總算找到了這條百年老街，不僅可以有族群的綜合歷史博物館，各行各業，各商各號，各鄉各鎮，各館各會......，光輝歲月，偉大傳統，可誦事蹟都有了一方天地。

這話是說得早了些，因爲在第二年三月，華總便把籌備多年的實體華人博物館辦成了。我們團隊當時還特地拜會了發起人丹斯里吳徳芳，聆聽他寳貴的展望與經驗。

帖子發出後，登嘉樓(2017年)全國華人文化節顧問荘發明回應說：“我記得砂拉越詩巫有間文化館，至於博物館好期待哦。我最近向登嘉樓大會堂建議，向政府申請唐人街申請一片地建文化館，其實登州擁有很多天然的景色但少了一些文化的靈魂。”

另一位網友補充，根據一位在登嘉樓巳80歲的長者說，華族落腳登州至少巳有215年了，這位老者收藏了許多珍貴的前人在登州的文物與資料。

文化街計劃包括美術館，以展出藝術家的心血。

自2008年為商團策劃過在光華獨中辦的“肉骨茶嘉年華”，並啟發了一些肉骨茶店成功走上連鎖店生意，臺灣多家大學曾邀我到寶島講學，分享相關經驗，並上電臺清談節目。從最北的宜蘭到南部的恆春，發現肉骨茶是挺受關注的大馬美食。在各大學教授陪同下，我也實地考察過他們輔導過的一些文創鄉鎮，獲益不淺。

經營地方磁吸力（1）老地區 新經濟 

2000年前後幾年，我擔任雪州政府投資委員會諮詢委員，也擔任過商團的黃金海岸委員會主任，曾積極為巴生發展大藍圖的旅遊項目，做過不少實地調查與建議，到過巴生五條港與吉膽島等處與居民談民宿等建議。可能是走得太早，大家接受不了也就不了了之。現在受到韓國、臺灣的影響，欣喜的是大家比較有概念了，自動投入地方創生。

2009年，創立愛墾網之初，我設想一個在巴生城南左岸經營文創活動的生態，眼看現在越來越多人關心原是文化城的巴生的文化遺產，覺得很多事情真的需要時間醞釀。

延續閱讀 《文創技能係列 71》 YOUTUBE 華商》

大家發現這幾年越來越多人像一些在地團隊那樣，開始關心自己居住的地方，並很努力在做地方經營與行銷。這樣的熱忱發揮了它的正能量。接下來的挑戰是，怎樣把這種努力的體驗整理、結構成大家可以參考、可以學習的知識系統。“虛擬文化街”就是設法打造一個平臺，讓大家更方便、更完整地親近地方經營的專業學習。

幾經多時構思與籌備，這項構思實體版在2019年10月以“海絲館”之名，在沙巴亞庇市郊的打里卜鄉鎮落實，於馬中與南海東盟東部成長區數鄰國百餘位貴賓見證下正式落實，並獲得中國駐亞庇總領事館代總領事章禾閣下蒞臨主持開幕。

延續閱讀 》沙巴海絲故事館

海絲故事館裏，除了展示著各種珍貴歷史照片，也有沙巴州原住民的傳統手工藝品，見證著本地華人與原住民之間的緊密聯繫和歷久不衰的友情。

我在會上介紹時表示，館內收藏各種書法、文物、紀念品、舊時海絲路發展史等，使參觀者了解在1913年中國客家紫金人從沙巴州古達上岸後，開始在舊時婆羅洲生活的足跡，與原住民建立起非常好的 友情。海絲路不僅教育中華民族，也教育當地土著，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偉大胸襟。

沙巴如今擁有更高推廣中華文化的地位，而海絲會也將持續推動東盟經濟成長區經貿發展，並計劃以海絲故事館為出發點，推動本區域經貿等各領域來往。以故事館成為基地，將來希望促進不同媒介與材料合作，成為經濟生產文化產物的合作中心，讓本區域有心人一起合作，未來將海絲路發展推向另一個境界。

我也特別感謝楊秋立，他認為要推動一帶一路，就必須帶到沙巴最偏遠的地區，讓人們知道一帶一路。至今，沙巴海絲路學會把一帶一路推廣遍佈沙巴各個角落，甚至已到了印尼邊界地區。

奈何一個多月後的2020初一場冠毒爆發至今，多少願景的跟進工作都耽擱了。暫時在網路上保溫與探索。期待災難早日結束。

延續閱讀 》沙巴海絲故事館

在江南發現詩性文化

1月5日上午，由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主辦，浙江大學亞太休閑教育研究中心、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協辦的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第四講在杭州城研中心倉前大樓109報告廳舉行。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文化和旅遊部文化產業專家委員會委員劉士林教授作《在江南發現詩性文化》講座。浙江省社科聯副主席陳先春致辭。杭州城研中心黨組書記、主任江山舞為劉士林教授頒發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聘書。來自浙江大學、杭州師範大學等高校師生及未來科技城周邊相關企事業單位人員、社區居民參加本次講座。

劉士林教授從歷史、哲學、文化、審美、倫理等層面，解讀中國人文精神代表之一的江南詩性文化。他說，審美精神是江南文化的本質特征。因為對以務實著稱的中國民族來說, 由於持續的文化壓抑因而它的審美機能是嚴重匱乏的。在充滿苦難、又在苦難中產生出巨大生命熱情的江南軸心期, 才使得中國民族的審美意識從沈重的政治倫理異化中解脫出來。以禮樂政治為中心的“北國詩性文化”, 只能看作是一個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級階段”或“早期狀態”。

關於江南詩性文化的現代性意義，劉士林認為江南詩性文化是中國詩性文化的最高代表，它把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壓抑的審美需要充分展示和表達出來。江南詩性文化是最有可能成為啟蒙、培育中國民族的個體性的傳統人文資源。在這個嚴重物化、欲望化的消費時代中，如何守護與開放好這一沈潛的詩性人文資源，依據它提供的原理創造出一種詩化新文明，是在江南重新發現中國詩性文化的根本目的。

關於倫理人文與詩性人文的關係，劉士林說，江南詩性人文與齊魯倫理人文既相對立又相聯系，構成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深層結構原理。只有在兩者的張力與鬥爭中，才可以實現雙方各自的本質力量。當下，要在詩性人文與倫理人文的矛盾衝突中努力彰顯中國文化的生機與豐富內涵，開拓中國文明固有倫理價值與審美價值的新境界。

講座深入淺出，兼具學術性與科普性，讓在場的聽眾進一步開拓了視野，對江南詩性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講座結束後，劉士林還就江南詩性文化的內涵與平衡點、江南文化與北方文化的區別以及江南詩性文化在推進長三角城市群發展中的作用等問題回答了聽眾的提問。

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為浙江省社科聯和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聯合推出的品牌講堂，旨在在杭州未來科技城搭建一個“科技”與“人文”碰撞的舞臺，為周邊廣大科技工作者、高校師生及社區居民提供精神大餐、思想盛宴。

迄今為止，已邀請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杭州城市學研究理事會理事長，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專家王國平，中央美術學院原院長、中國美術學院原院長潘公凱，北京大學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俞可平等著名專家學者，圍繞“讓城市因歷史而美麗”“筆墨藝術、美術理論、裝置藝術、建築設計的創意實踐”“傳統謚法的政治學意義”等主題開展演講，獲得了聽眾的一致好評並產生了積極廣泛的社會影響。 （2019-01-09 來源：城市怎麽辦，城市學研究動態︱在江南發現詩性文化 ——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第四講開講）

就像大部分工作一樣，大部分旅行可以說完全不必要。但是，從審美角度說，鄉下很多地區就要被糟蹋得一塌糊塗了，為的是讓這些不必要的旅行成為可能，雖然並不容易。因此，應該盡可能勸阻人們去旅行，如依靠糟糕的道路或高昂的通行費，經常晚點的火車，甚至還有現在狀況越來越糟糕的機場等。

我意識到我的喉嚨深處因為一種酸性砂礫感而有某種不快的感覺。我也意識到呼吸有些急促和喘不過氣來。交通就像從前一樣令人極其討厭。那是擁堵高峰時間，很多人不得不下班回家，環城大道的兩個方向都出現交通擁堵，不停地走走停停。我想，很多司機不得不每天兩次走上這個地獄般的旅行，毫無疑問，這對他們的脾氣和幸福感都是極大的破壞。我走這條道路（或倫敦的環城路），十有八九會遇到沒有因為某個車禍而引起長時間堵塞。我從自己的經驗中能夠說的最好的話，是它總是讓我感到慶幸，我心中充滿感激我的職業生涯已經結束，再也不用像這樣因為上班而遭罪了。上班時，我總是能夠步行，這是我當時很少感受到的一種幸運。乘車上下班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罪惡之一。

但是，其中有多少是真有必要呢？在英國戰爭期間，消費已經被削減到最低，曾經有一張著名的海報，要求民眾自問這趟旅行真有必要嗎？當然，任何個人旅行引起的消費邊緣性增加肯定非常微不足道，因為無論是乘火車還是坐汽車，無論你坐還是不坐，火車和汽車總是要發車的。這張海報的設計似乎不是要限制消費，而是要讓民眾在國家危機時刻對自己的輕浮舉止而覺得內疚。但是，一張海報若詢問人們其工作真有必要嗎（除了作為謀生手段的工作之外），將會引發更深刻的反思，如果不是必然有很多滿足的話。甚至按照某種標準，被認為很有必要的很多工作都可能用很少的時間就可以完成了，根本不需要像現在這樣花費這麽多時間。很多人被迫工作很長時間，其實是根本不需要這麽長時間的，無論手頭做的是什麽。就像小孩子因為行為不端放學後被留在學校作為懲罰—這種放學後不讓回家的扣押是預防性措施，是要避免他們可能利用不工作的時間做什麽壞事，而不是對調皮淘氣的孩子在上學期間所做壞事的懲罰。

因此，人們在極端恐怖的條件下（無論是驕車還是過分擁擠的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上班地點，而在那裏的活動，如果從必要成果的意義上說，最多可以被視為工作的轉喻。人們年復一年花在路上的時間，恐怕有難以算計的數百萬毫無疑問數十億小時。在美國，人們呆在辦公室的時間遠遠超過做工作所需要的時間，很多時候其實無所事事，或者是避免因為心理疲勞而犯下錯誤。他們被期待要表現出對僱主的承諾而願意犧牲自己的私生活，如果可能增加白天的小時數，如延緩地球自轉的速度，他們也願意這樣做，只是為了向僱主顯示，他們工作比你更加賣力。當然，很多工作其實是沒有效率的，甚至產生相反效果，即便不是故意的目標，至少其主要作用是防止其他人做任何有用之事。包括私有領域在內的官僚機構，就是要通過創造工作的方式來回避工作。（西奧多·達林普爾 著 / 吳萬偉 譯《不必要的旅行》愛思想平臺 2020-04-03 / 譯自：Unnecessary Journeys by Theodore Dalrymple）

海南島博鰲「海的故事」主題餐酒吧

博鰲是海南著名的「十大文化名鎮」之一，在海南島東部的南海邊。有一家主題餐酒吧叫「海的故事」。「海的故事」是博鰲海邊的一處休閑場所。翠綠的椰子樹下，青青的芳草徑邊，丟棄破舊木船和丟棄破舊木船的船木，拼造而起。然後，又用這些破舊的船木整造了形狀各異的桌幾和椅凳，四邊掛著漁具和漁網。

一隻約寬二米，長四五米的破舊小木船，靜靜地靠泊在小屋中央，這就是「海的故事」 樸實得任何浮華的點綴，也沒有任何多餘的累贅，唯一奢侈的只是歡愉的浪花和椰風的奏鳴。

坐在「海的故事」里，細細凝看著銹蝕斑駁的木頭。我在想，當年，這些普通的木頭被打造成船的時候，曾承載過多註生活的希冀和生命的囑咐呀，在茫茫無際的大海里，一次又一次地到達彼岸；一次又一次地消失在遙遠的地平線。

而今，這些普通的木頭成為「船木」，被打造供人歇息的桌椅時，這一塊一塊古老的船木，依然展現著堅硬鐵錚的不屈筋骨，以獨特不二的形式，固有堅硬的的特質，將歷史的滄桑集聚、提煉、積澱、沈重地凝固在袒裸年輪的肌紋和淚跡般銹蝕的船釘上。這些完全失去「船」的形式意義的木頭，重新以嶄新的生命形式再生復始。不知道多少年海水的浸潤，不知道多少年陽光的雕刻，留下的是褐黑色的骨質和烏鐵般的本質。包含太多苦難的凝聚，這些古老船木，哪是現代科技的碳素所能測定的年頭呢。

我敬佩「海的故事」的主人眼光的犀利。在長臥海灘的古老船木中，發現尋覓視為廢棄的木頭，以另一種文化形式喚醒另一種歷史的再生。再生於博鰲這片海邊；再生於這片海邊充滿生命旺盛的椰子樹下；再生於這片海邊歷史與生命的鏈接與溶入中。

「海的故事」不是一個純粹的故事，而是一個特色酒吧，坐落在美麗的南中國海邊。店面不大，但酒吧的氛圍很有民俗個性和地域特點，從酒吧的整體建築、裝飾，再到家具和飾物都蘊含了極豐富的海的元素。


「海的故事」演繹不一樣的海島夜生活

白天觀賞海南熱帶島嶼風光魅力，晚上感受海島文化，享受海南星滿夜空氛圍，回味熱帶海島風情，體驗有休閑和文化特色的海島夜生活，讓來海南的旅行畫上一個圓。

在天堂博鰲，有一方純美的時空，牽縈著每個人的夢想，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翠綠的椰子樹下，青青的芳草徑邊，丟棄破舊木船和丟棄破舊木船的船木，拼造而起。破舊的船木整造了形狀各異的桌椅，掛著的漁具和漁網。一只破舊小木船，靜靜地靠泊在小屋中央，這就是「海的故事」。

「海的故事就是每個人心中的一個夢想。」海的故事主題餐酒吧島主蔣翔說，從小對漁村和大海就有一種難以割舍的情懷，腦海中一直記得「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海的故事」，想做一個以海的文化為主題的休閑場所，讓她成為海南人、海南國際旅遊島的一個亮點。除了酒吧、餐廳還要加上文化，感受到心靈情感上的互動。

那里有珊瑚石、碼頭燈、舊船凳，還有一個老漁人，那里有咖啡、美酒、南洋菜，還有一段海的故事，依海天作伴，把酒暢懷，共度一段海邊的美好時光。在海邊開的「海的故事」主題餐酒吧里，可聆聽大海濤聲、與老友小聚、吃燒烤、喝啤酒、品咖啡回味老故事，開始新故事，據介紹，這里適合辦各種文化主題活動，浪漫婚禮，會議聚餐，各種聚會的生日派對、節慶派對和同學聚會。

海的故事是一個以海為主題的酒吧，坐落在天堂小鎮博鰲的海邊。酒吧的氛圍很有民俗個性和地域特點，漁網，漁燈，木船，漂流瓶，海浪，沙灘，無處不體現海的主題。

提供啤酒、葡萄酒、洋酒、雞尾酒等酒精類飲料。有特色小吃，餐飲等。是以海的故事為主題的餐酒吧


夕陽映襯下的海的故事

海的故事，來的人越來越多，這里沒有旅遊淡旺季之分。蔣翔指出，這就是口碑營銷的力量，只有口碑營銷才是最好的宣傳，詮釋一種生活方式。「海島熱帶雨林風情把海南的美展現給來海南的遊客，我要讓來這里的遊客都能享受一種美的服務、人文和文化。」海島漁文化，海島生產習俗中的船文化、漁具文化等，海島美食文化、海島夜生活文化。

「海的故事」是一個以海為主題的酒吧，酒吧的氛圍很有民俗個性和地域特點，漁網，漁燈，木船等元素無處不體現海的主題。華燈初上時，燈光映照下的她更顯韻味，伴隨著駐唱歌手的一首首耳熟能詳的音樂，聆聽海的故事。「晚風輕拂澎湖灣，白浪逐沙灘，沒有椰林綴斜陽，只是一片海藍藍」

劉春《種下六株百香果》

中午，嫂子帶回六株果苗

讓你種在屋後

你找了六個地方，用鋤頭挖開地面

把它們一株一株栽進坑裏

扒些泥土蓋住樹根。

想像開春後枝條尾部長出小葉片

不消幾個月，藤蔓就爬上墻頭

和預先搭好的棚子

再一年，綠色的珍珠掛滿屋後。

而你並不急於采摘，悠閑地

端一張長椅躺在南風中

哼著小曲，間或擺弄一下身旁的

瓷杯和茶壺……

回到屋裏，母親問：

拿鋤頭幹什麽？

你說，種百香果。

種在日頭能照到的地方了吧？

你楞了一下，嗯。

鏟掉旁邊的雜草，別讓它們

扯走肥料。

你又楞了一下，嗯。

記得淋點水。

……嗯。

母親上樓午睡了。你悄悄地

跑到屋後，挖了六個小坑

給果苗挪地方

再把四周的雜草鋤掉

然後提著桶，向井邊走去。

自己的「地方」陳薇文創作論述

不管是家、學校、路上、街道，每個人、每天不停在許多空間、發生許多事情、感受許多情緒，有些不經意、不重要的一下就忘卻了，有些有感知的可能⬀放在短期記憶區，不久就會遺忘；而有些回憶，因為太過深刻，怎麼也無法忘懷，但是印象卻是依稀模糊，筆者欲將這些充滿回憶的地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詮釋、再次回味，讓自己的「地方」化為平面紙張上一個有所憑藉、可以想像甚至用心觸摸的所在，把回憶收藏在藝術裡。

透過本研究，筆者對自己創作脈絡做系統性整理，讓創作不只是天馬行空，而是有所依據、理性設想過後的產出，並且為系列創作做個統整與紀錄，讓自身的創作系譜與思緒更為清晰，也為往後的創作爬梳一絲發展的可能。

筆者秉持：「人就是要擁有並了解自己的地方」這個信念，將生活周遭有所感的所在所聞，透過了解、思考、轉化為自己的「地方」，亦希冀自己在未來的每一刻能夠持續對身邊提高敏感度，不斷精進自我，持續向時間與空間的潮流邁進，用自身的方法開創、擁有、保⬀與收藏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陳薇文創作論述，201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國畫組碩士論文，46頁，第五章，結論）

續讀：

陳惠齡《從景觀符號、民俗儀典到資訊媒介》

TYPOLOGY OF TOURISTS AND THEIR SATISFACTION LEVEL

沙巴海丝故事館

吳青科《詩性空問與體驗危機》

As for tourism, he emphasised that better air connectivity is crucial to promote Batang Ai and the historical Bukit Sadok which was the last bastion for Dayak Iban nationalist warrior Rentap in his fight against the White Rajah rule, as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destinations in Betong District.

「With this, tourists can take a flight here from Kuching which only takes one hour compared to my experience when I was a tourism minister where I brought travel agents from Hong Kong (to Batang Ai) which took a four-hour bus ride. They said it was too long and tiring,」 he shared.

Apart from Bebuling, a STOLport is also being developed in Bukit Mabong, Kapit and an airport in Lawas which Abang Johari described as a multi-pronged strategy that will benefit the State』s economy and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Deputy Chief Minister Datuk Amar Douglas Uggah Embas, Assistant Minister of Transport Datuk Dr Jerip Susil, Betong MP Datuk Robert Chuat Lawson as well as incumbents Dato Gerald Rentap Jabu (Layar), Razaili Gapor (Beting Maro) and Mohd Razi Sitam (Saribas) were among those present.（https://manred.sarawak.gov.my/modules/web/pages.php?mod=news&su...）

State has enough local products to export, says Uggah

By：Nur Ashikin

KUCHING: Sarawak is confident of having more local products with the potential for export.

「I was concerned with not having enough local products to export in the past but I am no longer worried now,」 Deputy Chief Minister Datuk Amar Douglas Uggah Embas said after taking a walk round the 『My Best Buy (MBB) Direct Sales From Farm (JTDL)』 programme at the Old Legislative Assembly building here yesterday.

He said with enough products to sell, Sarawak is ready to look closely at the proposal to have own aircraft to facilitate transportation of these products.

「I was informed that Fama (Federal Agriculture Marketing Authority) is bringing one ton of banana per week. Another company that I met is also going to have coconut for export. Thus, we can move towards increasing our food production,」 he told the reporters after launching the event.

He continued, 「The first strategy is to utilise the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Packaging Centre (CPCC). One of the centres is in Tarat, Serian and is still in the final phase of upgrading.

「Later on, we will look at the whole supply chain and facilities. For the farm, we have the facilities for initial packaging, and then wholesale areas. For example, we have been exporting almost 70 tons of durian paste this year.

「Before processing, the products have to go through a process of withholding in cold temperature of minus 45 degrees so the products can last long. All these facilities must be made available within the CPCC to ensure our produc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before being exported,」 he added.（March 1, 2019，https://sarawakvoice.com/2019/03/01/state-has-enough-local-products...）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iconada/posts/5229843890385323 文史回歸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iconada/posts/5221343991235313/ 阿奎诺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iconada/posts/5227214567314922/ 疫情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iconada/posts/4758642690838781/ 十八丁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0mm.it/posts/4236810339762293/ 田野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iconada/posts/4794311000605283/ 安阳

改善內陸銜接 木中加帛建機場

（古晉30日訊）木中（Betong）即將迎來首個機場，加帛也即將興建新的機場，預計在2023年第三季度竣工。

砂副首長兼砂基本設施與海港發展部部長丹斯裏占瑪欣於今日發文告表示，砂拉越政府正致力於加強郊區經濟轉型和航空服務的承諾。因此，計劃在加帛的武吉瑪豐（Bukit Mabong）和木中實巴荷的柏布林（Bebuling）興建機場。

他稱，在加帛，當局鑒定武吉瑪豐為在大馬航空委員會下的新的郊區航空服務的路線。武吉瑪豐的地點偏僻，人口稀少，約有5萬人，該區擁有嚴重的接駁的問題，因此被認為是適當的地點。

他指出，當局在獲得各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後，選擇實巴荷（Spaoh）的柏布林來興建機場來改善航空接駁。這也將改善該地區的農作品運輸的問題。

他披露，武吉瑪豐機場建築工程耗資1.735億令吉，包括790米的跑道，可以容納雙獺型客機和塞斯納208飛機，負載為3噸。投標將在2020年7月15日之前授予承包商，成本談判將在2020年8月進行，中標通知書預計在2020年9月中旬發出。

至於柏布林機場，他透露，有關的機場預計會在近期內展開。該工程耗資9140萬令吉，預計在近期開工，招標文件預計在7月15日發給承包商，8月為發中標通知書。

他稱，柏布林機場地點的土壤情況也讓有關工程的初期工作具挑戰。惟，當局將接受有關的挑戰並把人民的安全作為優先。

他說，武吉瑪豐和柏布林將提貨運和客運承運人。柏布林的貨運將需要36個月來完成。（詩華日報 2020年6月30日）

The agri-food and tourism sectors in Betong District

KUCHING, Nov 30: The Bebuling Airport in Spaoh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logistics hub and enabler which drives, supports and sustains the agri-food and tourism sectors in Betong District.

Construction on the RM108 million short take off and landing airport (STOLport) featuring a 790-metre runway, a 185-metre taxiway, two units of aircraft parking spaces, a terminal building and a watch tower have commenced with completion scheduled in September 2023.

Chief Minister Datuk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peng pointed out that transport is vital to every industry, including agriculture to ensure an efficient supply chain, and tourism to enable people to reach places they desire to visit.

「Access to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s these two are among the main economic activities in Betong. The airport is to connect the movement of cargo and people. I am here today to fulfill my promise today.

「Betong is part of the food basket areas in Sarawak. Apart from that, cattle rearing is also being developed in Salcra farms and other oil palm plantations with plans for a slaughterhouse to be set up,」 he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officiating at the ground breaking ceremony for the Bebuling Airport in Spaoh today.

So from the agriculture perspective, Abang Johari said, the Bebuling STOLport will cater for the cargo transportation by air in food basket areas including Bukit Sadok.

「We need to bring our produce to the markets and air cargo is important especially for perishable produce with a short life span to reach the end destination in a consumable state,」 he added.

With efforts ongoing to position Sarawak as a net food exporter by 2030 as well as an office set up in Singapore offering a range of local produce and products including tilapia fish, midin and even gula apong already exported there, Abang Johari said the airport will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of Sarawak』s economy and uplift the rural community.

「This is our long-term strategy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food security in Malaysia and globally. Sarawak still has a lot of room for development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he said.

砂州有意設小航空公司，載客出口農產品推動經濟

砂拉越計劃設立小型航空公司，並由砂拉越政府所持有的犀鳥航空（Hornbill Skyways）經營。

砂拉越首席部長阿邦佐哈里指出，這有助於推動砂拉越經濟，可出口農產品及滿足個人通行和旅遊需求。

「我們需要自己的小型航空公司，不是大型的，只要能容納100至200名乘客小飛機。載遊客進來，我們不依賴其他航空公司。」

他今日出席柏布林（愛墾註：Bebuling, Spaoh, Central Sarawak）短跑道機場動土禮後在記者會上這麽說。

阿邦佐哈裏指出，初步計劃，該航空將提供砂拉越直飛吉隆坡、新加坡、泰國、印尼及香港，同時也專注在策略樞紐。

他認為，該航空可通過即將在2023年9月竣工及耗資1億810萬令吉的布林短跑道機場，為鄉區的農業及旅遊業發展貢獻。

「這機場也充作重要的交通中心，除了靠近巴當艾旅遊景點，也能從木中、實巴荷及鄰近地區運載食品。」（馬新社 Nov 30, 2021)

Riuh,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MyCreative Ventures is a curated creative platform that hosts an eclectic array of pop-up stores,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food, creative workshops, showcases and live acts on a regular basis.

Whereas Cendana is a division under MyCreative that develops and promotes Malaysia’s cultural economy.

It acts as a link between creators, regulating bodies, private investors or businesses, policy makers and consumers.

Positioning itself as an umbrella body with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expertise, it aspires to elevate Malaysian arts and showcase its diverse beauty on the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stage – transforming Malaysia into a cultural destination.

Under the 2022 National Budget, the Government allocated RM20 million towards Riuh Keluarga Malaysia Programmes while RM30 million was allocated to elevate local animation.

MyCreative Chairman Noor Azmi Mat Said that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significant in achieving the Government’s aspiration for the industry.

ADVERTISEMENT

He said the Government aspires for the industry to contribute RM31.9 billion to Malaysia’s GDP by 2025, as outlined in the Twelfth Malaysia Plan.

Noor Azmi said the “Orange Economy” has massive potential to be harnessed given the country’s rich pool of talents which include practitioners in visual art, performances, music, crafts, fashion, writing and talent from the technical arts such as design including industrial design.

Sources:

http://www.mycreative.com.my/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mycreative-ventures-names-ju...
https://www.cendana.com.my/about-us/who-we-are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mycreative-ventures-sdn.-bhd./?ori...
https://www.nst.com.my/business/2021/04/679114/mycreative-ventures-...

（Published on: Friday, August 12, 2022）http://www.dailyexpress.com.my/news/197504/investment-in-creative-e...

Investment in creative economy bearing fruit

By: Anthea Peter

IN 2012, a Government investment arm dubbed “MyCreative Ventures Sdn Bhd” was launched to spur the country’s creative industry.

This is primarily done via strategic and innovative funding through debt or equity investments in Malaysian creative companies.

MyCreative was incorporated on April 20, 2012 under the Malaysian Companies Act 1965 by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Incorporated) [‘MOF(Inc)’] and now reports to the Multi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inistry.

MyCreative Gro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unady Nawawi

ADVERTISEMENT

MyCreative Non-executive Chairman Noor Azmi Mat Said

Last year, MyCreative appointed Junady Nawawi as its Gro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GCEO) who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vigating the corridors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to make the Orange Economy matter for creatives.

Noor Azmi Mat Said was also appointed as MyCreative’s Non-Executive Chairman last year.

From the allocated funds, MyCreative invests in equities and gives out loans to potential and viable creative Malaysian businesses with a mission to achieve three goals.

This includes boost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Malaysia’s creative industry, subsequently creating more jobs.

It also has a goal to increase the creative industry’s gross income and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nd thus increase Malaysia’s GDP.

Additionally, it also aims to elevate the status of Malaysia’s creative industry via public awareness and social impact.

Private Debt funding requires Malaysian-owned businesses operating under a Sendirian Berhad entity to be incorporated in Malaysia with minimum RM20,000 paid-up capital & at least one year in operation.

Riuh Nau! Carnival in Melaka, the third State to host the carnival after Johor and Sabah. (Source: MyCreative Venture)

Private Equity would require a minimum three years business track record.

ADVERTISEMENT

Such funding by My Creative supports 10 main creative pillars in Malaysia, namely Visual Arts, Performing Arts, Music, Literature, Content Creation, Fashion, Traditional & Cultural Arts, Culinary Arts, Design and Creative Education.

Some notable successful brands that were previously funded under MyCreative include dUCk, Christy Ng, My Apparel Zoo and Oyez! Books, among others.

To further support creative industries in Malaysia, the MyCreative Group established its subsidiaries, “Riuh”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y of Cultural Art (Cendana) in 2017.

馬来西亞文創

Dasar Industri Kreatif Negara

Creative Industries Policy in Malaysia

愛墾文創 地方創生： 達人交流 最新動態

跨界·絲路：文創青年關懷濱雪一帶一路

低成長年代的人生提案：推動內容營銷，打造2019年榮景

愛墾慕課·文創篇

愛墾慕課·在地篇

《我的加雅街杜順公主》生活&旅遊札記

愛墾慕課·影像篇

我們的青年創富帶頭人呢？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發展，
中國的農業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
農村面貌不斷改觀，
農民收入持續增長。

在農業農村發展中，
出現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術、
善經營、會管理的青年致富帶頭人，
他們活躍在農業生產的各個領域，
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接下來的挑戰是，其他村子的青年創富帶頭人呢？

詳見 》》》田小飛·支持農村青年創業的實踐和思考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also valuable to the extent that its association with individual creativity implies that it often involves the creation of new knowledge, which will create wider benefits through spillovers to other sectors. Creative industries often create technical innovations, most notably in the IT sect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lso support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for example through publishing. The news media in particular, but other parts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as well, can also support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through sharing information about current events, investigating institutions, and challenging decision-making.”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large and growing. For analysing how it impacts on the differe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data of Colombia, Germany, Japan, Mexico, Nigeria,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Spain, Turke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s been selected.

In Colombia,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3% to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2019, and it reached a record result of USD 238 million in terms of exports.

In Germany,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3,1% to the gross domestic and represented 7% of total employment in the country in 2018.

In Japan,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between 6.5m and 9.3m and represented 10-14% of total employment in the country in 2018.

In Méxic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3,5% to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2019, and it reached a record result of USD 5.200 million in terms of exports.

In Nigeria, the music industry was growing at an annual rate of 13.4%. The Nigerian film industry, known as “Nollywood”, employs about one million people and, with over 2,000 films produced per year, was ahead of Hollywood.

In South Africa,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1,5% to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2018 and represented 7% of total employment in the country in 2018.

In South Korea,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around 850,000 rising to over 1m in 2018, around 4% of total employment in the country.

In Spa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900,00m in 2018, around 5% of total employment in the country.

In Turkey,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600,000m, around 2.5% of total employment in the country.

In the UK,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over 3.1m in 2018, 10% of total employment in the country.

1.UN resolution 74/198,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N19/359/41/PDF/N19359....

2.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8), Creative Economy Outlook: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ountry Profiles, Geneva an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tcted2018d3_en.pdf.

How large is the creative economy?

Prior Reading: Malaysia’s creative industry contribution to GDP remains low by Dr. Tan Beng Huat

Leinn Arts February 24, 2022 0Comments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established on their 74th session, 2021 as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Creative Ec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confirmed the rising role of creative economy on the global stage. 1

The creative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is “an evolving concept based on creative assets potentially gener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wa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sectors in every region of the world – North and South, East and West –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outbreak. 2

The creative economy has been considered as highly transformative because of its capacity on income generation, job creation and export earnings with spillover effects that stimulated innovation in other sectors.

                                   (Photo by Lava Lavanda on Unsplash)

It represents 3% of world economy GDP and around 30 million jobs worldwide, according to UNESCO’s data. Extrapolating from earlier trends suggests that the creative economy could grow 40% by 2030, adding more than 8 million additional job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The future of creative economy by Deloitte (2021)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a means of addressing important social and cultural needs. It can provid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by presenting a diverse range of human experiences. It can aid social cohesion, among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or particular communities, by enabling the sharing of common narratives about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or mythical world in which we live.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the part of the economy that tells our stories and the creative works we leave behind as a society are likely to define how future generations understand us.

《山打根八號娼館》

阿崎婆自小被賣到南洋沙巴當雛雞，年邁回到日本。其口述歷史造就了山崎朋子的名著《山打根八號娼館》。靠著一位小學四年級的女孩，文盲的她一直和山崎朋子保持通信，女孩的稚拙的筆跡飽含童心，寫著老奶奶身邊大大小小的趣事。

無論是理論闡釋，還是實證分析，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均處於初步探討階段，有待後續研究的進一步補充和深化。首先，古代詩詞人的西湖遊覽可能並不完全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背景下的旅遊概念③。然而，從離開慣常環境和從遊覽中獲得愉悅的特征看，古代詩詞人倒也在一定程度上與現在旅遊者保持一致。一方面，西湖很難稱得上是古代遊覽者的慣常環境。


古代杭州城區並不大，五代吳越國以來就以湧金門（一直到民國初期才被拆除） 與西湖相隔，在空間上相對獨立。遊人遊覽西湖常常因城門關閉等原因, 被限定在一定時間以內，且出遊方式以步行和馬車為主，在交通上較為不便。

另一方面，古代詩詞人一般並不以遊覽西湖作為謀生的手段。相反，他們多以遊山玩水，吟詩作詞為樂。

其次，本文中旅遊者符號實踐的三大支撐理論，由筆者依據理論指導的關聯性和重要性而提出，可能還不夠全面。旅遊者符號實踐是典型的跨學科研究領域。相信隨著不同學科知識體系的不斷融合，新的理論視角的不斷出現，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也必然能夠獲得更多的理論關照。

最後，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離不開現實中的旅遊實踐。本文中對旅遊者符號實踐概念，基本內涵的探討尚需通過不同年代、不同情境、不同類型旅遊者符號實踐行為的實證研究加以不斷檢驗、修正和深化。

註釋：

①“玉局仙”在這里借指蘇軾。蘇軾曾任玉局觀（傳說是老子講過經的道觀）提舉，並自稱玉局翁。

②“髯蘇”為蘇軾的別稱。

③如申葆嘉先生就認為旅遊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參見申葆嘉：《旅遊學原理》，中國旅遊出版社，2010 年版，第40-50 頁。

(原題〈旅遊者符號實踐初探——以杭州西湖“西子”詩詞為例 / 作者陳崗單位：杭州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杭州311121 / 原載 2015 年第5 期總第145 期人文地理)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7）

（續上）5.2 研究展望

旅遊者符號實踐是一個新的概念，尚有諸多內容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這里僅提出一些筆者認為比較重要，和亟需解決的方面加以說明。

5.2.1 旅遊者符號想象與符號實踐的關聯性研究

本文僅對旅遊者符號想象與符號實踐之間的關係進行初步探討，接下來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二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機制，主要內容包括：

①旅遊者符號想像如何通過不同類型的符號敘事建構而成並形成旅遊者符號記憶；
②旅遊者如何依據符號記憶開展符號實踐，並形成新的符號敘事；
③旅遊者新的符號敘事如何實現符號想象的再生產。

5.2.2 旅遊者符號實踐中符號記憶與符號創造的關係研究

符號記憶與符號創造，是旅遊者符號實踐中的一對主要矛盾：符號記憶是符號創造的前提條件；符號創造以符號記憶為基礎，並形成新的符號記憶。需要進一步展開討論的相關問題包括：

①旅遊者如何針對符號記憶開展符號檢驗，符號檢驗的標準是什麽；
②什麽場合、事件或動機，導致了旅遊者的符號創造；
③符號創造與符號記憶有何異同，原因何在；
④符號創造如何塑造旅遊者新的符號記憶。

5.2.3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形式、內容與特征研究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常見形式包括景物拍攝、留影、人物或情節模仿、即興表演、文化附會、情感流露、旅遊話語、人際互動等。通過深入考察不同形式的旅遊者符號實踐，有助於深入研究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內容與特征。

旅遊者符號實踐內容的研究包括活動與意義、身份與關係、立場與策略、符號與聯系等方面，特征的研究包括體驗特征、行為特征、情感特征、時間特征和空間特征等方面。

5.3 討論

無論是理論闡釋，還是實證分析，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均處於初步探討階段，有待後續研究的進一步補充和深化。首先，古代詩詞人的西湖遊覽可能並不完全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背景下的旅遊概念③。然而，從離開慣常環境和從遊覽中獲得愉悅的特征看，古代詩詞人倒也在一定程度上與現在旅遊者保持一致。一方面，西湖很難稱得上是古代遊覽者的慣常環境。


古代杭州城區並不大，五代吳越國以來就以湧金門（一直到民國初期才被拆除） 與西湖相隔，在空間上相對獨立。遊人遊覽西湖常常因城門關閉等原因, 被限定在一定時間以內，且出遊方式以步行和馬車為主，在交通上較為不便。

另一方面，古代詩詞人一般並不以遊覽西湖作為謀生的手段。相反，他們多以遊山玩水，吟詩作詞為樂。

其次，本文中旅遊者符號實踐的三大支撐理論，由筆者依據理論指導的關聯性和重要性而提出，可能還不夠全面。旅遊者符號實踐是典型的跨學科研究領域。相信隨著不同學科知識體系的不斷融合，新的理論視角的不斷出現，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也必然能夠獲得更多的理論關照。

最後，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離不開現實中的旅遊實踐。本文中對旅遊者符號實踐概念，基本內涵的探討尚需通過不同年代、不同情境、不同類型旅遊者符號實踐行為的實證研究加以不斷檢驗、修正和深化。

註釋：

①“玉局仙”在這里借指蘇軾。蘇軾曾任玉局觀（傳說是老子講過經的道觀）提舉，並自稱玉局翁。

②“髯蘇”為蘇軾的別稱。

③如申葆嘉先生就認為旅遊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參見申葆嘉：《旅遊學原理》，中國旅遊出版社，2010 年版，第40-50 頁。

(原題〈旅遊者符號實踐初探——以杭州西湖“西子”詩詞為例 / 作者陳崗單位：杭州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杭州311121 / 原載 2015 年第5 期總第145 期人文地理)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7）

（續上）5.2 研究展望

旅遊者符號實踐是一個新的概念，尚有諸多內容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這里僅提出一些筆者認為比較重要，和亟需解決的方面加以說明。

5.2.1 旅遊者符號想象與符號實踐的關聯性研究

本文僅對旅遊者符號想象與符號實踐之間的關係進行初步探討，接下來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二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機制，主要內容包括：

①旅遊者符號想像如何通過不同類型的符號敘事建構而成並形成旅遊者符號記憶；
②旅遊者如何依據符號記憶開展符號實踐，並形成新的符號敘事；
③旅遊者新的符號敘事如何實現符號想象的再生產。

5.2.2 旅遊者符號實踐中符號記憶與符號創造的關係研究

符號記憶與符號創造，是旅遊者符號實踐中的一對主要矛盾：符號記憶是符號創造的前提條件；符號創造以符號記憶為基礎，並形成新的符號記憶。需要進一步展開討論的相關問題包括：

①旅遊者如何針對符號記憶開展符號檢驗，符號檢驗的標準是什麽；
②什麽場合、事件或動機，導致了旅遊者的符號創造；
③符號創造與符號記憶有何異同，原因何在；
④符號創造如何塑造旅遊者新的符號記憶。

5.2.3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形式、內容與特征研究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常見形式包括景物拍攝、留影、人物或情節模仿、即興表演、文化附會、情感流露、旅遊話語、人際互動等。通過深入考察不同形式的旅遊者符號實踐，有助於深入研究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內容與特征。

旅遊者符號實踐內容的研究包括活動與意義、身份與關係、立場與策略、符號與聯系等方面，特征的研究包括體驗特征、行為特征、情感特征、時間特征和空間特征等方面。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6）

4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研究價值

4.1 理論價值

4.1.1 進一步凸顯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文本”分析一直是旅遊符號學實證研究的重要領域。

學者們通過對旅遊廣告、宣傳手冊、紀錄片等傳播“文本”的符號學分析，試圖挖掘關於旅遊目的地的現代“神話”。然而，如果不能充分認識到旅遊者在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必然會得出旅遊目的地“神話”完全由資本、媒體和權力操控的偏激結論。

盡管資本、媒體在現代社會中，發揮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與權力的結合也越發緊密，旅遊者符號體驗中主體性和獨特性的日益增強，也同樣是不爭事實。因而，加強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研究，有助於深入挖掘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進一步豐富和深化旅遊符號學的理論內涵。

4.1.2 深入探討旅遊體驗中的諸多二元關係，符號實踐發揮著“橋梁”作用，溝通旅遊者符號體驗中的如下矛盾關係：

①主觀與客觀。通過臨場的符號實踐，旅遊者將主觀狀態的符號記憶與客觀狀態的旅遊吸引物聯系了起來；

②過去與現在。一方面以往旅遊者符號實踐的成果建構了旅遊者的符號記憶，另一方面旅遊者人生經歷內化為旅遊者的行為習慣，二者均深刻影響著旅遊者當下的符號實踐；

③已知與可能。符號實踐同時也是旅遊者發揮主觀能動性，重構符號關係的過程；

④我者與他者。符號實踐為旅遊者與當地居民，旅遊者與旅遊從業人員，旅遊者之間的進一步符號互動提供了可能；

⑤代表物與對象。通過親身的符號實踐，旅遊者不斷重新發現代表物與對象（如“西湖”與“西子”） 之間的符號關聯。

4.2 實踐價值

4.2.1 深入挖掘旅遊者行為背後的文化動機，當前國內部分旅遊者的亂拍、亂塗、亂刻、亂摸、亂爬、亂騎等不文明行為，已經嚴重影響到相關旅遊景觀的建設與維護，甚至破壞了我國公民的國際形象。符號實踐的觀點認為，不文明行為並非完全由旅遊者素質低下導致，更加深層次的原因是文化動機。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深入研究，有助於深度挖掘旅遊者文化訴求，合理引導旅遊者符號化行為，提升公民文明素質，倡導文明旅遊新風尚。

4.2.2 進一步促進旅遊目的地的合理定位符號實踐的觀點認為旅遊者具有反思和創新能力，是旅遊目的地“神話”建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與者。也就是說，旅遊目的地的形象並非完全由政府、企業和媒體等按照自身意願“生產”出來，而是同時也需要接受一代又一代旅遊者的持續檢驗、深化和再創造。因而，加強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實證研究，探尋其真實符號體驗，有助於促進目的地的合理定位，提升旅遊者的體驗質量，推動旅遊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5 結論與討論

5.1 主要結論

以杭州西湖的“西子”詩詞為例，本文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基本內涵、理論支撐與研究價值進行初步探討。符號實踐觀念認為，旅遊者，不是旅遊吸引物符號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將其符號記憶運用到旅遊實踐中去加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的符號實踐者。

符號學理論、實踐理論和（身體） 現象學理論為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提供了有效理論支撐。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不僅有助於進一步凸顯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深入探討旅遊體驗中的諸多二元關係，而且有助於深入挖掘旅遊者行為背後的文化動機，促進旅遊目的地的合理定位。

上一篇 》》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5） 3.2 實踐理論

通過對當代實踐理論的系統考察，尼可里尼（Nicolini）發現很多實踐理論的巨擘，都沒有直接給出實踐的定義，也並不存在一種統一的實踐理論。他在馬克思、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吉登斯、布迪厄等人的基礎上，將實踐理論的主要觀點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①實踐是話語和物質行動，成為可能並獲取意義的領域；
②實踐本質上是因實際情況而變，以物質作為中介的。理解實踐不能離開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歷史脈絡；
③實踐是社會成就，即使歸因於個體時也不例外；
④實踐的完成依賴於人類的反思能力，人類行動能力的獲得，源於參與社會物質實踐；
⑤實踐是相互聯系著的，共同構成一個關係網絡 [43]。

其指導意義：

①符號實踐具有反思性。旅遊者不會被動地完全接受杭州“西湖”與“西子”符號之間的固有聯系；
②符號實踐具有創造性。旅遊者傾向於在前人基礎，在實踐中不斷地將符號之間的固有聯系加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
③符號實踐在一定的社會關係網絡中開展。杭州西湖的旅遊者並不是單獨行動，他們與相關利益群體一起共同完成符號實踐；
④符號實踐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不同時代背景、地理位置、行為習慣的旅遊者關於杭州“西湖”與“西子”符號之間關聯性的理解不同，從而其符號實踐也呈現不同的特征；
⑤符號實踐也是相互關聯著的。基於杭州“西湖”與“西子”符號的共同關注，不同時代的旅遊者，雖然不是共同在場，他們的符號實踐行為卻是緊密聯系。旅遊者符號實踐既建立在前人的實踐成果之上，也為後人的實踐活動提供依據。

3.3（身體）現象學理論

作為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現象學已經構成旅遊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之一[44]。現象學方法“面向事實本身”，“直觀本質”，從“經驗事實的一般性向本質一般性還原”，強調方法上的“懸擱”，“普遍地質疑”，將任何先在的即使是科學的觀念加以暫時的擱置[45]。

看来旅遊者符號實踐本身是一現象學考察歷程，旅遊者需具備普遍質疑精神，暫時懸擱一切已有符號聯系，重新審視事實本身，致力挖掘符號之間的本質聯系。

身體是旅遊者符號實踐的中介，符號實踐不能回避旅遊者的身體感覺。因而，梅洛·龐蒂等人的身體現象學，對旅遊者符號實踐就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他認為知覺已經是體驗中一個充滿意義的層面，單詞（符號） 實際上是表達這個世界的身體姿態（gestures） [46]。

對他而言，符號不依賴於概念獲取意義，因為符號本身就承載和孕育著尚未概念化的意義 [38]。即作為概念存在之前，符號依靠身體的知覺獲得意義，且本身就是一種身體姿態。身體現象學理論將旅遊符號學研究拉回到身體的知覺層面，有助於進一步解釋旅遊者如何運用身體這一“工具”，借助身體知覺能力重新體驗旅遊現象，對已有符號聯系進行檢驗和重構。

以杭州“西子湖”旅遊者符號實踐為例，現象學理論的指導意義在於承認旅遊者的主觀能動性，承認其有能力暫時擱置已有的符號關聯，回到現象本身，並通過親身的符號體驗，重新發現杭州“西湖”與“西子”之間的符號關聯。

相比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皮爾斯的一般符號學具有循環解釋的能力，這也是該符號學更加具有靈活性和一般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說，由於蘇軾詩的緣故，不僅可以用“西湖”來指代“西子”，同樣也可以用“西子”來指代“西湖”。這樣，“西子”就成了關於杭州西湖的品牌符號。

隨著杭州西湖在國際範圍內影響力的不斷增大，“西子”也成為各大商家（特別是杭州本土商家） 奮力爭奪的品牌資源。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經有酒店、電梯、時裝、攝影、門窗等行業的企業單位，註冊並運用了“西子”相關品牌。

                 圖2 旅遊者符號實踐示意圖 Fig.2 Schematic Plot of the Tourist Semiotic Practice

旅遊者符號實踐可以看成是，索緒爾符號與皮爾斯符號之間的溝通和聯系（圖2 中間部分）。索緒爾符號學分別解釋了，杭州“西湖”與“西子”符號，二者因為所指（即西湖之美與西施之美） 的相似性從而具有天然的聯系。

皮爾斯符號學將“西湖”與“西子”符號聯系在一起，用西子之美來解釋西湖之美。旅遊者符號實踐則是指旅遊者在親身體驗的基礎上，充分比較“西湖”符號與“西子”符號（索緒爾符號） 之間的相似之處，從而驗證並重新闡釋二者之間的可解釋性（皮爾斯符號）。

原題〈旅遊者符號實踐初探——以杭州西湖“西子”詩詞為例〉

（本文作者陳崗單位：杭州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杭州311121）

原載 2015 年第5 期總第145 期人文地理

3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理論支撐

旅遊者符號實踐，是典型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涉及到旅遊學、社會學、符號學、地理學、文化學、歷史學、管理學等諸多學科的相關理論。本文只探討與旅遊者符號實踐直接相關的三大理論支撐：符號學理論、實踐理論和（身體） 現象學理論。

3.1 符號學理論

通常認為現代符號學的兩大流派，分別是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結構主義符號學） 和皮爾斯的一般符號學，前者側重符號的意指與交流層面，後者側重符號的認知與思維層面[39]。

索緒爾把語言符號分為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兩部分，前者指符號的音響形象，後者是指符號所表達的概念[40]。後來經過羅蘭·巴特等人的推廣，索緒爾的符號學被廣泛用於文化現象的分析，其中“能指”可以理解為符號載體，而“所指”可以理解為文化意義[41]。

如圖2 上部分所示，在比較杭州西湖與西施之美的相似之處時，“西湖”和“西子”均可以運用索緒爾符號學加以分析：杭州“西湖”符號的能指為西湖的物質載體，所指為西湖之美；而“西子”符號的能指為西子本人，所指為西施之美。

一方面，西湖與西施同有一個“西”字，在音響形象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西湖的水之美與西子的女性之美的關聯，也符合人們對自然的審美意趣。正是由於西湖與西施之間的這種相似性和關聯性，杭州“西湖”符號與“西子”符號之間就天然地存在一定的符號聯系。

皮爾斯將符號分為代表物（representamen）、對象（object）和解釋項（interpretant） 三部分，三者之間的關係也被稱為符號三角（semiotic triangle）。

根據錢德勒（Chandler）的解釋，皮爾斯符號的“代表物”和“解釋項”，分別類似於索緒爾符號的“能指”和“所指”，因而可以看成一個索緒爾符號[42]。其符號中的“對象”則可以看成一個線索，提示“代表物”與“解釋項”之間的聯系。

自從蘇軾將杭州西湖之美與西子之美聯系起來以，杭州“西湖”便與“西子”一同構成了皮爾斯“符號三角”中的兩角（圖2下部分）。其中，“西湖”用來指代“西子”，即旅遊者對杭州西湖（代表物） 的美學特征（解釋項） 的獲得可以借助於西子（對象） 的形象。

2.4 符號再創造

旅遊符號實踐者對旅遊符號進行再加工，賦予其新的內涵。經過歷代文人墨客持續的符號檢驗和深化，“西子”符號已經成為古今中外無數旅遊者關於杭州西湖的重要文化想象。然而，在特定時空背景下，旅遊者特殊人生經歷必然賦予杭州西湖以特別的文化內涵，從而導致“西子”符號的再創造。通常，“西子”符號代表了中國古典美女形象。晚清打趣詩“欲把西湖比西子，於今西子改西衣” [2]，則描述了特殊時代背景下，杭州西湖“西子”符號增添的新文化內涵。

2.5 動態演進

旅遊者符號實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建立在符號記憶基礎上的動態演進過程（圖1）：① 符號想象由不同主體（政府、開發商、媒體、旅遊者、居民等）、不同途徑（宣傳手冊、廣告、報刊、書籍、網絡、博客等）、不同方式（話語、圖片、影像、身體等） 的符號敘事社會建構而成；② 通過符號想象，旅遊者形成一定的符號記憶；③ 旅遊者依據其符號記憶開展符號實踐，產生新的符號敘事（如遊記、口碑）；④ 借助敘事更新，符號想象實現再生產，並引發新一輪的旅遊者符號實踐。

雖然古代傳播媒介發達程度，遠比不上現代社會，杭州西湖的“西子”符號想象，由蘇軾等人的詩詞社會建構形成以來，也正是通過一代又一代旅遊者，不斷的符號敘事和符號實踐，才形成今天豐富而深刻的文化內涵。

圖1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動態演進過程
Fig.1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Tourist Semiotic Practice


註[2] 吳晶.西湖詩詞[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11-18.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3） 2.1 親身體驗

旅遊者符號實踐建立在其臨場身體體驗的基礎之上。

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在親身體驗的基礎上，感悟到杭州西湖的晴天水光瀲灩，好比濃妝的西子，而雨天則山色空蒙，好比淡妝的西子，於是才創作了《飲湖上初晴後雨》。

親身體驗不僅是杭州西湖“西子”符號產生的根源，而且也是後來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前提，包括兩層含義：其一是臨場感。離開慣常環境，身臨杭州西湖現場賦予了旅遊者特殊的心理感受；其二是具身化體驗（embodied experience）。旅遊者能夠綜合運用身體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甚至第六感） 感知杭州西湖，為杭州西湖“西子”符號的進一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做好準備。

2.2 符號檢驗

旅遊者並不總是符號的被動接受者。追求真實性的旅遊者，通過親身體驗對旅遊符號進行檢驗。盡管蘇軾詩已經深入人心，歷代西湖遊覽者並不是被動地接受杭州西湖的“西子”符號，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將其運用到實踐中去，以檢驗其真實性。正是因為如此，南宋江湖詩人武衍才發出感慨：“除卻淡妝濃抹句，更將何語比西湖?”點出了蘇軾將西湖比作西子的恰到好處。同時代著名詩人陸遊更是對雨天淡妝西子的比喻大加贊賞，其在《真珠園雨中作》中指出“坐誦空蒙句，予懷玉局仙 ①”，並認同微雨中西湖是“猶得西施作淡妝”（《湖中微雨戲作》）。當然，符號檢驗也有不通過的時候。南宋詞人盧炳《驀山溪》中詞句“淡妝西子，怎比西湖好”，則點出了作者與蘇軾的不同觀點。

2.3 符號深化

旅遊符號實踐者在符號檢驗的基礎上進行符號深化。符號深化是指旅遊者通過親身體驗，挖掘出符號能指與所指（如本文案例中的西湖與西子） 之間的更多相似性。南宋詞人劉過在《沁園春·寄稼軒承旨》詞中，“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臺”詞句增加了“照臺”要素，進一步強調西湖之美堪比正在化妝中的西子。明代詩人聶大年詩作《西湖十景》中也提到“雨宜晴宜晚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指出不僅雨天和晴天，傍晚的西湖比作西子更加合適。明代著名西湖詩人張岱《西湖》詩中“追想西湖始，何緣得此名。恍逢西子面，大服古人評。冶艷山川合，風姿煙雨生……。問誰能領略，此際有髯蘇②”詩句更是深度刻畫了杭州西湖與西子的相似之處。

上一篇 》

綜上，以麥肯奈爾為代表的傳統旅遊符號學，側重探討旅遊“標誌”符號的生產、傳播和體驗。近年來，學者們逐步認識到，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同時也意識到了，身體在旅遊體驗中的重要性。

然而，由於缺乏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科學認識和系統考察，學術界尚未針對旅遊者符號創造與符號記憶之間的關係展開充分討論，對旅遊者在符號建構中主體性的探討還不夠深入。

2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基本內涵

旅遊者受到神話傳說、歷史文化、名人軼事、旅遊廣告、旅遊手冊等，不同類型旅遊敘事的持續影響，形成一定的關於旅遊吸引物的符號想象和符號記憶。然而，旅遊者符號實踐，並不是對已有符號記憶的被動接受，而是借助旅遊者的親身體驗，不斷將其運用到旅遊實踐中去加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的動態演進過程。

根據這一理解，旅遊的符號實踐的基本內涵包括：親身體驗、符號檢驗、符號深化、符號再創造和動態演進。（上一篇）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2）

然而，對旅遊標誌符號的過度關注，已經引發了學術界的擔憂，如楊振之、鄒積藝指出旅遊的“符號化”讓遊客停留在對目的地文化的表面參與上，已經構成一種悄然滋生的危機[11]。

針對麥肯奈爾的觀點，勞（Lau） 指出旅遊者對景物的訪問確實可以從符號學角度加以概念化，但這時能指是景物本身，而所指則是真實歷史事件 [12]。勞強調了景物體驗對旅遊者的重要性，將旅遊符號學研究的關注焦，點從“標誌符號”引向了“文化符號”。

旅遊吸引物的文化符號學分析借助羅蘭·巴爾特等人的文化符號學理論對旅遊吸引物的物質載體及其文化意義進行研究，有助於進一步探討文化符號的舞臺化，與旅遊體驗真實性問題 [13-16]。

而在實證研究方面，國內學者孫九霞、李蕾蕾、彭丹、范能船、丁雨蓮、馬翀煒、馬淩、趙玉燕等學者的研究，實際上已經不同程度地體現了文化符號學思想 [17-24]。

學術界對文化符號學關注的背後，實質上是旅遊者符號體驗的深化，和符號建構中主體性的顯現。從旅遊體驗的內容和手段來看，整個旅遊體驗過程，其實是一個符號的解讀過程 [5]。

旅遊人（旅遊者、旅遊目的地居民和旅遊從業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實質上就是符號的互動 [25,26]。庫勒（Culler）的研究點明了旅遊者在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他把旅遊者比喻為“符號軍隊”，認為旅遊者在體驗過程中既制造標誌和景觀之間的聯系，也在找尋標誌和景觀之間的聯系 [27]。

厄里（Urry） 進一步指出，在旅遊者的目光的凝視之下，一切景觀都被賦予符號意義，一切景觀都變成了文化景觀[28]。而科恩（Cohen）、劉丹萍、戴光全、張朝枝等學者，關於旅遊者攝影行為的研究，則專門深入探討了旅遊者在旅遊影像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29-32]。

身體處於旅遊實踐的核心[33]。學者們已經認識到身體的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均對旅遊體驗產生顯著影響 [28,34-37]。巴柯豪斯（Backhaus） 和穆倫吉（Murungi） 將符號景觀的理論基礎，建立在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之上，指出在具身化的前認知層面，活的身體（lived-body） 與世界交織在一起，而詞語（符號） 即是於此交織處呈現 [38]。

也成了杭州西湖的重要品牌符號。

杭州西湖的美女形象並非源於蘇軾。關於杭州西湖的眾多文化敘事中，贊揚其東方女性美的特質，一直是一個重要主題。早在蘇軾之前，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就已經用“青羅裙帶展新蒲”、“草綠裙腰一道斜”等美麗女性的形象形容杭州西湖。

同樣，杭州西湖的“西子”符號建構也並非止於蘇軾。蘇軾賦予杭州西湖以“西子”符號之後，武衍、盧炳、陸遊、董嗣杲、劉過、張岱等著名詩詞人一次又一次地將杭州西湖與“西子”之間的聯系推向深入[2]。正是諸多文人墨客對杭州西湖“西子”符號的持續檢驗、深化和再創造，才使得該符號能夠不斷的吸收新的元素，內涵日益豐富。

旅遊者符號實踐是指借助親身體驗，旅遊者不斷將其關於旅遊吸引物的符號記憶，運用到旅遊實踐中去加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的動態演進過程。正是通過旅遊者符號實踐，包括杭州西湖“西子”符號在內的不同類型旅遊，吸引物符號才能夠得到持續的傳承和創新。

然而，通過對旅遊符號學研究歷程的回顧，可以發現學術界尚未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加以特別關注。鑒於此，本文以杭州西湖的“西子”詩詞為例，在梳理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基本內涵、理論支撐與研究價值進行探討。

1 研究綜述

符號學已經成為旅遊研究的重要理論視角。麥肯奈爾（Mac Cannell） 較早將符號學理論運用到旅遊研究中，認為旅遊吸引物符號的能指為標誌（marker，即關於景物的信息），所指為景物（sight），並特別強調了旅遊活動中標誌體驗的重要性[3]。

受麥肯奈爾經典研究的影響，傳統旅遊符號學研究較多地，圍繞“標誌”符號的生產、傳播和體驗展開。早期的相關研究學術界已有較為完整的評述[4-6]，這里不再贅述。由於互聯網日益成為影響旅遊想象和旅遊者實踐的重要媒介，學者們開始關注旅遊“標誌”符號的網絡傳播模式、內涵與效果等方面[7-10]。

[1] WHC.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EB/OL]. (2013- 07- 01) [2015- 01- 07]. http://whc.unesco.org/archive/opguide13-en.pdf.

[2] 吳晶.西湖詩詞 [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5: 11-18.

原題〈旅遊者符號實踐初探——以杭州西湖“西子”詩詞為例〉

（本文作者陳崗單位：杭州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杭州311121）

原載 2015 年第5 期總第145 期人文地理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1）

提要：旅遊者符號實踐概念的提出，旨在進一步凸顯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本文以杭州西湖的“西子”詩詞為例，初步探討了旅遊者符號實踐概念的基本內涵、理論支撐與研究價值。旅遊者符號實踐並不是對已有符號記憶的被動接受，而是借助旅遊者的親身體驗，不斷將其運用到旅遊實踐中去加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的動態演進過程。


符號學理論、實踐理論和（身體）現象學理論，構成了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的三大理論支撐。符號實踐是旅遊者符號體驗過程中主觀與客觀、過去與現在、已知與可能、我者與他者、代表物與對象等諸多二元關係的中間環節和關鍵樞紐，既關係到旅遊者的符號體驗質量，也與旅遊目的地可持續發展息息相關，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2011 年，杭州西湖作為我國迄今為止唯一一例“關聯性文化景觀（Associative cultural Landscape） ”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關聯性文化景觀“以與自然因素、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相聯系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證為特征”[1]。

Japan Creative Centre

As a result of the Japan-Singapore summit meetings held in March and November 2007, an agreement was reached to set up the Japan Creative Centre (JCC) in Singapore as a base for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on Japan's culture and technologies. The Centre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outside Japan as a new type of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centre that showcases Japan's "now", and could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future.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 is the main theme of the Centre. The Centre will showcase Japan's "soft power", such as pop-culture and traditional arts, besides creating space for experiencing the charms of Japan. The contents of the Centre can be enjoyed not only by the Singaporeans but also by the peoples of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Centre's highlights of "Cool Japan" will include high technology, design, gourmet, fashion, traditional craft, traditional art, music and movie, anime and manga. We received valuable advice from Mr. Toshiyuki Kita, a world-renown industrial designer and design producer, in embodying the concept of the JCC project and its design. It is not public sectors but private sectors who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promoting "soft power". Therefore, we would like to ask the private sectors to provide us with ideas and initiatives. In particular, we will highly appreciate any ideas and requests as to what is appropriate and favorable for the projects of the Centre.

A 450m2, single-story building was provided by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to house the Centre. The building is located at the start of Orchard Road (at 4 Nassim Road), a location so ideal for holding events to attract visitors.

Centre facilities are (1) Multi-purpose Hall with an approximate capacity of 50 seats; (2) E-Library holding a good collection of Japanese-related books, music, movie, anime and other documentary DVDs that are free for reference by the public, and (3) Exhibition Space dedicated to exhibits and displays. With these facilities to begin with, we hope you can help us further expand on our ideas.

All facilities of the Centre, in principle, are made available to a wide range of users. The Centre could also be used for various events that you co-organise with the Centre. We sincerely hope you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entre.

We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and continued support.

Please send us your ideas and questions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Japan Creative Centre
Embassy of Japan in Singapore
Address: 4 Nassim Road, Singapore 258372
Tel: (+65) 6737-0434
Fax: (+65) 6735-3062
E-mail: jcc@sn.mofa.go.jp

Sungai Pertemuan and Jalan Penarikan revisited

During the past weekend, my family and I embarked on a brief journey to Felda Jelai, near the border of Negeri Sembilan and Johor. Our travels led us to a place of significance, known as Sungai Pertemuan, located 8 kilometers west of the town of Bahau.

Last weekend me and family made a small trip to Felda Jelai towards the Negeri Sembilan-Johor border and made stops to and fro. Among it is a place called Sungai Pertemuan, 8 km west of the town of Bahau.

Pekan Tourism：Royal Town of Malaysia

Pekan is a town in the Pekan District of Pahang in Malaysia. It is popularly known as the "Royal Town of Malaysia" as it is the seat of the Pahang Sultanate. Home to some grand buildings, Pekan town is scenic and pristine with wide clean streets, spacious fields and royal palaces.

Muzium Masjid Sultan Abdullah is a graceful white mosque located in Pekan from the 1930s now renovated to a museum. The mosque is meticulously designed and is a masterpiece. Abu Bakar Royal Mosque is also located in Pekan. It is a Royal Mosque and is built in Moorish Design. Several Sultans and Royal family members rest peacefully in graves in the mausoleum of the mosque. Sultan Abu Bakar museum is also a must visit in Pekan and has a wide collection of relics, chinese glassware and ceramics.

You may also visit Chini Lake which is 70km from Pekan and takes 1 hour by road to reach. It is Malaysia’s largest freshwater lake and is home to Orang Asli who are the oldest habitants of Malaysia Peninsula. Bird watching is also a prevalent activity in Pekan and you can easily spot Hornbills. Pahang Royal Silk Weaving Center, Royal Pekan Golf Club, Royal Pahang Polo Field are among other places worth visiting in Pekan.

Things to do in Pekan

1. Sultan Abdullah Mosque Museum

2. Sultan Abu Bakar Palace

3. Sultan Abu Bakar Museum

4. Royal Pahang Silk Weaving Centre

5. Pekan Riverfront

6. Chini Lake


Food in Pekan

Pekan is well-known for its eateries and delicacies. There is a diverse menu to choose from especially for breakfast. One of the most famous delicacies is that of roti naik, tastes best when eaten hot and fresh. It is a bread bun that is selectively available in a few cities of Johor and Pahang.

Another mouthwatering dish is Murtabak which is a stuffed pancake in Malaysian style originally belonging to India. Nasi Dagang, a dish with steamed white rice packed in banana leaves with chunks of fish, is popular among locals and tourists.

There is no dearth of restaurants in Pekan. A majority of the eateries, food stalls and fruits stalls can be found along the streets between padang and Sungai Pahang and also along Sultan Ahmad riverfront. （Source: https://www.holidify.com/places/pekan/）

政策利好下，特色小鎮發展前景良好

特色小鎮是指依賴某一特色産業和特色環境因素（如地域特色、生態特色、文化特色等），打造的具有明確産業定位、文化內涵、旅遊特徵和一定社區功能的綜合開發項目。

特色小鎮能夠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實現鄉村振興，促進國家可持續發展，具有戰重要戰略意義。近年來，國家出台多項政策鼓勵支持特色小鎮建設，爲行業提供良好發展環境。2022年3月，國家發改委發佈《2022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明確提出要促進特色小鎮規範健康發展，健全各省份特色小鎮清單管理制度，加強監測監督監管，防範處置違規行爲，通報負面警示案例。

特色小鎮種類多樣，根據地域文化、自然風貌等因素可分爲曆史文化型、生態旅遊型、特色産業型、金融創新型、城郊休閒型等。在國家政策及市場需求的推動下，中國特色小鎮數量不斷增長，目前國家級特色小鎮數量超過400個。從區域分佈來看，國內特色小鎮主要分佈在華東、中南地區。其中華東地區特色小鎮數量佔比接近30%，位列第一，中南地區佔比約爲22%，位列第二。

根據新思界産業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特色小鎮建設規劃及與發展前景研究報告》顯示，2019-2022年，受疫情影響，國民出行意願及旅遊需求降低，疊加政策對特色小鎮建設要求不斷收緊，國內特色小鎮市場規模呈波動下降趨勢。2022年中國特色小鎮市場規模約爲10000億元，同比下降約20%。隨着國民經濟逐步恢復，旅遊經濟逐步復蘇，以及産業轉型升級步伐逐步加快，中國特色小鎮市場規模有望恢複增長態勢，行業發展前景良好。

在行業前景看好的背景下，中國特色小鎮運營企業數量不斷增加，市場競爭較爲激烈。目前國內特色小鎮運營企業主要有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天行九州控股有限公司、華僑城集團有限公司等。

新思界行業分析人士表示，隨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鄉村振興産業不斷發展，以及國家政策支持力度不斷加大，中國特色小鎮市場規模將不斷增長，行業景氣度良好。在市場競爭不斷加劇，政策監管日趨嚴格的背景下，國內特色小鎮行業需要迎合市場發展需要，立足當地特色資源或區位優勢，吸引人才、技術聚集，明確自身定位，避免同質化競爭，向規範化、多元化等方向發展。(2023-11-11；原載：www.newsijie.com）

东海岸经济区：关丹、北根与云冰旅游业

（关丹4日讯）彭亨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旺罗斯迪表示，自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ECERDC）（East Coast Economic Region [ECER] Development Council ）成立以来，彭亨已实施14个总值40亿令吉的高影响力项目。

他说，该项目涵盖关丹、北根和云冰等地区的旅游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发展、农业企业和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

他表示，这些项目包括马中关丹产业园（MCKIP）、北根汽车园、甘孟清真食品中心、彭亨科技园（甘孟 Gambang，Pahang Technology Park），以及关丹港扩建及城市发展 。

农业综合企业方面，已完成的项目包括姆阿占莎（Muadzam Shah）畜牧业研究与创新中心（MSCRIC）和云冰综合黄梨产业（RIPP）。

旅游业则涉及珍尼湖州立公园和北根遗产旅游发展，关丹海滨区的关丹188塔、土产手工艺商业中心和河畔公园。

他是今日在彭亨州议会议上回答巴登东姑州议员穆斯达巴隆提问时，这么说。

后者要求列出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下的高影响力项目。

确保东彭发展平衡

旺罗斯迪也介绍其他几个正在实施的项目，即关丹的遮拉丁海龟保护和信息中心及北根旧市镇的旧建筑升级改造。

正在实施的还有马中关丹产业园的3个制造业项目和一个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涉及从登嘉楼甘马挽到彭亨州重要工业地格宾的输水管道。

在回应穆斯达巴隆口头质询时，旺罗斯迪并不否认东彭和中彭有更多发展和拨款，但州政府已采取行动，确保东彭发展更加平衡。

“州政府不仅依赖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事实上自2018年，我担任州务大臣第一年已建立‘西彭Plus’（Pahang Barat Plus）计划促进区经济，许多项目正在西部实施。”

西彭包括文冬县、劳勿县和立卑县，而连突县和百乐县（Bera）则囊括在西彭Plus。

放眼明年逾11亿税收

彭亨州政府收入连续两年突破10亿令吉大关，放眼明年11亿3700万令吉税收目标。

彭亨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旺罗斯迪表示，截至12月3日，彭亨州政府已取得11亿6000万令吉收入，超过2023年财政预算案设定的10亿8000万令吉目标。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彭亨州政府连续两年收入超过10亿令吉。这使彭亨与雪兰莪和柔佛等其他发达州属持平。”

他表示，截至今年11月28日，彭亨州的投资总额为164亿令吉，其中包括47亿令吉的国内投资和116亿令吉的外国投资。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投资者对彭亨州的潜力和稳定充满信心。”

他今天在彭亨州议会提呈以“关注彭亨，人民繁荣”为主题的2024年彭亨财政预算案时，如此指出。

调查漏税降低债务

旺罗斯迪说，彭亨州政府将继续解决漏税问题，以增加对国库的贡献，并实现明年目标。

“我们将继续调查漏税情况，并监督参与彭亨州种植园计划的联邦机构，除了林业，我们也将探讨其他收入来源，包括可再生能源。”

同时，他表示州政府已成功减债，从去年的10亿3000万令吉减至今年11月的约9亿8349万令吉。

“如果在各方和合作下，债务能够进一步减少，彭亨州政府将继续努力降低债务。”

（2023年12月05日南洋商报；原題：大臣:涵盖多区多领域 彭40亿发展14大项目）

地方文化營銷 0.3：閱讀+出版文創:

動人口號：

口號也給予人們動力與新鮮點子，

它是簡短的一句話，包含一個地方整體的愿景。

INDRIYA 文化特區

PARK: The Cultural & Creative Hub

ARCH: The Friendship Glows

L 地方生態營銷

L 愛墾慕課·影像篇

L 韵文化：鄉韻

L 愛墾慕課·在地篇

L 婆羅洲海角

L 做客 特色小鎮

L 跟《馬來紀年》走一帶一路

L 愛墾慕課·文創篇

L 跟《馬來紀年》走一帶一路

Cadangan

Sehubungan dengan kenyataan di atas, dan secara kebetulan Jalan Penarikan ini terletak dalam daerah Jempol sekarang, rnesyuarat Jawatankuasa Pelancongan dan Kebudayaan Daerah Jempol yang bersidang pada 24 Mac 1998 bersetuju mengadoptasi cogan kata Daerah Jempol Laluan Bersejarah bagi daerah Jempol. Tetapi pengadoptasian sahaja, tanpa mewujudkan dan membaikpulih semula laluan itu tidak mencukupi dan memadai. Untuk melengkapkan aspirasi terakhir ini maka di sini dicadangkan:

1. Bahagian tanah yang dilintasi oleh laluan Jalan Penarikan ini iaitu dari Sungai Jempol ke Sungai Serting sepanjang lebih kurang 600 meter dan seluas kira-kira dua (2) meter, diwartakan sebagai tanah harta warisan sejarah negara.
2. Oleh sebab laluan Jalan Penarikan ini juga melintasi kawasan Istana Serting maka bangunan Istana Serting dan kawasan sekitarnya juga diwartakan sebagai harta warisan sejarah negara.
3. Berikutan dengan cadangan (2) di alas maka adalah sesuai dan logik sekali jika pihak berkuasa mewartakan juga Istana Serting sebagai sebuah muzium yang boleh menampurig dan mempamerkan bahan-bahan atau artifak-artifak sejarah yang berkaitan istana itu sendiri, Jalan Penarikan dan kawasan di sekitarnya.
4. Memandanglvn ada lot-lot tanah kepunyaan individu di sepanjang laluan Jalan Penarikan ini telah terdiri bangunan kediaman, maka laluan Jalan Penarikan itu perlu diubahsuai (lihat Lampiran G) agar tidak melangkahi kawasan kediaman yang ada.
5. Membina landskap khas di sepanjang laluan Jalan Penarikan yang diwartakan termasuk kemudahan awam.

Akhir kata jika pihak berkuasa Negeri Sembilan terlewat bertindak memperuntukkan dan sekaligus mewartakan kawasan yang dinyatakan di alas (Cadangan 1) kemungkinan besar peluang ini tidak akan diperoleh lagi (setidak-tidaknya dari segi penjimatan belanjawan membaikpulih laluan berkenaan). Generasi Malaysia akan dating hanya akan mendengar kisah Jalan Penarikan tanpa dapat melihat bukti nyata. Di samping itu Negeri Sembilan dan Malaysia akan kehilangan satu lagi mercu tanda sejarah yang signifikan dalam pembangunan politik dan ekonomi negara.

(JALAN PENARIKAN LALUAN SEJARAH iR I JEMPOL, Oleh: Norhalim I-Ij. Ibrahim dan Jamaludin bin Samsudin; dalam Warisan: Jurnal Persatuan Sejaralt Malaysia, Cawangan Negeri Sembilan 22 [1999] mukasurat 28-45)

Laluan Jalan Penarikan menghala ke Sungai Serting; kini hanya tinggal dalam catatan sejarah dan ingatan.

Penutup

Berdasarkan catatan ringkas diatas, Jalan Penarikan ini adalah sebatang jalan yang sibuk lagi masyhur serta telah memberi sumbangan dan menyaksikan peristiwa sejarah selama tidak kurang 700 tahun. Jalan ini telah menyaksikan jatuh bangunnya kerajaan-kerajaan dalam catatan sejarah dan ingatan. Seperti Langkasuka, Serivijaya, Majapahit dan Melaka serta melihat kemasukan penjajah barat (Portugis, Belanda dan Inggeris). Kepentingannya merosot dan akhirnya hilang apabila terbinanya sistem jalan raya modes pada awal kurun ke-20.

Melihat sumbangan Jalan Penarikan ini kepada sejarah perkembangan dan pembangunan tanah air untuk tidak kurang daripada tujuh abad maka adalah tidak wajar masyarakat hari ini melupakannya begitu sahaja.

Kemasyhuran Jalan Penarikan ini tidak kurang terkenainya jikapun tidak setara (sekurang-kurang buat masa ini) dengan beberapa laluan bersejarah yang terdapat di dunia seperti Laluan Nabi Muhammad (S.A.W.) di Eden, Jalan Lama Roman di England atau the Old Silk Route di benua Asia.

Sehubungan dengan perriyataan di alas, jelas bahawa Jalan Penarikan adalah satu warisan sejarah yang penting. Jalan Penarikan adalah satu tanda beti sejarah yang patut dimegahkan dan dibanggakan bukan sahaja oleh daerah Jempol (kerana secara kebetulan jalan ini terletak dalam daerah Jempol) tetapi juga Negeri Sembilan dan Malaysia. Namun buat masa ini, tanda beti sejarah ini hanya merupakan satu nama yang tinggal dalam minda sebahagian kecil penduduk tempatan dan dalam catatan sebilangan kecil buku sejarah. Keadaan ini akan menjadi lebih buruk kerana antara lain:

Kawasan laluan jalan ini kini dimiliki oleh tidak kurang daripada lapan (8) orang individu berdasarkan pemecahan lot-lot tanah yang ada (liha Lampiran F), termasuk dua lot yang dipunyai oleh keluarga diraja Seri Menanti (Istana Serting).

Ada bahagian kawasan laluan ini sedang dan akan membangun sebagai kawasan perumahan dan pembinaan infrastruktur dasar lainnya. Apabila pembangunan ini terlaksana nanti, laluan Jalan Penarikan ini akan hilang langsung.

Dengan demikian, jalan Penarikan ini sebagai satu warisan sejarah yang begitu penting hams di baikpulih, dipelihara dan "dinampakkan semula" atau made known kepada orang ramai atau kepada dunia agar jalan ini tidak hanya wujud dalam ingatan dan catatan sejarah sahaja. Dengan adanya pembaikpulilian ini, generasi Malaysia akan da tang tahu dan kenal sejarah tanah airnya sendiri, Negeri Sembilan dan Malaysia pula akan menambah satu lagi mercu tanda sejarah yang boleh dijadikan tempat tarikan pelancong. （Sambung Dibawah）

Pemetaan Awal

Peta terawal yang melakarkan Jalan Penarikan telah dilukis dalam abad ke-16 oleh seorang ahli geografi Eropah (lihat Lampiran C). Peta ini menunjukkan wujudnya sebatang 'terusan' yang melintangi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dari pantai barat ke pantai timur. Di bahagian pantai barat 'terusan' tersebut bermula di kuala Sungai Muar dan berakhir di Pahang (dicatatkan sebagai Munn dalam peta berkenaan).

Berdasarkan catatan di peta berkenaan, terusan ini benama Sungai Muar. Walaupun peta lakar ini tidak mengenal pasti Jalan Penarikan yang menguhubungkan Sungai Muar dengan Sungai Pahang, namun menyatakan dengan konkrit tentang wujudnya sebatang jalan darat yang sebahagian besarnya memudiki (Sungai Muar) danSnenghiliri sungai (Sungai Pahang) telah ada. Pelukis peta ini hanya dapat mengkonsepsikan jalan tersebut sebagai 'terusan' kerana pemetaan yang dilakukannya adalah berdasarkan cerita atau berita lisan yang diperolehinya daripada penduduk tempatan.

Pelukis sendiri tidak pernah melalui 'terusan' tersebut. Peta lakar ini walaupun tidak jelas adalah satu bukti kortkrit bahawa Jalan Penarikan telah popular dan terkenal di kalangan penduduk dan pedagang setempat dan juga pedagang barat dalam abad ke-16.

Peta abad ke-16 ini telah mendorong Emmanual Gohindo d' Ereclia, seorang pengembara Portugis mengembara ke bahagian pedalaman Melaka pada awal abad ke-17 untuk menyiasat tentang kewujudan 'terusan' tersebut. Beliau mendapat 'terusan' dalam peta abad ke-16 itu tidak wujud dalam erti kata sebenarnya. Sebaliknya beliau telah menemui Jalan Penarikan. Penemuannya ini telah dilakarkan menjadi peta dalam tahun 1613 (lihat Lampiran D dan E).

Berdasarkan peta Eredia nyata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jalan darat yang menghubungkan Sungai Muar (Rio de Mvar) dengan Sungai Pahang (Rio de Pam). Eredia juga telah menandakan di mana letaknya serta mencatat sekali nama Jalan Penarikan itu. Di samping berbuat demikian Eredia juga telah rnenancla-kan rangkalan jalan darat yang menghubungkan Jalan Penarikan dengan kerajaan Melaka (di bawah kekuasaaan Portugis), Rembau (tercatat sebagai Rambo dalam peta berkenaan) yang menjadi pusat kerajaan yang diistilahkan oleh Eredia sebagai Regiam de Monancabos dan daerah-daerah lain seperti Lukut (Lricoth), Linggi (Lingo) dan Sungai Ujung (Sane Vjon).

Peta Eredia dan peta abad ke-16 ini secara langsung menunjukkan betapa pentingnya Jalan Penarikan pada abad ke-16 dan ke-17 dan merupakan satu-satunya jalan laluan darat dari pantai barat ke Pahang dan tempat-tempat lain di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Jalan Penarikan dan Pemberontakan Mat Kilau

Peminat sejarah dan orang-orang tempatan di Jempol sering mengaitkan jalan ini dengan pemberontakan Mat Kilau di Pahang. Mereka percaya bahawa dua orang ketua adat dari kawasan timur Negeri Sembilan iaitu Jempol dan Jelai, bersama pengikut mereka turut membantu Mat Kilau. Mereka ialah Panglima Muda Jempol yang dikatakan "berasal dari kampung Jempol di tebing Sungai Jempol" dan "Datuk Maharaja Perba Jelai, di Jelai". Kedua-dua orang ketua adat ini dikatakan telah bersama dengan orang-orang Mat Kilau menyerang pasukan Hugh Clifford di Kuala Lipis.

Kemudian, Panglima Muda Jempol telah menyerang orang Inggeris di Sungai Duni berhampiran kuala Sungai :Cirri dan berjaya membunuh dua orang pegawai Inggeris. Akibat serangan Panglima Muda tersebut, "sepasukan polis dari Pahang telah pergi ke Sungai Jempol,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dan menangkap 21 orang pengikut Panglima Muda Jempol. Bagaimanapun, Panglima Muda Jempol gagal ditemui". Selanjutnya peminat sejarah dan orang tempatan Jempol percaya bahawa Panglima Muda Jempol telah meninggal dan dikebumikan di Kuala Sungai Jempol. Mereka juga percaya bahawa sebuah pusara lqina yang tidak bertanda, terletak di bawah rimbunan pohon beringin, berhampiran dengan kuala Sungai Jempol (lihat gambar di bawah) sebagai pusara Panglima Muda Jempol yang terlibat dalam pemb7ontakan Mat Kilau.

Peristiwa-peristiwa sejarah yang disebutkan dalam naratif di alas memang tercatat dalam lembaran sejarah negeri Pahang. Misalnya serangan ke alas Hugh Clifford di Kuala Lipis oleh Mat Kilau itu berlaku dalam bulan Mac 1892. Dua orang pegawai Inggeris yang disebut itu ialah anggota Pahang Exploration Com-
pany dan peristiwa itu terjadi dalam bulan Apri11892. Memang benar ada pasukan polis yang diketuai oleh R. W. Duff "pergi ke Sungai Jempol".

Pusara lama yang tidal( hertanda terletak di awah rimbunan pohon beringin berhampiran Kuala Sungai Jempol yang dipercayai oleh peminat sejarah dun orang tempatan di Jempol sebagai pusara Panglima Muda Jempol.

Kesilapan atau lebih tepat dikatakan kekelirdan yang berlaku clalam naratif tersebut ialah salah faham tentang nama "Jempol", "Jelai" dan "Sungai Jempol". Nama-nama tersebut pada hakikatnya terletak dalam negeri Pahang iaitu di sekitar kawasan Chenor dan tidak dalam daerah Jempol, Negeri Sembilan seperti yang dikenal pasti oleh peminat sejarah clan orang-orang tempatan Jempol. Kekeliruan di sini ialah persamaan nama tempat (Jempol dan Jelai) dan nama sungai (Sungai Jempol) yang wujud di kedua-dua buah negeri (Negeri Sembilan dan Pahang) berkenaan. Beriku tan dengan kekeliruan ini nama kedua-kedua orang ketua itu juga turut diasosiasikan dengan ketua-ketua adat dari Jempol, Negeri Sembilan. Mereka menganggap. Panglima Muda itu berasal dari Kuala Jempol (Negeri Sembilan) dan Maharaja Perba pula berasal dari Jelai (Negeri Sembilan). Datuk Maharaja Perba Jelai dalam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Pahang dikenali juga dengan gelaran Tuk Raja.

Jalan Penarikan Selepas Abad ke-16

Sebagai jalan alternatif kepada jalan laut, Jalan Penarikan sering digunakan sebagai jalan penghubung antara negeri-negeri pantai barat dengan negeri-negeri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baik dalam aktiviti politik, sosial maupun ekonomi. Aktiviti ini, khususnya ekonomi dan sosial, adalah rutin, tiada tercatat dalam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negeri-negeri berkenaan. Namun, apabila timbul peristiwa luar rutin,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negeri-negeri Melayu menyebut tentang kehadiran jalan tersebut. Antara peristiwa bersejarah yang tercatat berkaitan dengan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o Sultan Johor,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II (1623-1677) telah dikalahkan oleh gabungan tentera Jambi dan Palembang pada sekitar bulan April/ Mei 1673 (Andaya, 1987:133). Beliau telah berundur ke Muar dan kemudian,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pergi pula ke Pahang.

o Dalam tahun 1830 telah berlaku peperangan di Seri Menanti antara Raja dan Datuk Bongkok (Penghulu Luak Ulu Muar) dengan Yamtuan

(Yang Dipertuan) Sati (Raja Labu)2 yang dibantu oleh Raja Kerjan3. Raja Labu telah kalah dalam peperangan ini dan Raja Kerjan telah melarikan diri ke Pahang' (Norhalim Hj. Ibrahim, 1995:195), mengikut Jalan Penarikan.

• Dalam tahun 1866 pula Wan Aman (Abdul Rahman), anak Bendahara Tun

Mutahir, Pahang bersama dua orang adiknya (Wan Da dan Wan Abdullah) telah datang ke Rembau dari Johor, menemui Datuk Sedia Raja Akhir (1843-1872), Undang Rembau.  Tujuan pertemuan itu adalah untuk mendapatkan bantuan ketenteraan5 di samping meminta izin membawa tenteranya melalui wilayah kerajaan Rembau untuk ke Jempol. Dari Jempol, dengan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mereka akan menyerang Pahang Barat dan sekali gus merebut kembali jawatan bendahara yang dirampas oleh bapa saudaranya, Wan Ahmad° (Cowan, 1961:39; Winstedt, 1962:216; Norhalim Hj. Ibrahim, 1995:245).

• Salah satu komoditi perdagangan penting yang dieksport menggunakan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emas. Menurut rekod China abad ke-17 bernama Hai-Itt (Riwayat Laut) di bahagian pedalaman Pahang telah terdapat lombong emas (Andaya dan Andaya, 1983:104).  Emas dari lombong berkenaan telah dibawa keluar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Jessy, 1961:45).

Daripada data dan contoh di atas nyata bahawa Jalan Penarikan ini telah wujud sejak zaman kerajaan Melayu Melaka lagi, pada abad ke-15. Pernyataan ini tidak mungkin dinafikah. Memandangkan bahawa aktiviti perdagangan antara bahagian pedalaman negeri-negeri Melayu dengan negeri-negeri kota yang ter-letak di bahagian pesisi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telah lama berjalan, besar kemungkinan Jalan Penarikan ini telah digunakan lebih awal daripada itu; iaitu pada zaman keagungAt,,t kerajaan-kerajaan Langkasuka, Serivijaya, Palembang, Majapahit (abad ke-14) atau kerajaan Temasik (akhir abad ke-14). Semenjak abad-abad tersebut, jalan ini terus digunakan, sama ada dalam keadaan aman atau sebaliknya, sehingga awal abad ke-20. Kepopularan Jalan Penarikan ini mulai inerosot apabila kerajaan Inggeris membina landasan kereta api yang menghubungkan Bahau dengan Kuala Pilah dan kemudian dengan kawasan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Landasan kereta api tersebut telah siap dalam tahun 1931.

Catatan Sejarah

Sejarah awal Jalan Penarikan ini tidak diketahui dengan tepat kerana tidak ada catatan khusus tentangnya.  Pernyataan tentangnya hanya diperoleh daripada dokumen lain yang secara kebetulan menyebutnya. Jalan ini dikatakan

telah mula digunakan oleh pedagang-pedagang dari pantai barat Semenanjung seperti Kelang dan Muar untuk ke pantai timur (termasuk Siam) dan sebaliknya, dalam urusan perdagangan di samping sebagai jalan pergerakan tentera, sejak Izaman kerajaan Langkasuka dalam abad pertama tahun Masihi. Jalan ini jugs

menjadi jalan laluan darat utama, untuk tujuan yang sama, dalam zaman kerajaan Majapahit kira-kira pada abad ke-13 dan ke-14 tahun Masihi.

Mengikut cerita orang-orang tua, orang Siam pernah cuba menggali satu terusan untuk menghubungkan Sungai Serting dan Sungai Jempol supaya tidak perlu lagi menarik

perahu   di   atas daratan. Usaha tersebut terpaksa diberhentikan kerana hampir semua mereka  mati  di-
sebabkan oleh sejenis penyakit.

Kesan penggalian itu masih ketara di tebing utara Sungai Jempol di tempat bermulaanya Jalan Penarikan itu.

(Pix) Sunga Sorting, di belakang kawasan Istana Sorting yang ada sekarang. Di sinilah satu lagi huiung lan Penarikan.

 
jalan Penarikan dalam Sejarah Melayu

Sejauh dan setakat mana jalan ini digunakan pada zaman awal tidak diketahui dengan tepat. Dokumen terawal menyebut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buku Sejarah Melayu susunan Tun Seri Lanang atau Tun Muhammad Bendahara Johor pada kira-kira tahun 1612 Masihi.   Antara peristiwa berkaitan dengan Jalan Penarikan yang diceritakan oleh Sejarah Melayu adalah :

Jalan ini telah digunakan oleh Awi Cakri, panglima Siam untuk menyerang Melaka dari Ulu Pahang pada zaman pemerintahan Sultan Muzaffar Syah (1444 - 1456). Dalam peperangan ini Tun Perak telah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Sejarah Melayu, 1992:67).

Pada zaman pemerintahan Sultan Mansur Syah (1456/9-1477), Bendahara Paduka Raja, atas titah sultan telah menyerang Pahang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Sejarah Melayu, 1992:73-74).

Sultan Mahmud Syah (1488-1511), telah menggunakan Jalan Penarikan untuk berundur ke Pahang setelah kerajaan Melaka jatuh ke tangan Portugis (Sejarah Melayu, 1992:204)

(JALAN PENARIKAN LALUAN SEJARAH iR I JEMPOL, Oleh: Norhalim I-Ij. Ibrahim dan Jamaludin bin Samsudin; dalam Warisan: Jurnal  Persatuan Sejaralt Malaysia, Cawangan Negeri Sembilan 22 [1999] mukasurat 28-45)

JALAN PENARIKAN--LALUAN SEJARAH iR I JEMPOL

Oleh: Norhalim I-Ij. Ibrahim dan Jamaludin bin Samsudin

Pendahuluan

Jalan Penarikan yang juga dikenali sebagai Londar Siam adalah sebatang jalan darat tertua diketahui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dan merupakan jalan alternatif kepada jalan laut, iaitu melalui Temasik (Singapura sekarang) di selatan Semenanjung Malaysia, yang agak jauh dan berbahaya pada musim monsun. Jalan ini menghubungkan dua batang sungai iaitu Sungai Serting di sebelah utara yang mengalir masuk ke Sungai Bera yang pula mengalir ke Sungai Pahang dan Sungai jempol di selatan yang mengalir masuk ke Sungai Muar (lihat Lampiran A). Kedua-dua sungai ini terletak di daerah Jempol, Negeri Sembilan. Jarak terdekat di antara kedua-dua sungai ini adalah kira-kira 0.6 km. Di sinilah letaknya Jalan Penarikan (lihat Lampiran B).

jika hendak ke, Jalan Penarikan, para pedagang harus memudiki Sungai Muar (jika dari pantai barat), kemudian Sungai Jempol hingga ke pengkalan di Kampung Bukit Laka sekarang. Dari pengkalan itu, perahu-perahu ditarik melintasi kawasan darat ke pengkalan yang terletak di Sungai Serting. Dari pengkalan ini perahu-perahu menghiliri Sungai Serting, masuk ke Sungai Bera dan akhir sekali Sungai Pahang hingga sampai ke kuala iaitu bandar Pekan sekarang.

Perbuatan menarik perahu sepanjang kira-kira 0.6 km. menyebabkan laluan itu dinamakan Jalan Penarikan.

(Pix) Bahagian Sungai Jempol di mana Jalan Penarikan bermula, menunjukkan bekus terusan yang tidak siap

Related:

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08

做客 特色小鎮

（续上）华人多在此街经营生意。 北根的华人居民多属潮州籍。广东人从事树桐及开芭工作，而海南人多开咖啡店。 潮州人及其他籍贯华人的进出口生意范围包括树桐、米粮、树胶等。华人也开设 板厂及收购土产等。 独立前北根的交通极不方便，南下北上都须乘坐好几趟渡轮。北根与关丹之间的 陆路交通也须依赖渡轮。

北根的商业不甚发达，但据说北根华人从前曾组织华人商会，後来商会兴办学校， 把商会会所让出给学校作为教室，并由各华人商家捐款来维持学校的经费。 据说北根华人曾助苏丹打天下，而获得拨出地皮作为古庙和义山的用途。

位於老北根的伯公庙前，古墓林立，其中有些墓碑依稀还能辨别得出是清朝嘉庆年间立的。距离古庙半英里路程的另一座华人义山历史最为悠久，但墓碑已残缺。这些 古墓或许可说明华人在二百多年前已在老北根居住。

北根的广肇会馆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原址位於甘榜吉打邦（Kampong Ketapang）。琼州会馆则成立於1930年代。潮州会馆成立较迟，前身为互助社。

据说二十世纪初期，陆佑曾在北根一带发展椰园，开酒楼及修建邓贵路。邓贵路铺设至今已有大约80多年了。

参考资料

 1. Dr. R. G. Cant,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hang
 2. 口述历史资料及照片。
3. W. Linehan, A History of Pahang
4. 夏观明特稿，屹立二百多年的北根大伯公庙。（星洲日报1990 年10月1日）

彭亨北根伯公庙历史遗物 北根伯公庙不是一间寻常的庙。庙里的历史遗物是华人在北根开荒拓土的历史见 证。伯公庙可说是北根华人仅存的历史古迹。庙内的一个拥有229年历史的大唐本 头公石碑，说明华人祖先在200多年前便来到北根。

庙内的历史遗物共有8件，简述如下：

1. 大唐本头公石碑，乾隆28年岁次癸未（公历1763年）。
2. 四方石炉，乙亥春月即嘉庆20年岁次乙亥（公历1815年）。
3. 四方石床，丙子，即嘉庆21年岁次丙子（公历1816年）。
4. 甲必丹神主牌。
5. 神主牌，道光元年，（公历1821年）。
6. 木造高脚烛台，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公历1878年）。
7. 大铜炉，光绪30年岁次甲辰（公历1904年）。
8. 木横牌，同治13年岁次甲戍（公历1874年）。

从以上伯公庙的古物中，我们有理由说华族先辈在乾隆28年（即1763年）间便来 到北根。史籍中记载明代郑和於永乐十年及正统元年，曾经两次登陆彭亨，可惜没有历史遗物为证。

据说郑和登陆的地点就是北根附近的瓜拉彭亨，而北根的旧名叫嘭哼。证据是北根华侨公山有块石碑，刻着嘭哼华侨公山碑，而伯公庙内也有一块木碑刻着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 这些历史问题尚有待考古工作者加以研究。

参考资料

1. 夏观明特稿，屹立三百多年的北根大伯公庙。（星洲日报1990年 10 月1日）

2. 北根列圣宫主席黄盛伟提供的历史遗物名表及资料。

3. 陈小燕老师采访的资料及照片。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0页。)

 [二] 英殖民地时期的北根华人

至1888年为止，彭亨的交通主要依赖森林小道、海及河流。彭亨河是彭亨州内商旅及货物所依赖的最重要运输线，因为彭亨河的运输费远比陆上运输费来得低。 北根发展为重要的商埠与彭亨河的运输线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北根的华人除经营 生意，收购土产及与停泊在港口的船只（包括中国及外国人的商船）进行贸易外， 不少北根华人商家通常雇用来自苏门答腊或吉兰丹的马来人在彭亨河上运输货物。

 位於槟绒（Penjom）的欧洲人矿务公司，拥有本身的船只川行於瓜拉彭亨／北根 及槟绒之间，华人商家则成为货品的供应商。另外一些华商则收购土产输出至新加坡。

北根华裔人口在英殖民地政府时期逐渐回升，1888年彭亨的华人估计不超过1500 人，到了1891年彭亨的华人总数已达到3241人，主要分布在北根及矿区如槟绒、 林明、关丹及劳勿等区一带。虽然如此，华人在北根仍属於少数。

1911年的华裔 人口仅占北根总人口的3%左右。 英殖民地政府时期，定期川行於新加坡及瓜拉彭亨之间的船只服务也促进了更多华工及华商进入北根工作和经商。根据北根父老追述，从前大帆船也从新加坡运载货物至北根，然後开往关丹、淡马鲁、文德甲及而连突等地。

瓜拉彭亨的捕鱼业为北根提供了新鲜的鱼类海产。北根的一些华人商家向瓜拉彭亨及邻近的渔村收购鱼产制成咸鱼外销。 1898 年期间彭亨州内的欧洲人及华人资本曾在瓜拉彭亨发展椰园，面积各为数百亩。至於其他农业活动，并无多大的发展。

北根的经济发展并不蓬勃，基本上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彭亨土酋的反叛活动使到参政司制度迟至1895年才能较全面展开。

（二）英殖民地政府於1897年把彭亨首府及行政中心迁到立啤。

（三）北根的华裔人口极少，加上华人资本并未踊跃以北根为投资目标，新的华 人移民可说少又少。 北根的华人早期聚居在老北根，後来才搬到新北根。

[三] 我国独立前的北根华人社会

北根的华人多聚居於市区，只有零星的华人散居在渔村或其他郊外地区。 北根市区面向北根河，市区中四条街道形成一个井字，其中唯一以华人名字命名的是邓贵街 (Jalan Teng Quee)。